【轉】邱軼皓:《蒙古帝國視野下的元史與東西文化交流》導論(節選)

哲夫成城
2019-06-12 看过

本書按主題分為上、下兩部分。

上編共六章,集中在對蒙古帝國及元朝時期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結構進行考察,而考察的重點則聚焦於蒙古政治制度中和草原舊制——即和歐亞世界政治傳統聯系密切的幾個方面,如汗位繼承制度中的結構性沖突引起的政治動蕩、草原分封制度在定居社會的移入,以及遊牧社會政治中,身份依附關係和二元官僚制度之間的關聯和相互影響等。作者研究的基本思路,則是希望能廣泛地比較、綜合蒙古時代遺留的漢語、非漢語歷史記載,對上述問題提供一個較為全面的考察;同時又不僅僅將研究視野局限於元朝,而是將具體專題的研究放置在整個蒙古帝國的背景下進行考察。此外,作者也將上述思考延伸至對元朝以外的蒙古汗國歷史的考察中,希望能夠通過對蒙古制度傳統地方化過程的平行比較,展示出元史和其它蒙古汗國歷史進程所具有的種種共性。

第一章“蒙古斯坦”的形成與草原領地的分封。本章主要是通過綜合比勘漢文、穆斯林史料原始文本,考察了成吉思汗興起前後,通過對蒙古高原西側的遊牧部族的征服,而導致蒙古部族活動範圍的擴大。但在全部的草原遊牧部族逐漸被覆蓋在“蒙古人”概念之下的同時,成吉思汗所倚靠的部族勢力(諸千戶)的重心,仍然偏重於東部。而當其中絕大部分千戶被當作成吉思汗的遺產,由拖雷代為掌管之後。拖雷和拖雷家族在草原東部獲得了遠超過其諸位兄長的影響力。這甚至對窩闊臺的順利即位形成了很大幹擾,為了避開拖雷家族對汗權的潛在威脅,窩闊臺在即位後即把其經營的重心移向更偏西部的哈剌和林地區。哈剌和林也從此前諸蒙古語部族活動範圍的邊緣,一躍成為蒙古帝國的中心。

第二章草原政治中心的西移與哈剌和林之成立。在本章中,作者首先考察了窩闊臺到貴由汗時期東西蒙古的分離,認為正是窩闊臺家族對蒙古各部傳統的政治中心——位於三河之源地區的大斡耳朵的疏遠,才導致了其與東道諸王、諸部族關係的疏離與緊張。而在蒙哥奪取汗位之後,原本應為大汗與幼子家族之間,因為權力分配而造成的對立實際上已不存在,因為蒙古高原東西兩側復合為一,哈剌和林成為唯一的政治中心。而在廣義的哈剌和林地區,除了大汗本人擁有特權的地區,還分布著許多旁支宗王的分地。而哈剌和林作為“公共領地”,在遊牧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也發揮著特殊的作用。

第三章草原分封制度的延伸及調整——以大蒙古國政治背景下的山西地區為中心。本章所討論的,實為上章草原分封模式在被推入定居社會之後的延續與變 化。作者以大蒙古國時期的山西地區為例,指出蒙古人在定居社會中的分封形態 與其對外征服的行動密切相關。某位宗王親自參與了征服某一地區的戰事,就有 權在戰後獲取相應的分地。而從宏觀上來看,北部中國分封形勢的變化,也與整 個大蒙古國內部不同派系勢力的消長息息相關。同時, “投下分封”傳統向定居社會的沿伸, 具有其特殊性格。 在漢地分封中對固有行政區劃的割裂,反映出草原傳統下分封以“人口 ”而非“行政區劃”為標准的事實。

第四章蒙古草原傳統之移入及其轉型———基於對諸蒙古汗國制度比較的一個考察。 在本章中,作者橫向比較了金帳汗國、伊利汗國和元代制度中,由四位與怯薛集團有關, 並代表了部落組織與遊牧政治傳統的“核心官員”掌握軍隊與國家核心權力的特殊制度。認為這是早期蒙古制度,在已經實現了地方化轉型的各蒙古汗國制度中的遺存。通過對西方汗國“兀魯思異密”制度的理解,我們可以區分出元代中樞機構兩種不同身份的官僚類型,他們分別由來自遊牧國家的軍事組織蒙古重臣和吸收自定居社會的技術官僚組成。雖然在同一部門共事,但他們卻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權力基礎與政治角色。

第五章伊利汗國的成立——異密•部族•集團(旭烈兀—阿合馬時期)。本章以《五族譜》所載蒙古異密名錄為視角,討論伊利汗國的成立及其政治結構。作者通過分析伊利汗國中特定異密家族的部族背景和子嗣地位的升降變化,來考察政治過程和異密家族之間的聯系;以及考察旭烈兀西征之前蒙古在河中、波斯地區的鎮戍軍集團在伊利汗國建立過程中和建立後各重大政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認為:伊利汗國建立在對原有蒙古鎮戍軍集團的吸收和改造基礎上,同時,後者也奠定了汗國的基本構造。

第六章14世紀初斡兒答兀魯思的汗位繼承危機。作為術赤兀魯思的左翼,十四世紀初斡兒答兀魯思的汗位危機將四個蒙古汗國(元、金帳汗國、察合臺-窩闊臺汗國、伊利汗國)先後卷入其中,它最終超越其發生的地域而成為影響蒙古帝國政治進程的一個重要事件。由於記述這一事件的史料較為零碎,且散見於伊利汗國的波斯語史書和用阿拉伯語編纂的馬木魯克編年史中,故本文通過對比、分析相關穆斯林文獻,對該歷史事件的過程進行梳理和還原。並且從斡兒答汗位傳承特征和外交上的獨立性兩方面對斡兒答兀魯思汗位危機發生的原因進行了討論。

而本書的下編,則試圖在政治史維度外,橫向考察蒙古統治下亞洲東西部分之間的人員、物質、知識的接觸與交流,同時也希望將傳統的文化交流史放置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下進行討論。下編共分為七部分。

第七章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國遣使元朝考——法合魯丁•阿合馬•惕必的出使及其背景。本章考察了公元1298年伊利汗國君主合贊汗派往元朝的使團及其經曆。筆者利用了近年在伊朗出版的幾種較重要的《瓦薩甫史》影印、整理本和德黑蘭大學、伊朗議會圖書館所藏的幾個早期的《瓦薩甫史》手稿,提供關於此次出使活動的一個較為完整的譯本。同時,筆者也考察了以發法合魯丁·阿合馬·惕必家族為代表的波斯海商家族。筆者認為,法合魯丁出使元朝並非一孤立事件,而是1304年蒙古諸汗國約和背景下,重啟跨蒙古帝國商業網絡的一個嘗試。

第八章“骨咄”新考——對內陸亞洲物質交流的一個考察。骨咄是中古時期在阿拉伯-波斯和漢語文獻中國被廣泛記載的一種具有解毒功能的骨質珍寶,先後受到突厥、契丹、女真等內亞民族的珍視。本文在勞費爾、伯希和研究的基礎上,系統梳理、比勘了九至十四世紀的阿拉伯、波斯、突厥和漢文文獻中關於骨咄的記載,考察了東、西亞文獻中對於骨咄產地、特性等知識的積累、變遷和交流的過程;梳理了有關骨咄知識的傳播路線,以及“骨咄”在中古時期內亞外交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九章䑸(Jung)船考:——13至15世紀西方文獻中所見之“Jung”。筆者在本章中,主要利用十三至十四世紀波斯語史料,討論了在同一時期被借入波斯語、阿拉伯語的,用來描寫中國式遠洋帆船的術語Jūng,來自於中古漢語俗詞“䑸”。

第十章《桃裏寺文獻集珍》(Safina―yi Tabriz)所載世界地圖考。本章研究了在伊朗發現的一副繪制於伊利汗時期的世界地圖。筆者認為該地圖反映了相當典型的“蒙古時代”的地理學知識變化,同時也是十三至十四世紀東西方地理學知識交流的一個例證。通過對地圖中所記錄的地名進行考訂、梳理,本章亦圍繞此圖為中心,討論的元代統治者的世界觀念,以及伊斯蘭地理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局限。

第十一章14世紀馬穆魯克商人所述哈剌和林情報考——兼論馬可•波羅同時代的阿拉伯遠洋商人。本章主要考察了14世紀馬穆魯克歷史學家尤你尼在其編年史《時間之鏡補遺》中收錄的關於哈剌和林的一則記載。通過和同時代漢語、波斯語文獻的比勘,筆者肯定了阿拉伯史書中對哈剌和林記述的可靠性。同時,筆者也討論了阿拉伯遠洋商人在來華遠洋貿易活動中所起的作用。

第十二章《五族譜》研究導論——研究史•文獻特征•史料價值。本章嘗試在綜述前人關於《五族譜》的研究成果之上,從《五族譜》的文獻特征,史料價值和《五族譜》編纂模式對於“後蒙古”時期波斯語史書和譜系編纂的影響三方面作一次較為全面的把握。

第十三章吾道:三教背景下的金代儒學。本章嘗試從思想史的角度對金元之際北中國的思想轉型作出論述。和以往的學者多強調南宋理學對金代士人的影響不同,筆者從金代士人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上對此問題加以考察。筆者認為因為金代新道教的興起,使得本地的儒學人士轉而傾向於和佛教合作,並在三教之間的相互折沖抗衡之後,逐漸建立起以儒家學說為本的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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