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置的历史,恣肆的欲望——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萨朗波》解读

黑,泽明Araby
2019-05-20 看过

摘要:《萨朗波》在我国学界一般被认为是一部历史小说或史诗小说,但无论是小说印象主义式的环境处理、福楼拜对理性主义历史观的消解,还是历史主体与事件的深层断裂,都表明小说的真正主题并非是历史主义的,而是欲望。本文根据海登·怀特等人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对《萨朗波》的“欲望叙事”作出解读。

关键词:福楼拜;《萨朗波》;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


绪言

《萨朗波》在我国学界一般被认为是一部历史小说或史诗小说。郑永慧在《萨朗波·前记》中指出,《萨朗波》复活了古迦太基的历史,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某种本质与规律,“描写了迦太基的贫富差距,展示了残忍的战争场面,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险恶关系”;郑克鲁在《外国文学史》中认为,作品用“实证”的方法,“再现了两千年前非洲一座城池的氛围,谱写了一首壮烈的史诗”。李健吾《福楼拜评传》记述,福楼拜为创作这部小说参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特意到北非迦太基旧址游历,寻访遗迹。小说发表后,雨果在给福楼拜的信中赞美小说取得的成就:“你复活了一个以往的世界。”似乎为历史主义论调提供了支持。

但是,这部小说的成就是否就表现在对古代历史及其精神的复原呢?其主题是历史主义的吗?福楼拜是否真的关心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世界呢?

在给圣勃夫的信中,福楼拜曾谈及这部小说:“或许你对于关注古代迹的历史小说的观念是对的,而在这方面我是失败了。但是,根据种种迹象以及我自己的印象,我想我毕竟创造出了某种类似于迦太基的东西。可问题根本不在这里。我不关心什么考古学!”又如卢卡契所言,小说中体现的历史观也并非是历史主义的,这与郑永慧的观点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对福楼拜的历史观进行继续分析,并对《萨朗波》的主题进行继续探究是有必要的。


一、破碎的历史图像:“福楼拜问题”(“Flaubert Problem”)

传统的历史诗学在史学与文学的叙述话语之间设定了相对界限,历史学家主司“真实”的再现,文学话语尽管以虚构为基本特征,小说家却经常在一种可能的话语中追求历史真实。当这一倾向达到一定程度,其作品就会被称作历史小说。创作《萨朗波》之前,福楼拜长时间阅读大量历史和相关著作,在北非进行实地考察,甚至将之前写下的手稿全部推翻,在笔记和北非见闻的基础上重新写过。一向对福楼拜的历史小说创作持批评态度的卢卡契,也肯定《萨朗波》具有考古学式的精确:大到自然风景和战争场面,小到房间布局、衣着服饰,都一一加以详细描绘,充满“精雕细琢的工艺”。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实现了福楼拜在文体方面的追求:既有精确的、甚至琐屑的细节描写,又有具有印象主义的风格。

但正如乔纳森·卡勒指出,与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不同,福楼拜这种“精确的、甚至琐屑的细节描写”并不致力于构造一种典型环境,其“刻画细节的癖好的结果却是一个空虚的主题”,“福楼拜笔下的描述似乎完全出于一种表现纯客观的愿望,这就使读者以为他所架构的世界是真实的,然而它的意义却难以把握。”加拿大学者格雷厄姆·福尔考纳在一篇论述福楼拜和詹姆斯的“非确定性”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个问题,将之命名为“福楼拜问题”(“Flaubert Problem”),其内涵为“整部作品意义的缺失或暂时缺失”。“福楼拜问题”已成为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及福楼拜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专有名词,和“哈姆莱特之谜”一样不可忽视。

更多时候,福楼拜的描写具有自律性(即“为了自身的缘故才存在”),从不试图解释什么,“甚至于它的目的就是悬而不决或间隔”。在《萨朗波》中,不断增殖的背景描述压碎了叙述,这种历史描写可以认为是一种个人风格和写作癖好的宣泄,是大量已经失去功能、沦为能指符号的细微末节,没有实际的意义。这种宣泄带来的并非一片完整的历史图景,而是破碎的历史碎片。在《萨朗波》里没有解释性的评论,相反,“叙述者的淡出让读者独自面对并解释叙述的意义”。失去解释的细节描写实际上延宕、分解甚至断裂了小说叙述的意义关系,从而使环境的典型性和历史感丧失了。

此外,除无目的的精确描写以外,针对《萨朗波》大量感官印象式的描写,法国批评家让-皮埃尔·理查指出,福楼拜的描写具有明显的印象主义风格,他“把总体的感觉化成许多纯净而由相互对照的小感觉”,小说中这些无数的“小感觉”形成了一个个流动的漩涡,在总体上令人眩晕而使读者丧失了历史环境的确定感。


二、悬置的历史意义

(一)非典型的历史语境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只能在叙述形式之中而不能在它之外把握历史,“历史首先是一种言语的人工制品、是一种语言运用的产物。”历史叙事往往隐含着一种历史解释,隐含着某种历史哲学,“历史小说”要叙述的也不是毫无联系的历史事件的碎片,它应体现出历史事件之间的某种联系和历史发展的意义,从而表达某种“历史真理”。然而我们在《萨朗波》中却看不到这一点:福楼拜选择一场战争作为故事背景,然而一八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给高莱女士的信中,他谈道:“然而种族的纷争,县区的纷争,人与人的纷争,一点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我的愉快仅仅在用红色的底子组成伟大的画幅。”由此可见作者本人选择这场战争的目的仅仅是给故事和小说的真正主题寻找一个红色的背景。福楼拜悬置了道德判断,他并不意在表现某种历史理念,或者特定历史环境下人的悲剧命运。

有论者认为正义的一方是雇佣军,因为他们是被压迫者,作者的同情也是在他们的一方。但事实上,雇佣军本身的性质就说明了其从事的战争性质的模糊性,替政府或是为反政府或是外来势力卖命都和某种历史进步的观念无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契由此认为,《萨朗波》代表着历史小说的衰落,因为“它将精神的不朽价值非人化,突出事物的图画般的美而不是强调人的境况,充斥着无关紧要的社会和历史语境”。这一评论从反面佐证了福楼拜消解理性历史的倾向,无论从创作方法还是历史观,福楼拜与司各特-巴尔扎克传统都存在着质的区别。

(二)主人公历史主体意识的缺失

《萨朗波》中,主人公历史主体意识的缺失也使得小说远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男女主人公对于自己行为的“宏大”意义都没有意识,使得历史事件的主体和结果缺乏目的性的关系。女主人公萨朗波由起初的沉醉于宗教玄思到后来的沉迷于肉欲渴望,对于自身几次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行动,似乎都没有觉察。男主人公马托所有的行动只有一个目的——得到萨朗波,战争的目的和意义几乎从未进入他思索的范围,他对萨朗波说:“难道我关心迦太基吗?它的人群熙来攘往,仿佛消失在你的鞋子扬起的尘埃中……”历史主体意识缺失的结果是历史主体与事件本身缺乏一种动力关系。

这种以反正统道德倾向、将历史场景还原为人类的生存斗争、以死亡与战争等生存母题瓦解以往正统道德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降解”历史主体等为特征的创作意识,与新历史主义文学作品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对应了福柯式的反正统历史和暴力化修辞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编纂法”。

(三)福楼拜的历史观

恩格斯有过著名论断,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然而,“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恩格斯的这句话常常被人们忽略,尤其是这个“之一”可能是含义深远的。巴尔扎克也许是最让那种善贴标签的研究者头疼的一位作家:波德莱尔在《论泰奥菲尔·戈蒂耶》中论及巴尔扎克:“他是一位洞观者,一位充满激情的洞观者。他的所有人物都具有那种激励着他本人的生命活力,他的所有故事都深深地染上了梦幻的色彩。”巴尔扎克用想象的世界代替了存在的世界,借用后者的物质材料,根据个人的神话重新加以组织,因此,我们不能通过《人间喜剧》来认识法国社会,法国社会也不能印证《人间喜剧》。

如果从巴尔扎克与《人间喜剧》之间的关系出发,看待福楼拜与《萨朗波》之间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戏仿波德莱尔的论述:《萨朗波》的所有叙述都是福楼拜本人的生命意志的外在体现。小说主人公缺少历史自觉并不意味着《萨朗波》缺少“历史观”,而是其历史观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有关历史发展动力和规律的历史观。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观点对我们颇有启发。他区分了两种历史观,一种是“关于表征的固定观念”或某种“对历史的洞察力的信念”,另一种则是对于历史的欲望投注(a libidinal investment in the past)。福楼拜属于后者,即“欲望历史主义者”。

福楼拜并不致力于表征历史的真实,也不相信关于历史进步的某种观念。他在1846年给情人路易丝·高莱的信中自称是“宿命论者”,“在为人类进步贡献一切与什么都不做之间,我认为没有什么选择的意义”。而“至于提到进步本身,这种模糊的观念对我来说尤其难懂”。詹姆逊进而指出,《萨朗波》“对于历史的欲望投注实际上仅仅造成了一种(与历史的)变动不居的关系,其内容是不确定的,尽管其表征框架……仍然试图通过赋予这种关系以某种更为恒定的、似乎是肉体性的象征价值来固化这种流动性”。


三、欲望叙事

(一)欲望叙事与理性主义历史观的消解

詹姆逊所谓“更为恒定的、似乎是肉体性的象征价值”实际上就是指《萨朗波》的欲望叙述。这种欲望叙述彻底颠覆了同时期的历史小说和哲学著作关于古代文明的流行观念,将启蒙学者所理解的理性历史暴力化和性欲化:

首先,《萨朗波》包含大量令由欲望引发的暴力场景——小说开篇饕餮进餐的场面、小说尾部战场上饥饿的雇佣军人吃人的情节、迦太基的供水被切断时大批民众苦难的细节性和残酷的图画——作者并没有通过这种残酷的场面和暴力的描写来展现历史的发展、人与社会的联系等传统的主题,政治生活的理性本质被悬置起来,题材和表现的非人性、凶恶和暴行自身变成了目的,有论者据此认为在这部小说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虐待狂倾向。

此外,小说充斥着死亡的气氛。据粗略统计,小说中的杀戮场面,包括钉十字架、群体杀戮、折磨然后屠杀、喝人血、吃人肉、烧人、动物杀人、人杀动物等血腥场面不少于三十处;另外,小说对于丑恶事物的描绘与展览是不厌其烦的。这些对于欲望与丑恶的过度描写,使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真实”隐没于欲望的阴影与暗流,同时营造出一种虚无的氛围。

《萨朗波》对于理性主义历史观的消解还表现在对于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福柯《规训与惩罚》中指出,科学理性本身成为文明内核,只有符合理性标准的文化才是文明,反之则为野蛮,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背后是人为建构的痕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多运用这种观念方法。作为文明人的迦太基在折磨野蛮人马托时所表现出来的,是与野蛮人特质并无二致的残忍,差异性、他者性最终被同一性、同质性吸收,并不是异乡人、野蛮人的死亡换来了文明的胜利和野蛮的妥协,而是高贵的迦太基人背叛了自身所设定的价值系统——他们在战胜野蛮人的同时也成了野蛮人。《萨朗波》反复描写在迦太基和所谓的文明内部并无丝毫差异,从而消解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是对于理性主义历史观的逆反。

(二)欲望叙事的内在诗性

福楼拜的北非之行与《萨朗波》的关系相当复杂微妙。在北非,他感受到某种特殊的古代异域氛围,并在其中投射了自身的欲望和想象。北非之旅使福楼拜感到了强烈的快乐,从现实的压力中解放,获得对欲望的更自由的表达。而在埃及,福楼拜见证了人类经验的更为广大的范围,种种经验的强度和反差,远比在自己的国度所能够发现的更为动人。

福楼拜曾说:“我爱人间的两种东西:第一,物,物的本身,肉;其次,高而稀有的热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隐居生涯,也喜欢玩世不恭。”在内在气质上,《萨朗波》可以“被看成一首诗”,它超越了一般的想象力,与一种热切的内心音乐相回响,以一种复杂的韵律表达自身,在其语言中,词语自身成为可感知的、色情化的现实。小说中,欲望不仅充满了人物与环境,在历史世界之外营造了一个充满绚烂色彩与流动意蕴的象征世界,还成为弥漫在文本世界的一种情调,使小说的叙述风格在整体上体现为一种欲望化的倾向。福楼拜的欲望叙述消解了小说的历史主义主题,从而使欲望的“色情化的现实”成为小说的真正主角。《萨朗波》是一首欲望的诗,欲望激荡起生命的狂欢舞蹈,又在一种死亡的氛围中传达了生命的空虚与绝望。正如萨特指出,“福楼拜的句子既聋又瞎,没有血脉,没有生气,一片深沉的寂静把它和下一句隔开;它掉进虚空,永劫不返,带着它的猎物一起下坠。”

虽然福楼拜在《萨朗波》中呈现的技巧与叙述欲望与新历史主义有着内在的契合性,但正如吴楚舒在《悲观虚无主义内核下的完美艺术追求——剖析福楼拜小说中的现代主义趋向》中指出的:“硬性地将福楼拜划分入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是无谓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心理层面,是其人生观在支配着文学创作理念。”福楼拜坚定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艺术性,这份对完美的追求为他的作品带来成就与困境;福楼拜的悲观虚无倾向、对于形式主义的高度推崇与其历史观具有内在联系性,并往往导致小说伦理意义的失却。《萨朗波》实际上是一部缺乏现实主义意图或社会道德目的唯美主义作品,具有对观察技巧的注重、对纯粹形式的追求,以及在对细节的处理上被小心翼翼的精炼风格包裹,内容始终不能突破对原始而毁灭性的人性的迷恋,这种迷恋将历史、社会、行动化为幻象,产生对叙事深邃本质的压迫。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作品的艺术地位更多为精英读者所肯定,却难以让普通大众理解并缺少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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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朗波 萨朗波 8.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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