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幸存者赢得说话的权利

赵松
2019-05-25 看过

为幸存者赢得说话的权利

赵松

这是一本令人窒息的书。

  不管你是否了解或相信东欧的反犹排犹的历史,或是对苏联红军解放东欧持何种负面的判断;不管你对东欧有着如何美好而又诗意的想象,或是对曾遭受纳粹与苏联双重摧残的波兰怀有何等的同情;也不管你在多大程度上会对这种密集呈现普通人之恶的写法持保留态度,甚至干脆就认为这样做很难不是以偏概全……波兰裔美国作家耶日·科辛斯基的这部《被涂污的鸟》,都会让你从头到尾感到窒息。

  甚至,这是一本从序言开始就令人窒息的书。在这篇直到本书出版十年后才出现的长序里,作者以异常平静的语言回顾了这本书所遭受的与书中那个犹太男孩惊人相似的命运,尤其是他和他的母亲所承受的来自祖国乃至整个东欧、甚至包括很多移民美国的同胞们的恶意攻击与肆意侮辱——因为这本小说“是一本煽动性的纪实作品,影射了可以指认的一些社群在‘二战’时期的生活。”“引用民间传说和本国习俗细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是对他们特定的家乡省份的丑化和嘲讽。”“它歪曲了本国的民间传说,诋毁了农民的形象,为本国的敌人的宣传式武器提供了炮弹。”

  平心而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胆敢写下这样一本书的人都是要面对巨大风险的。因为按照“二战”后的主流思维方式,像科辛斯基这样一位在纳粹集中营大屠杀的灾难中死里逃生的人,怎么能不把聚焦点放在对纳粹恶行的揭批上,却偏偏放在了对祖国人民的反犹传统的揭露上呢?更何况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一个跑到美国的波兰人放弃母语改用英语写下这样一部邪恶之作,并执意把本国人民个别行为当成普遍现象大肆揭露,又怎么可能不是以丑化、歪曲和诋毁祖国和人民为能事,达到为西方敌对阵营帮凶的目的呢?面对来自东欧阵营的有组织的舆论攻击,科辛斯基百口莫辩。而在这部小说的最后部分出现的对苏联红军的感恩赞美式描写,则又令西方舆论也几乎不大可能给予他什么支持。这意味着通过这部小说,科辛斯基让自己处境孤绝、孤立无援。

  关于反犹排犹,集中营和大屠杀,人们已经把所有的账算到了纳粹分子的头上,这就是历史意义上的盖棺论定。可是科辛斯基却偏偏要从另一面把它重新撕开,把饱受纳粹铁蹄践踏的受害者——祖国人民描写得跟纳粹分子同样残暴,还企图把东欧反犹排犹的历史传统跟纳粹的行径进行深度关联,这何止是逆潮流而上,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纳粹的反犹与大屠杀并非孤立的偶发行为,而是有其复杂而又深远的历史渊源。但在“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背景和语境下,东西方阵营都更愿意以近乎简化的方式将反犹与大屠杀的所有责任归咎于纳粹,而对其复杂的历史渊源采取选择性遗忘甚至有意去遮蔽、去抹掉。

  科辛斯基写这部《被涂污的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挑战乃至戳穿这种极其虚伪的面对残酷历史的态度。在他看来,那些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固然是惨绝人寰的悲剧,但对于犹太人而言,人间地狱却并非仅限于纳粹集中营的范畴,它的根基深扎在民间。作为人间地狱的幸存者,他必须说出真相,哪怕如此呈现真相会让他成为东欧之敌也在所不惜。

  “农民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便是逮住一只只鸟儿,把它们的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放了它们,让它们返回鸟群中。这些色彩鲜艳的生灵飞到同类中寻找安全,把这些弃儿活活杀死。”

  把这个令人震惊的带有某种原始色彩的残忍民间习俗,作为小说《被涂污的鸟》的构思原点,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因为它所暗示的几乎就是隐藏在所谓的人性中的某种野蛮之极的非人性的特质,尽管我们并不能完成用其来解释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种族大屠杀事件,却足以用来作为反思“人性”之复杂与残酷的参照点。而他之所以选择塑造一个犹太小孩的形象来饱经九死一生的磨难,是因为“我希望弱小的个人与强悍的社会之间的对抗,孩子与战争之间的对抗,能够展现那种彻底反人类的状况。”同时也是因为“既然我们无法重返人生中最早、最敏感的那个时段,我们就得把它再创造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评估现在的自我。”

  当那个犹太男孩的父母双亲在战争中选择把孩子交给陌生人,希望孩子成为幸存者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幼小的生命此后将会遭受怎样的磨难,更不可能知道他的苦难历程并不只是幸存的过程,还是见证各种邪恶、死亡与承受残酷伤害的过程。而当这些痛心与窒息的感觉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甚至会让人本能地产生某种无法忍受的“受够了”的感觉,并由此多少有些质疑作者如此倾尽全力地描述这些残暴的事实有过于刻意和用力过猛之嫌,进而还极有可能引发对小说本身的呈现方式乃至结构问题的怀疑——如此持续不断地展现残暴行径与极端痛苦的处境,难道不就是像用尖锐的金属利器反复敲击钢化玻璃上的一个点吗?当敲击所产生的频率在某一瞬间刚好与钢化玻璃的频率发生共振之时,当然就会引发玻璃的爆裂。可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方式难道不是明显片面的和过于偏执的吗?

  “我决定我也要把我的作品置于某种神话境地,一种永恒的虚构状态,全然不受地理环境或历史因素的约束。”作者科辛斯基显然早就预料到了可能会有的质疑,因此才会在那篇长序中写下了自己的回应。他清楚,唯有那种类似于神话传说的叙述方式才有可能让其叙事的文体不会在残酷事实的轮番呈现进程中被压垮撕碎,才会摆脱所谓的“现实主义”语境下的“理性”束缚,才会让一个无辜的小男孩以某种类似于灵魂出窍的状态抵抗各式肉体伤害,然后在种种磨难中幸存下来并安静地讲述所经历的一切刻骨铭心的痛苦——如此纯净的文体与如此残暴的事件视界竟然会达成如此诡异的平衡。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天赋与才华。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的那样,“当我决定写一本小说,目的是考察暴行的‘这种新语言’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和绝望的反语言。”

  这本小说的大部分篇章都是极度绝望的冰冷色调,仿佛每个字词都是用冰制成的,晶莹剔透而又寒彻骨髓。它们每一个都仿佛是主人公那饱受摧残的肉身重构,能把濒临解体的肉身从一次又一次残酷伤害中拯救出来,继续行进在地狱般的世界里,去见证或承受那些来自普通人的恶行。科辛斯基有意把所有的暖意都留在了最后几章,从那个男孩被苏联红军救治并备受关爱开始。在这里,曾被神圣化的后又被污名化的苏联红军的形象获得了一种非常踏实的展现。那个男孩的感恩视角固然会给这些最为普通的红军官兵们以某种光环效应,但即便如此,作者也还是透过这男孩的敏感观察暗示了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这些苏联的大人们生活也不太容易,也许和我那种从一个村子流浪到另一个村子,同时被当成一个吉卜赛人的生活一样艰难。一个人可以从很多条路中进行挑选,穿越生活之国的道路大小不一,数目众多。有些路通向绝壁,有些路通向沼泽,通向危险的圈套和陷阱。在加夫里拉的世界里,只有党知道正确的道路和正确的目的地。”

  最后一次暖意的释放,是他被送进孤儿院结识那个被称为“沉默者”的男孩之后。尤其当有一天他得知那个男孩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作者并没有写一丝一毫主人公内心的感受,而是直接就去写春天里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时人们欢庆胜利的场景。这种转换之间所隐含的巨大伤感是微妙得难以形容的,也是足以让跟主人公一起经受了漫长而又残酷的苦难历程的读者会忽然落泪的地方,因为这里触及的,是一个饱经苦难后幸存的男孩内心深处仍旧留存的最为柔软的所在,是一息尚存的希望微光。

  尽管主人公受关爱教导他的红军士兵的影响,相信“一个人应该为自己蒙受的每一种冤屈和羞辱复仇,这个世界的不义行为实在是太多了,人们没法对它们全部进行权衡和审判,一个人应该自己考虑自己所蒙受的所有冤屈并决定采取什么方式复仇。只有深信自己跟敌人一样强大并且能加倍回报敌人,一个人才能幸存下去。”但对于作者科辛斯基而言,面对这个充满选择性遗忘甚至抹杀真相的企图的世界,作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最想表达的却是这样的信念:

  “对于我来说,死里逃生是一种个人行为,它为幸存者赢得的只是为自己说话的权利。”

(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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