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丨美国与中国的“中产阶级”

南大社·折射集
2019-05-29 看过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折射集(ID:zhesheji-njup)

本篇原文为周晓虹教授介绍的自己对中产阶级的研究,有删改。周教授在文中追问:“为什么国人还是会对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持强强烈的怀疑态度?”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就是他对“中产阶级”的界定。


在翻译米尔斯的这本著作的几年里,鉴于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不断成长和壮大,我和我的学生自2002年起也开始着手从事有关中产阶级的一项研究。

这项研究包括前后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涉及全球中产阶级的比较研究;后一个部分则涉及中国中产阶级的经验调查。这项研究的结果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夏分别出版的互为呼应的两本著作:《全球中产阶级报告》《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这两本第一版各印了6000本的著作境遇不太一样,后一本著作不但销售得更快(所以不久又印了6000本),而且出版以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2005年9月2日,经发行量数百万份的《中国青年报》一整版的报道,一时间,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调查及其讨论成为海内外诸多媒体争相报道的主题;仅仅20天后,经网络检索,Google网站能够检索到与《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相关的网页达75400,Baidu网站也高达39700。

在这份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全国五大城市的3038户家庭的电话调查写成的报告中,我们根据经济条件职业分类教育层次以及自我认同等主要指标的综合考察,得出中国五大城市中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的有效百分比为11.9%。

和先前其他一些学者完成的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一样,就是这个还算保守的11.9%也还是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许多人不相信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有了11.9%的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当然,因为没有仔细看书,误认为我们的调查范围是整个中国内地的则另当别论),也有许多人不相信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以上、白领职业、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就能算中产阶级?

我在网络上读到一篇因我们的《调查》而写成的文章,这位2005年就月收入7000元的白领将自己的收支列了一张清单,除去商品房的月供、子女的教育、汽车费用、生活费用等项以外所剩不多,于是十分委屈地抱怨:“我也能算是中产阶级?”

2005年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和后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讲演里,我分析了在改革开放25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全球瞩目的同时,为什么国人还是会对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这种怀疑态度和包括Heritage Hotel咖啡馆经理在内的印度人的自信恰成对照。有意思的是,那位经理告诉我的印度中产阶级的收入下限也是5000元,不过不是5000元人民币,而是5000卢比,也就是1000元左右的人民币。

我觉得中国人所以会对当今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持怀疑态度,原因之一在于对英文middle class的误读,类似的现象其实如萧新煌教授所说,也曾出现在中国台湾和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

在广泛使用英文的香港和新加坡,中产阶级一词直接对应于特定的人口,一般不会引起过多的歧义,因此,“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和“专业人士”(professional)两个术语的混用都很流行。

但在中国台湾和韩国,middle class的中译和韩译都包括了“中等财产”的含义,因此,像米尔斯那样直接将专业人员或白领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的做法就遇到了相当的障碍。

在中国大陆,因为长期以来对middle class的习惯译法都是“中产阶级”,它自然会强化人们对“财产”多寡的过度重视,而忽视现代中产阶级或者说新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

造成人们怀疑的第二个原因可能与对中产阶级的收入及其社会属性的高估有关。在收入或经济地位方面,因为毛泽东曾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所谓petty Bourgeoisie)划为中产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产阶级的财产和地位标准。

其实,即使在美国,无论是中产阶级的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所以,米尔斯会直截了当地说:“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中低层收入的群体”,即使现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也不过在2万~7.5万美元之间(范可)。

至于社会属性的高估则和人们对中产阶级的社会期待过高有关。在一篇题为“‘中产阶层’概念被误读,高收入不等于高素质”的网络文章中,作者写道:“对个体而言,中产阶层则绝不意味着享受与奢华,而是意味着责任与付出。……中产阶层之所以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阶层,正是因为该阶层有了基本生活条件的保障……”

面对这样的文字,再看米尔斯的这本《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细细感受在美国,老中产阶级的没落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美国人心目中特立独行的个体的消失和凡夫俗子的大量涌现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的经典描述,其实你很容易知道,有多少人误读了中产阶级。

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觉得花这么多时间去翻译米尔斯的这本著作是值得的。一方面,这本著作的出版能够为我们了解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和成长提供一幅生动的全景画面;另一方面,它也能够校正国人对中产阶级的种种不正确的估量,起码打消人们头脑中对中产阶级成长和作用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产阶级是工业社会的产儿,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象征,它能够带来社会的富裕和稳定,但中产阶级不是罗宾汉式的英雄。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为中产阶级的成长腾出了足够的空间,但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不仅步履维艰,甚至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不均、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巨大压力,以及中产阶级及其相关研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等一系列问题的话,年轻的中国中产阶级也许还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公或社会失范的“替罪羊”。

从早几年就出现的对机关公务人员的不满,到近年来越演越烈的对包括医生、法官、律师甚至教师在内的专业人士或标准的“新中产阶级”的诟病,说明我们的担忧并不是一种凭空的臆想。所以,我希望米尔斯的这本著作的出版,在促进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同时,也能为它的形象再做一次有益的校正。

周晓虹

2005年11月于德里-孟买-新加坡

2015年2月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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