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达赖喇嘛传》小评

须臾之间
2006-01-05 看过
想看牙含章的这本书已经很久了,可惜新书无从购得,只好由故书店里淘来。我对旧书到没有什么特别的抵触,反而觉得灰扑扑的一书在手,感觉也很不错,有点儿“读破书万卷”的味道(高人们是读书破万卷,咱达不到,退而求其次:))。尤其重要的是,它是1984年公开发行的第一版,在历史这个小媳妇儿被各色原因打扮得花里胡梢的今天,越老的版本越发显得弥足珍贵。当然,如果能搞到1953年真正的第一版,那又当别论了。
全书采用纪传体编年史的格式,由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公元1357年,藏历第六饶迥火鸡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公元1419年年,藏历第七饶迥阴土猪年,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开始,对格鲁派达赖活佛世系按转世分章节的进行了详细介绍。整体分为三个篇章,上篇含盖一世至十一世达赖喇嘛,中篇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下篇为十四世达赖喇嘛,时间跨度大约从公元13世纪中期到公元1953年西藏和平解放为止。主要围绕历世达赖来记述,期间还对格鲁派早期的帕竹政权、以及更早的萨迦政权做了简要介绍。虽然牙老在序言中称该书并不是通史,但是,鉴于自四世达赖喇嘛开始,格鲁派就成了西藏最有号召力、最具影响力的佛教派别,基本上在西藏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与之相关;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它是西藏明、清、及近代的一部简要通史决不为过。

下面是历世达赖喇嘛的生卒年代、教名、以及重要事件的简表。
世系 生卒年代 教名 重要事件
一世 1391-1474 根敦珠巴 追认,扎什伦布寺创建人,首任法座27年。
二世 1475-1542 根敦嘉措 追认,曾任扎什伦布寺、哲蚌寺堪布。
三世 1543-1588 索南嘉措 任哲蚌寺座主,塔尔寺创建人,为达赖喇嘛称号之始。
四世 1589-1616 云丹嘉措 蒙古族,任哲蚌寺和色拉寺堪布。
五世 1617-1682 阿旺洛桑嘉措 清政府赐金册金印,尊为喇嘛教最高领袖,建立甘丹颇章政权,执掌西藏政教大权。
六世 1683-1706 仓央嘉措 公元1697年入座床,公元1705年被清政府废黜。因善于写情诗、以及众多风流韵事,而被誉为“情天大喇嘛”。
七世 1708-1757 格桑嘉措 公元1751年受清政府命掌管西藏地方政权,是甘丹颇章政权政教合一制度的开端。
八世 1758-1804 强白嘉措 公元1887年受命清政府掌管西藏地方政权。
九世 1805-1815 隆朵嘉措 暴卒,年仅11岁。
十世 1816-1837 楚臣嘉措 暴卒,年仅22岁。
十一世 1838-1855 克珠嘉措 公元1855年受命掌管西藏地方政权,暴卒,年仅18岁。
十二世 1856-1875 赤列嘉措 公元1873年受命掌管西藏地方政权,暴卒,年仅19岁。
十三世 1876-1933 土登嘉措 公元1894年开始亲政,政治态度一直在清政府和英政府之间 摇摆不定。
十四世 1935-今 丹增嘉措 与中央签订《十七条协定》,接受和平解放;但其后受唆使,煽动叛乱,并最终流亡海外至今。在印度达兰萨拉建立流亡政府鼓吹独立;曾与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札幌建立师徒关系;与台湾分裂份子李登辉会晤呼应“七块论”;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达赖喇嘛格鲁派最高领袖之一,达赖喇嘛尊号和其转世制度始于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公元1578年,藏历第十饶迥阳土虎年,明神宗万历六年,当时格鲁派大活佛索南嘉措应土默特蒙古首领顺义王俺达汗邀请赴蒙古传法,在青海仰华寺,索南嘉措对佛理的精深阐述,使俺达汗心生仰慕,于是赠送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圣”,是超凡入圣,超出尘世间之意;“识一切”,是藏传佛教对在现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僧人的尊称;“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即汉语执金刚之意,是藏传佛教对于在密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僧人的尊称;“达赖”,是蒙古语大海之意,也是借用藏语“嘉措”(大海)一词而译成蒙古语的,因为二世达赖根敦嘉措、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名字中都含有“嘉措”;“喇嘛”,藏语是上师之意,是对有一定佛学造诣僧人的尊称。公元1652年,藏历第十一饶迥阳水龙年,清世祖顺治九年,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错应顺治帝邀请赴京觐见,并正式被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印金册。
达赖喇嘛正式的转世制度始于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而二世达赖根顿嘉措是经过了近三十几年的各方利益的争夺,方才被西藏僧俗一直正式认可为根敦珠巴的转世。也正是通过转世的争斗,逐步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以及达赖喇嘛在格鲁派中的地位,为其后五世、七世达赖执掌政教合一的政权,奠定了基础。
自三世达赖起,历世达赖喇嘛都以哲蚌寺为母寺;从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起(公元1653年,藏历第十一饶迥阴水蛇年,清世祖顺治十年),清政府正式确定达赖喇嘛为藏传佛教最高领袖;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起(公元1751年,藏历第十三饶迥阴铁羊年,清高宗乾隆十六年),清政府授权达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权,达赖喇嘛遂成为西藏最大的政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处于帝制崩溃、外侮内忧的清王朝后期,在争取西藏独立上(抑或是“高度自治”?——见仁见智),引入了英国、美国的干涉,使得该问题遗留至今,确属颇有争议的人物。

《达赖喇嘛传》的写作背景需要简单提一下,公元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委派牙含章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护送十世班禅确吉坚赞返回扎什伦布寺。其后,留藏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书的序言中提道:“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于西藏历史的书,既用于驳斥反对派散步的谰言,也用于对广大西藏人民进行反帝爱国主意教育”,于是在公元1953年,写出《达赖喇嘛传》,当时仅供内部发行。牙含章年轻时,曾在甘肃拉卜楞寺保安司令黄正清手下任书记,穿袈裟当喇嘛熟习藏文,并随五世嘉木样活佛前往西藏,调查青藏地区寺院和社会情况,著有《青藏调查记》,他对于西藏应当是有相当的了解的。同时,由于其身份、以及受组织委托写作的原因,牙含章得以接触到大量西藏地方政府的原始公文档案、以及寺庙的内部记录文档,这使得该书在西藏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些西藏流亡人士功击该书是“根据斗争需要”写就的,从而据此否认它的真实性,并认为牙含章做为历史学家不尊重历史。但是,我认为这反而是该书具有不可比拟的真实性的依据,因为该书最初的目的,是为中央治理西藏提供参考依据的内部书籍,并无直接的宣传目的,直到1984年才公开发行,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历史问题上弄虚作假。从全书的的行文来看,直接引用了大量的各类清史、原始藏文素材、英国人的自传等,一般是就事论事,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主观分析,我个人认为是相当客观的一本书。

与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相比,前者在时间上以清朝为主,后者则只考证了民国至1953年这段时间,刚好可以互为补充,如果希望对西藏近代史有所了解,个人觉得看看这两本书基本上就够了。但是,两本书在风格上、以及行文目的上又有明显的差别,牙含章更多的是借鉴藏史、汉史、西藏地方政府的公文、以及少量英国人写的传记;戈尔斯坦则偏重于英印政府公文、西藏地方政府公文、西藏历史人物的采访、民间流言等。这就使得《达赖喇嘛传》更像是大事记、正史,行文的主要目的是从历史的角度阐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本身也是其写作任务的需要;而《喇嘛王国的覆灭》则有很多社会性质的内容,人文气息要强一些,行文的主要目的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探讨“喇嘛王国覆灭”的内在原因(我认为说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争取西藏独立失败”的内在原因可能更合适)。
考虑到《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在市场上很容易购买,而《达赖喇嘛传》不知何故,极难看到(真是典型的外来和尚会念经啊),因此,我把读完后的一些重要体会列举如下;
1. 达赖喇嘛的执政权力,实际上是由中央政府授予的,而并非自古有之。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之前,理论上西藏的政权是由第巴掌握,达赖喇嘛仅掌握教权;清乾隆帝时期,为了更加有效的控制西藏,才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将政权委任给达赖,并同时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相等,自此延续下来。
2. 金瓶掣签对西藏的归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该制度是清乾隆帝时期,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规定的,并同时规定了达赖喇嘛是西藏地方政府政教合一的领袖。既然如此,那么由中央规定的金瓶掣签来对转世灵童进行认定的过程,自然就章显了中央的统治权威。这一制度至今仍然在起作用,从当今十一世班禅灵童的认定过程就可以看出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私自选定的灵童,没有经过金瓶掣签的认定,即使他本人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仍然不能被普遍认可。
3.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投靠英、印、俄、美,企图脱离中国的行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保护西藏的被逼无奈之举,前因还在清朝的愚昧懦弱、驻藏大臣贪墨渎职的投降政策、张荫棠在藏推行的不切实际的新政、以及入藏川军对民众的滋扰等。虽说从国家的观点来看,中央可负地方,地方不可负中央;但是,从汉藏两个民族的观点来看,既然汉负藏于前,为何不可藏负汉于其后?19世纪中后期,英军大举入侵西藏,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等人采取了完全的投降政策,甚至在英军占领拉萨后,还送酒、送肉的去劳军,抱有让英国人教训一下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奴颜婢膝至斯,也难怪别人的另做选择了。现今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行为,可以认为是这种情况的延续。
4. 达赖世系与班禅世系的关系。这两个活佛世系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中最高的两个活佛转世世系,他们均产生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格鲁派势力急剧升起的阶段。在宗教上,双方具有同等的地位,但在政治地位上,班禅的实力仅限于后藏的一小部分地区,约为达赖的十分之一。自四世达赖云丹嘉措拜四世班禅洛桑却吉为师开始,双方的关系就一直处于互为师徒的良好状态中,直至20世纪初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与九世班禅曲吉尼玛失和,九世班禅被逼出走内地客死异乡为止。究其源头,还在于清政府分而制之的策略,班禅本无政治领地,但清政府为了制横达赖世系的权利,刻意抬高班禅世系的地位,并于公元1728年,清世宗雍正六年,强迫班禅接受了后藏拉孜、昂仁、平措林三个宗的管辖权,双方关系的破裂也与这个历史根源有关。此后的中央政府也沿用了这个策略,继续抬高班禅世系压制达赖世系,使得双方的关系一直难以恢复。
5. 西藏辖区的变化。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较清朝时期大为缩小,公元1728年,清世宗雍正六年,清政府为了对西藏分而制之,下旨将康区东部的打箭炉(康定)、理塘、巴塘等地划归四川管辖,将康区南部的中甸、阿敦(德钦)、巴龙(维西)等地划归云南管辖。
6. 西藏与尼泊尔、锡金、不丹、克什米尔的历史关系。历史上尼泊尔(旧名廓尔喀)、锡金(旧名哲孟雄)、不丹都是西藏的藩属国,自然也就是中国的藩属国;而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更本来就是西藏的领土。这一切都是在清朝末年,因清政府的腐朽没落而失去的,现在我们常常为失去外兴安岭、外蒙古等曾经拥有的土地而伤神,却忘了西藏失去领地的痛苦。

当年,牙含章写《达赖喇嘛传》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央制定治理西藏政策的参考,“是我国学者首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西藏地方两大活佛系统和近代西藏地方政治史的专著”。如果做为纯历史研究著作,当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非常好;可惜,做为制定治藏政策的参考,少了人文方面的内容,那么所制定政策的可执行度如何,就要大打问号了,毕竟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虽然,该书在中央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从本朝太祖毛公、乃至世祖邓公执政时期,治藏政策上深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烙印就可以看出些许痕迹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或许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烙印吧!
回首再看,应该说九十年代以前的西藏政策中,这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制定的政策,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当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为按照内地的经验,只要给农奴翻了身、分了田、逐了农奴主,大伙儿便死心塌地的跟着党、跟着政府走了。但是,实际上的结果却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儿,虽然中央对西藏给予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使得当地人民的生活较解放前有了大幅提高;但是,精神上对达赖、班禅、佛教的信仰却没有丝毫减弱。所以,当中央政府在西藏执行取缔寺庙、裁减僧人的政策,乃至文革时人民群众捣毁佛教遗迹、寺庙、历世达赖班禅灵塔后,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元1989年拉萨爆发的分裂动乱(今上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据说正是因平乱得力,故升任中央)。
纵观有清一朝,虽然末年在国力衰退、外敌入侵下,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客观的说,治理西藏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康熙至咸丰的近百年时间里,将西藏完全的置于控制之下。固然跟当时清政府的鼎盛实力有关,但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就是清政府相当尊重西藏的人文、宗教、历史传统,并积极的利用这些来进行统治,而不是采用“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逻辑来开展工作。清朝皇帝们对藏实行统治时,宗教上把自己说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并对佛教加以护持;政治上派遣驻藏大臣加以分权监督,在此这样一来,无论是对一般百姓、还是对统治官僚,都有了很好的交代。可惜的是,这个策略并不适用于现在,总不能把咱们总书记也说成是文殊菩萨转世吧:)。九十年代开始,不知是何种原因,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恢复了大量的庙宇,重修了达赖、班禅的灵塔,使得分裂势力的影响日渐衰弱,算是为时未晚吧!
之所以提到以上这些,主要还是认为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与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两本书,应该兼蓄并重,单看那一本都有些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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