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树王、孩子王：王道思想与改革开放

钟阿城是同代作家、文化人当中的一面旗帜。作为作家，他几乎不靠长篇取胜，而是靠棋王、树王、孩子王这三个精悍的中篇，以及讨论文化与常识的杂文扬名全球华人世界；作为文化人，他参入联络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生动入微地清理部分主流的八十年代思想遗产，在全球化视野下认真参与审视了中国文化产业，以及从业者的业务水平，更有和两岸三地名导的合作编剧工作，对提高中国电影文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代表作棋王、树王、孩子王加起来不过数万字，和某些常年笔耕不辍的专业作家体量难以相比，但是阿城在这三王当中构建的格局之大，却着实发人深省。

比起一个以小说写作作为主业的作家，阿城这三篇作品更像是一种反思与理论，只用三个中篇的体量来讨论别人需要使用长篇来展开的宏大命题（侠义、自然与启蒙），通过极为锋锐的写实笔法，犹如电影名作般精巧的布局与结构，面对着知青生活这种可以养活（多半是自产自销）一个文学现象的时代特征鲜明主题，很好地和整个华语世界进行了沟通和连接，体现出不凡的传统文化素养以及丰富的感官生活感受。传统文化素养或许来自压抑大环境下父亲的熏陶；感官生活则像是从知青生活带来，但是有着清晰、自省且前卫的理论视角，在对消费品新写实呈现的过程中，展露了一种和发达资本主义消费狂欢类似的兴奋与雀跃，将人欲望的形态用一种整个华语世界都能同情理解的方式进行重构，最后呈现的结果少有虚笔，几乎每段每句都能作为文化研究的蓝本管窥一番。

同时，三篇小说都以王为标题，而写的王却都是走在边缘，有异能却几乎穷途末路的凡人，甚至不一定得是人。这就使得阿城的知青见闻写作和伤痕诉苦拉开差距，对毛时代不加粉饰的法家思想或是以出身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复仇精神进行了戏仿。如果以主流的伤痕诉说思想为前现代的叙述标准，那阿城在行文过程中大量写实建构，不仅对消费伤痕的前现代读者有吸引力与易读性，又通过隐微的反思和颠覆拥抱了现代、海外观众，乃至于有着同时代人罕见的商业、娱乐品质。文革之后迟迟未能消退的树敌精神，对强者、强力的前赴后继，也分别在这三篇作品中达成和解，牵涉代际、技术、自然、原始力量乃至“班主任”一代的教育重建。本文将分别针对三王的议题一一展开。

《棋王》基本上是阿城的成名作，除了和作者本身的经历接近，本身故事具有传奇色彩，更加引人注意的是象棋对政治权力操作的卡通化戏仿，最终对决出来的棋王就如同画家、作家、运动员，掌握精通某项技术（这对教育资源受到遮蔽的知青一代尤为重要），虽然在领域之外毫无用处，但是却对体制来说是某种不假思索的荣誉。但面对基础生活条件的饥渴，通过一战成名出人头地，更像是有种武侠气质的穷途末路绝处逢生，从而使行文多有世情与英雄的脉络，但又谨慎仔细地避免了相应类型俗篇的窠臼。策略则是平实地将饥饿等感官话题放大，比如写王一生吃饭，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饥饿状态，却通过接近新写实的笔法展开，不仅在生理的层面上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也让这个生理上的微缩图景不断放大，大到一种一代人若即若离的物质贫乏。同时对于王一生这个描写对象，则产生一种直率到感官透明的奇人效果，奇而情深意切，耐人寻味。这种有爆发力的身体书写，通过生理状态来逼近精神状态，也使得阿城将诉苦变得十分积极。

同时，阿城也在这一篇成名作中就开始讨论工作方式以及审美欣赏的标准，做到了深入浅出，比如写知青途中路遇画家写生。写画家的工作方式和棋王的主线关联不强，但显然绝非虚笔。写实也好，作者自我投射与阐释也罢，这个画家给读者试图理解阿城的工作方式提供了一条动人的捷径。在学院式的体制压抑之外，作者接触到了大环境背后写实的原始力量，“虽然各部份发展可能不太平衡，可真的人体，常常是这样，变化万端”。同时保持了一种画家式的观望，没有忘记这是对压抑的一代人的凝视，对羞处不敏感或是特殊关注，人情朴素而又十分通达。对待知青生活如同对待变化万端、肌肉鲜活的男性人体，如果有羞处就涂成一个疙瘩，有轻微的讽刺但主体还是显得温柔敦厚，将表达诉诸于感官作为全球汉语世界的共识。

提到共识，阿城更令人惊喜的是不仅认清了汉语世界生活方式分歧之大只剩下感官作为共识，更有大陆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化工作者摒弃出身的共识，对棋艺的尊敬超过了对古董的珍惜。虽然物质文明遭到清洗，新的世情炎凉也没有改观，但我们还是期待精神文明的尊严，并且有着温和的对事不对人的评判标准。以倪斌走动书记一事，简练地展现出了侠义、世故、人情的传统。知青一代文人的敦厚、自视清高也同样引人注目。书记的贪婪和知青之间的竞争和吝啬陡然让位与侠义、通融与清高，同时也是王一生一战成名之前的宣泄，起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造势功能，同时也有一定类型电影的工业构作色彩。

《树王》则显示出了更多的传统脉络，既是文人道士的寻根尝试，同样也是对民间生态乃至共产党统治特色的追溯，深不可测，也是三王中唯一一部迟迟没有影视化版本现身。但是从文字上来说，寻根效果却直观可见，因为思想性和感官经验达到了卓越的平衡，同样少有虚笔。

从文人道士的角度出发，阿城抬出了磨刀和大而无用两个经典的《庄子》意象。磨刀直接地象征着人技艺的纯属，也从自身的自大出发，比较出了树王肖疙瘩手艺的精湛，又通过买刀的转折，从自信转到了实在地自谦，以及知青少有对原始力量、乡村生活诚实的敬重。这种敬重绝非沾沾自喜信手拈来的口号，而是对手艺和物件最朴素的知识决定的敬重。与其说是敬重乡土，更不如说是敬重主宰一切生活生产的法则，和“人定胜天”的狂热主流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而无用的树则是对这种法则戏剧化的宏观建构，同时将树化身为一位奇异的守护者，以二者之死来目睹当代人和自然的冲撞。值得注意的是，阿城在叙述中虽然不断提到“砍了四天”、“山不容人”等封建迷信相关奇观，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拥抱道家神秘的玄思，而是清晰地暴露出了相关科学依据。这意味着关于自然，阿城所构建描述的法则并不只是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而是某种朴素的、冷静的、世俗的情思，对科学毫不排斥，却对一个时代的人有着触动的期待。

关于民俗和政治，阿城也通过树王的化身肖疙瘩做出了跌宕的重构。首先只是写肖疙瘩身上异能的手艺，接着则是他身上某种不寻常的才能，才转到他曾经当兵的经历。而在经历中，不仅写出了肖疙瘩身上属于原始力量的武勇智谋，更是轻巧地通过四川兵身上农民气质和共产党人人周知的纪律产生冲突，写出了某种接近民族志的体察入微。这既是农民气质和严苛纪律的冲突，同时也是感官饥渴与政治铁面的冲突，起承转合，阿城不过通过很小的篇幅，便完整丰富地记录下来。这一写不仅符合广大读者地体认，极其接近共识，却又非常生动地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悲剧性，因为矛盾双方并无太多是非过错可说，却又决定了整个连队军人的命运。在这种跌宕起伏之下，阿城并没有留太多位置给人道主义呼喊，而是在人情中四两拨千斤，否决了肖疙瘩可能会给被自己踢残老战友寄钱的光辉形象，回归了一种对生的坚守与通达。在阿城的笔下，人性并不伟岸，却由世情刻划得极为简约动人，人们是不假思索地活在和生活法则的关系当中，不自大自我陶醉也绝不妄自菲薄。

《孩子王》则是三王当中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一篇，也因此被陈凯歌看重，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为数不多的阳春白雪。全篇由老杆儿的生产队生活缺席组成，是主人公在知青生活中一段教书的插曲，却奏出了知识分子还可以不断自省的一段主旋律：教育到底是什么？阿城通过一些乡村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实验，完成的追问与探索却让人联想到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对语言边界以及意义精英式的思考。在全球化的今天，汉语教育因为普及教育以及政治经济的原因变得不再引人注目，孩子王中提出的问题则更加发人深省：汉语如何说才是有用的？此类关于话语的焦虑，早在那个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就全盘地暴露出来。

首先是从话语的物质载体——印刷，来对大陆汉语话语本末倒置的状态。批判材料直接的占用了教材印刷，虽然从大人的角度来说是权衡过轻重，但对下一代则显得考虑欠妥当。其次教学方法也从抄书的形式，“上升”到了识字，这不仅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选择，更是对每个受教育者文明化、世俗道德化的必经之路，写作训练也深化了这一指标。同时从这些识字停留在小学水平的中学生作文当中，蹒跚学步般地造句和王福作文中过多的“我”，来对政治上狂热却缺乏基本常识的一代人进行微妙的讽刺。

全篇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老杆儿的谦卑、乖戾，以及王福极力挣脱失语出身的执念。老杆儿的谦虚并非只是在别人羡慕时的客套话，更是知识青年的相对渊博，面对文化教育工作实践时力不从心的肺腑之言。在这种情况下老杆儿只能不断回溯到经验中，既是自己读书时的经验，也是学生们以前老师的经验。但是这种回溯也绝对不能只是复制，而是关切到自身的学习，需要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标准。这个标准并非可以被教条式地记录下来，而是在老杆儿走神写别字以及和王福打赌时才灵光一现。王福对文革斗争的熟稔才被老杆儿的谦卑所化解，又因为对认字坚韧的执念，在打赌时耍了笨拙的小聪明，确得出了“记录一件事永远在之后”的朴素历史观念，对于文革之中成长起来的狂热的确起到了荡气回肠的敦厚教导，同时也回到了法则本位人适应的主题当中。这和师道尊严看似重合，实则无关，而是更尊崇师者和学生之外的规则，也因此在要求匠气的形式体制中受到排斥，最终出局。不过这并不只是老杆儿一味追求清高的结果，而是坦荡地放手于法则，寄希望于自己收获到的教学实践以及在下一代身上微薄的作用。这种坚决的希望几乎是阿城人物自大的最高水平，也不禁透露出这般令人惊叹的天人感应平衡。

李笠翁有云：“王道本乎人情。”纵观三王，王者大多只是在凋敝人生中插入了一段传奇。但是他们对于人事、自然、学问的体察和自省，却以一种坚毅的态度成为了一代人的标杆，也让阿城作为一个文化界名人，为后改革开放时代起到了长足的典范作用，为时代经验、感官体察、政治经济格局写下了三段言简意赅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