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教育与社会

江海一蓑翁
2019-05-25 看过

从1905年被奏议废止算起,科举制度告别中国,已经有百余年时间。然而这项推行时间长达1300多年的文官选拔制度,直至今日,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从社会上下对于高考和公务员考试的推崇和重视,到“状元”“金榜题名”“落第”等流行词汇的广泛运用,就足可管窥科举制度之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力。

这样的影响不可能不体现在图书出版当中。诸如“高考状元经验谈”“我在北大等你”“我在清华等你”一类的书籍,几十年来,一直位于畅销书籍之列。与此同时,国内外关于科举制度的学术研究专著,近年来也可谓是层出不穷,何怀宏先生的《选举社会》、李弘祺老师的《学以为己》和韩策老师的《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都是其中的上佳之作。然而遗憾的是,上述几本好书的影响力,主要仍然局限在学术领域,关于科举制度,国内却一直缺少一本可以雅俗共赏的历史科普类读物。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去年年底引进出版的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科举》一书,或许恰好能填补这一空白。

有趣的是,宫崎市定一生一共出版过两本同样命名为“科举”的小书。启真馆引进的这本《科举》,是宫崎市定1963年在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小书,并被冠以“中国的考试地狱”这样颇具标题党效应的副标题;而他的另一本《科举》,则是在二战末期应征入伍之前,急就写成,并于战后的1946年,于秋田屋出版的小书,这本小书已经被国内的后浪出版公司拿到版权,预计今年下半年,也会跟中国读者见面。相比之下,1963年版本的《科举》,由于写作时间更为从容,以及书中跟中国和日本的教育、社会体制紧密结合的论述,影响力要明显更大一些,自问世以来已经再版数十次,累积销量达几十万册。

在笔者看来,启真馆出品的这本《科举》,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其一,就是本书对于科举制度与中国政治权力格局、教育体制,以及社会流动性之间互动关系的精彩论述。

在宫崎市定看来,中国统治者之所以要在隋唐时期引入科举制度,就是以政治权力向知识阶层的普遍开放,来对抗已然对皇权造成重大威胁的贵族官僚势力。而伴随着科举制度在宋代成为官员选拔的主流方式,一方面广大通过科举选拔出的士子,以天子门生的身份,普遍成为皇权的拥戴和支持者;另一方面,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又重新取代贵族官僚,成为可以跟皇权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宋代名臣文彦博的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名言,就是明证。而到了明清两代,伴随着皇权力量的大大加强,科举制度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为政权提供后续官僚队伍,另一方面其考试内容和形式,又成为皇权统治和控制知识阶层的有力武器。在这本小书里,宫崎市定用精炼短小的篇幅,将科举制度之于中国政治史的重大意义娓娓道来,让人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宫崎市定也对科举制度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普遍观点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从宋代开始,伴随着政权往往依靠科举来选拔官僚的,是其对于公共教育投入的逐渐减少。这种将教育责任推给个人和家庭的方式,实际上变相限制了阶级流动,因为虽然理论上,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能够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准备科举以及赶赴科举考试路程中的高昂费用,却是普通平民所无法承受的。

而在本书后记当中,宫崎市定从科举制度延伸开来,对日本教育制度和终身工作制的利弊讨论也很有意思。宫崎市定认为,日本考试制度的高竞争性,跟日本社会实际上实施的终身雇佣制,有着很大的关系;而要想减少考试制度的竞争性,或许就应该加强工作与人才的流动性,两者之间相辅相成。这一点,对于中国读者思考中国高考和公务员考试的竞争性和残酷性来说,不无裨益。

其二,就是本书对于笔记、小说、传说等野史层面的材料里,大量科举掌故和科举故事素材的运用。读宫崎市定的这本《科举》,最有意思的地方,恐怕就在于此。

尽管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些野史材料里记录的掌故和故事,往往荒诞离奇,甚至夹杂有不少宣扬因果报应的迷信内容,不登大雅之堂,但在宫崎市定的眼里,这些材料却具有非凡的史料价值。一来,它们可以生动形象地展现考生、考官以及科举社会生态中的每一份子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二来,它们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这本科普小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宫崎市定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对上述野史素材的运用,对后世海内外的科举研究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汉学家艾尔曼关于科举研究的名著《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就同样采用诸多科举托梦预言的故事素材,来展现明清两代科举考生内心的纠结与焦虑状态。

其三,就是本书在注重可读性和趣味性的同时,对于学术性的不懈追求。

尽管在书中提及了大量的上述科举掌故和科举故事,但宫崎市定撰写本书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清代颁布的《钦定学政全书》和《钦定科场条例》等第一手史料文献。正基于此,本书在兼顾中国科举历代发展历程的介绍同时,以清代科举制度的实施状况和社会生态,作为论述的重中之重。这就自然让笔者想到一部成书于清代、以明清两代科举社会生态作为叙述对象的文学名著《儒林外史》。巧合的是,《儒林外史》中最著名的“范进中举”故事,在宫崎市定这本小书里也有引用。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出身地方世族。这让早年的吴敬梓既能接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又能拥有傲视官场、不为科举所驱使的资本。而这样的出身也使得吴敬梓对于科举制度和皇权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大肆嘲弄那些死读书、为区区功名利禄而奔忙的庸俗士人;另一方面,他又对具备真正儒家精神风范的士人,包括这种精神背后的皇权,具有一种美好的期望与想象。《儒林外史》之所以会采取前三十回讽刺,后三十回励志这种先抑后扬的写作方式,显然跟吴敬梓的家庭出身有着密切联系。吴敬梓反对的,仅仅是八股取士这种僵化、机械化的选拔方式,而并非反对科举制度本身,更是无意质疑皇权和整个中国传统的统治秩序。

《儒林外史》这种批判科举制度,而又内生于科举制度的写作姿态,跟宫崎市定立足于科举制度,而又跳出科举制度,从中日教育与社会的宏大背景出发,审视科举制度的写作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每一位写作者都不可能脱离其身处时代去进行写作,这一点,我们也无须过分苛求。

如果读完了这本篇幅短小的《科举》,大致了解了中国科举生态的基本生态之后,能够再进一步,去阅读这本以中国科举士人生态作为描写对象的名著《儒林外史》,在如此适合读书的春天里,岂不是乐事一件?

就此搁笔。

2019.4.7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19年5月25日在《深圳特区报》阅读版刊发,在撰写过程中,受到伯樵在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刊发的《两本<科举>的故事》一文的启发和影响,在此致谢,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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