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花边

Astro Ho
2019-05-22 看过

亚当斯密和约翰米勒两章是精彩中的精彩,不仅仅是经济学更是一种人生哲学。

凯恩斯勋爵坚持认为,经济学大师要满足一组特质的要求,这要比当骑士甚至是圣徒所需要的特质还要非同寻常: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他一定要理解经济现象的象征意义,并且用文字加以表述。他必须根据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在思绪奔放的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为了未来的目标而根据过去的事实研究当今的现象。人类的本性及其习俗必须全部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他必须目的明确,而又淡然无私,他要像艺术家一般超然物外,且不可以被利诱,然而有时又要跟政客一样近乎世俗。

自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都因彼此间的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要知道,亚当·斯密的好友大卫·休谟是托马斯·马尔萨斯的“教父”,马尔萨斯是大卫·李嘉图的挚友,李嘉图的莫逆之交詹姆斯·穆勒对李嘉图研究经济学又起到了鼓励的作用,詹姆斯·穆勒是约翰·穆勒的生父。然而,约翰·穆勒对他的继任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并不以友相待,自此这条“亲友链”才出现了小小的断裂。不过,马歇尔还是研读了穆勒的著作,并且师从李嘉图的朋友玛丽亚·埃奇沃思的侄子、经济学家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之后又将衣钵传给凯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凯恩斯主导了英国的经济学发展,并且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学生。

美人相伴,浪漫充盈内心,我们可能以为约翰·穆勒会像济慈创作《希腊古瓮颂》那样将自己的一生用来吟诗作赋了。在经过现实与心灵的漂泊之旅后,我们的浪漫英雄回家了,而且比以前更加亲近,这个“家”就是边沁主义。但是,他要对它加以修正和改进。在剩下来的时间里,他的写作和政治生涯表现出了开明的功利主义。约翰·穆勒坚持认为,最大的幸福并不仅仅取决于快乐。领会贝多芬的交响乐或米开朗基罗的杰作所带来的喜悦,并不单纯是感官的欢愉。伟大的作品和功绩通过心灵的升华而带来快乐。边沁曾经说过,只要扑克牌和诗歌能给人带来同样的快乐,它们实际上就是等价物。约翰·穆勒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转而使用隐喻的说法反驳道,他宁愿当节衣缩食的苏格拉底,也不做吃饱喝足的猪。通过唤醒关于荣誉、尊严和自我发展的柏拉图式的美德,约翰·穆勒提升了功利主义的内涵。出于这个原因,他热心于提倡公共教育。对他来说,经世济国必须要从塑造灵魂开始。

191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写道:一个“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律师……非常容易成为人民的公敌。”很不幸的是,美国每年都在培养数以千计的人民公敌。

1905年,凯恩斯开始用功学习,准备国家公务人员的考试。当他复习数学、哲学和心理学等科目时,他的偏见再次产生。在读完一本非剑桥大学哲学家写的书后,他悲叹道:“牛津大学真是一个病态思想的老巢啊。”在104个候选考生中,凯恩斯排第二,不无讽刺的是,经济学和数学是他成绩最差的科目!他在信中说,“真知灼见似乎是成功的绝对障碍。”关于经济学,凯恩斯认定考试官知道得不多,他想教教他们。

一个成功的商人拜访他以前的经济学教授。闲聊之时,这位以前的学生注意到教授的桌子上有一份试题,并开始阅读。他很惊讶地问道:“这与15年前你考我的试题一模一样!难道你不担心学生们会直接查阅原先的试题吗?”教授笑了:“不担心,没关系的。我确实持续在用同一个试题,只不过每年我都会改变答案。”

许多美国人错误地相信,社会保障资金已经被用于投资,并且正在赚取利息,可以用来支付这些费用。很抱歉,事实上,美国国会所创造的社会保障是一种“现收现付”的体系,也就是说,大多数当今的税收直接支付给了当今的退休人员。剩余部分进入联邦预算用于支付其他政府计划。的确有一个“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但这是美国财政部支付给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的一堆债款。大约到2012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将达到退休年龄,并带来退休人口的高峰,届时美国国会要么削减开支、提高税收,要么找到一些目前尚未探明的黄金宝藏。老年保健医疗计划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难怪X一代感到巨额税赋增加的威胁迎面而来,同时,那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也拿不准他们是否已经成了子孙的累赘。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某民意调查显示,许多18~24岁的年轻人更相信不明飞行物,而不是社会保障。毕竟,到了2100年,天空中仍然会出现不明飞行物,而社会保障就要另当别论了。

卢卡斯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事实证明他是讲授理性预期再合适不过的老师。当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在1995年10月宣布他获奖的消息时,他前妻的律师透露,她早就预见到他获奖的可能。早在7年以前,她就在他俩的离婚协议中添加了一个条款,如果卢卡斯得奖,她将有权索要半数的奖金。她根据理性预期添加的这一条款价值50万美元。

人类能否跟上这些新发明的步伐呢?人类的自我教育能否快到足以应付计算机时代和后计算机时代?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做到。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日趋复杂,越来越多的人会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体系遗漏掉,那些有心理问题、身体残疾和智力障碍的人将会软弱无助。与200多年前相比,生活在当今世界更容易获得物质财富,却更难以解决心理问题。20世纪城市的精神生活与过去农村的物质生活一样艰难困苦。身处现代世界,一个人很容易就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处,就像《摩登时代》里的查理·卓别林,不是在工厂里团团转,就是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我们的生物钟可能不再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保持同步。200年前,妇女在20岁之前就生育子女。但在那个年纪,她们就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必须提供什么,知道她们可以拥有什么样的工作,知道她们可以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她们可以教育她们的孩子如何生存。今天有多少20岁的人知道他们能够做什么,或者知道当他们25岁时将要做什么?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的机会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很好地预知自己未来的生活,更不用说我们的后代了。我们的孩子不再由了解这个世界的人抚养长大,并不是因为父母变得愚蠢或懒惰了,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大得无法掌握了。父母最后必须学会教育他们的孩子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而不是教导他们如何确保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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