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棱镜下的革命话语和“现实主义” ——读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

林培源
2019-05-30 看过

多棱镜下的革命话语和“现实主义”

——读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

文/林培源


1992年,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因病去世,时年40岁。安敏成是美国汉学界中少有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英年早逝,是海外中国国文学研究的一大遗憾。1993年,安敏成逝世一年后,同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著名的捷克汉学家马利安·高力克(Marián Gálik)先生在《美国东方社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发表对安敏成代表作《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的评论。高力克将安敏成这部力作与他的美国“同路人”相提并论,其中涉及1970-1980年代三位前辈的著作: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Romantic Generation ofModern Chinese Writer,1973),林培瑞(Perry Link)的《鸳鸯蝴蝶派:二十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文学》(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Cities,1981)以及耿德华(Edward Gun)的《被冷落的缪斯:1937-1949北京上海的中国文学》(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可以说,和他的三位美国同行(其中李欧梵是华裔美籍学者)相比,安敏成在中国大陆知识界的名气要稍逊一筹,然而,高力克一文的目的,正在于提醒学人对这部严谨的且视野广阔的著作之重视。有趣的是,安敏成在书中提到了耿德华,甚至还谈及当年普实克(高力克的老师)和夏志清的论争。从某种程度上,不啻为学人与学人之间的遥相呼应。

《现实主义的限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安敏成在其中展示了其深厚的哲学功底,整部著作,既有严密细致的文本分析,又不乏宏观超脱的哲学洞见。这使得他与诸多学界中人拉开了距离。尤其在第一章《导言:讲述他人》中,安敏成以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梳理了西方与中国现实主义的源流,并将现实主义当做一种美学经验的实践形式。在导言其后的两部分,安敏成从“发生论:文学经验的生成”和“净化论:文学交流的功效”两端切入,以其手术刀式的精准,解剖中国现实主义的“发生与接受”。在“发生论”一节,安敏成以“镜子”在中西方文学中的隐喻之异同为例,着重阐明以下观点:在西方,现实主义被当做一面镜子(试想司汤达有关“小说是面沿途移动的镜子”的说法)映照着现实,其后自有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强大的“反映论”作支撑,它反映现实的客观立场与欧洲近代的启蒙观念息息相关;就中国的语境而言,当镜子作为现实主义的象征时,它更倾向于“诗言志”——即抒发性情、感染人心,训诫他人的一面,镜子隐喻的是一种精神境界,通过它,作家的主体性从客观事物中摆脱出来,从而向“道”敞开。而显然,第二小节的“净化论”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反应”与亚里士多德的文学观作比。中国的文学传统自古有“文以载道”之说,周敦颐亦有“文辞,艺业;道德,实也”之言。换言之,文学在中国传统中被视作“通道”,道德律令作为文学“实”的一面,起着强烈的规训和限制作用。说得再直白些,与西方注重“摹仿论”不同,中国文学的伦理责任压倒了对摹仿的兴趣。这样一来,安敏成便从梳理中国的现实主义观,进而将小说从诸多文学体裁中拎出来。在中国传统中,对于小说通常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强调其叙事性特征(类似一种准历史),一种是强调其作为道德训诫或哲学的附属物。“在中国,没有净化的观念,小说(不是所有的文学)依然要执行教化的功能”。这一深厚的传统从古贯今,在中国遭遇外忧内患的晚清和民初新文学时代,更是从诸多纷繁流派中凸显出来。鲁迅在《扁》一文对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下了一个有趣的定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便透露着这股强大源流的余波。

以上一章是安敏成写得最深刻也最见其哲学功底的部分,而在第二章《“血与泪的文学”——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他为我们勾勒出“现实主义”在20和30年代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演变。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到梁启超首次将“写实”这一概念由日文接入汉语(严复和梁启超都将小说当做改革社会的理想工具),到陈独秀《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胡适的白话文改革,再到茅盾和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振臂高呼。安敏成强调,如果将现实主义限定于中国的革命年代,那么,现实主义被热情接受,是因其能够“提供一种创造性的生产和接受模式,以满足文化改革的迫切需求”。然而具体言之,在2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论争,侧重“发生”的一面,而在30年代,随着中国革命的急剧升温,现实主义的天平又倾向了“接受”一端。如果仔细勘察安敏成对现实主义的语境分析,我们会发现,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受益于美国批评界扛鼎人物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的“现实观”:“我把现实主义看做是一个可以不断调整的概念,一种支配着某一特定时代的多种艺术规范的体系,它的产生和衰亡均有线索可寻。我们可以把它同它之前、它之后的时代的那些艺术规范清楚地区分开来。”(见《批评的诸种概念》一书)

在对“现实主义”的生产和接受问题的剖析中,安敏成始终紧扣其时的文化语境——尤其是对1930左联成立到解体的这段历史的梳理——无论是对茅盾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批判,还是对鲁迅因《革命时代的文学》而遭受创造社的攻讦的回顾,抑或是对胡秋原、苏汶提及的“第三种人”乃至瞿秋白从中斡旋(瞿秋白作为“和事老”,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蒋光慈和钱杏邨私交甚好)以及对“同路人”的调解,安敏成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文学史家”的冷艳,仅凭这点,他就与大陆许多凭借个人好恶臧否史实的文学史家区别开来。

第三、四章系文本分析,其一为《鲁迅、叶绍钧与现实主义的道德阻碍》,其二为《茅盾、张天翼以及现实主义的社会阻碍》。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实主义”的开路先锋,《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伤逝》《在就楼上》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小说,为中国新文学奠定基础的同时也抵达了巅峰。安敏成认为,鲁迅的小说的独特魅力在于其自身清醒的“道德内省”。安敏成的分析着重于鲁迅小说中的“暴力”。这暴力,被看客的“看”与“被看”、“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共谋包裹起来。借助韩南(Patrick Hanan)在《鲁迅的小说技巧》(The Technique of Lu HsÜn`s Fiction)的相关论述,安敏成认为鲁迅的小说中充满了电影的镜头感以及吃人的眼睛意象(“观看”的另一种变形),并由此“创造出读者与庸众间的紧张对峙”,尤其是《祝福》中,祥林嫂对叙事者的一步步的逼问:“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面对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祥林嫂,叙述人闪烁其词(“说不清”),正是这个沉默揭示出一重核心问题:“祥林嫂的追问,颠覆了知识分子精神上和道德上假象的领导权,同时也让他发现了自己与迫害她的集体暴力之间的同谋关系。”有趣的地方在于,安敏成认为鲁迅的小说总是在结尾遁入单纯的情感反应,在幻灭和希望之间闪烁着一抹相对的亮色。鲁迅的文本中充斥着“但”,这是“曲笔”,也是一种对读者的阐释逆转,“鲁迅的小说期望开启的批判意识之门是以转折词‘但’为门枢的,读者一旦踏入,便不能再脱身”,这一洞见,彰显出安敏成惊人的文学勘察力和批判力。以鲁迅为例,安敏成循着这一道线索,对叶绍钧、茅盾、张天翼的现实主义做了深入分析,其重点还是在于说明现实主义的美学性质与其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社会使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囿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对安敏成就这三位作家所作的分析进行再度阐释。

在终章《超越现实主义——大众的崛起》中,安敏成将手术刀切向了大众的集体话语与现实主义的“失语”之间的紧张的对峙关系。他以茅盾的《创造》、丁玲的《水》、张天翼的《仇恨》、叶紫的《火》、沙汀,艾芜,吴组缃等人的小说为例,进而分析小说家在展现“大众”的命运、情感和行动时,他们坚持的现实主义所遭受的削弱和阻碍。“‘批判现实主义’一词内含的文化批判取向,假定了观察者‘我’与观察者的分析对象——社会之间的两极分化”,新小说从20年代到30年代,作为展示民族自我的工具,其意义和社会功效其实与开始引进之处相比,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就好比一个被不断涂抹、改装和加工的模具。后来的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更倾向于“颁布一幅全新的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图像,而不是像早期现实主义者那样,致力于开掘虚假的世界观与真实的社会现状之间的差异”。

在阅读安敏成的这部著作时,笔者常为其洞见所震慑,与另一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相比,尽管同样涉及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一段现实主义文学史,但安敏成似乎更善于抽丝剥见,他深入到文学内部与外部的肌理,对纷乱的文学现象和演变进行探幽取物。这点,还具体体现在他对原始文献的强大的辨析与考掘能力,我们仿佛看到安敏成手持多棱镜,将射于其上的光谱缕析出来。而多棱镜下的现实主义,既有其限制,又有其超越的一面。纵观整部著作,安敏成利用其海外汉学研究的“比较”视野,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现代文学的“断代史”,不管是对现实主义源流的考辩,还是对作家个体的文本阐释,可以说,安敏成完成了一次华丽的飞越。

2015年12月03日

于清华园


注:《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安敏成(作者), 刘东(编者), 姜涛(译者)

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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