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选择、使命与宿命——以索尔仁尼琴和韦伯为视角

那你去物管啊
2019-05-14 看过

2018年上半年小作业,我那时候怎么这么厉害能写得出这种报告?现在我已经脑子空空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知识分子的选择、使命与宿命——以索尔仁尼琴和韦伯为视角

《倒转“红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读书报告

目录:

一、引言:为什么是索翁与韦伯?

二、简单介绍与概括

三、文学家索翁?政治家韦伯?

四、知识分子的选择、使命与宿命

五、结语:时空里的知识分子

六、参考文献

一、引言:为什么是索翁与韦伯?

20世纪的东北欧升起了两颗影响巨大的思想巨星,德意志的马克斯·韦伯与俄国的索尔仁尼琴。韦伯虽然以其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贡献享誉世界,但仍积极“入世”,对德意志帝国、魏玛德国有巨大的政治影响;索翁相比似乎有一种“出世”的态度,在流亡与写作中彰显了自己的价值。然而,在这种表相下的“不同”背后,二者其实背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有着许多相同点,同时,通过审视这两位较有代表性的学人之实践,我们也许能对知识分子在特定时空下的选择、使命与宿命有一定的认识。

之所以将这两位放在一起比较,一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首先,二者成长在背景类似的国家。德国有着较为悠久的专制和帝国传统,俄国更不遑多让,自称民主的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时代,其实也是专制统治。同时,经历过专制的韦伯和索翁都等来了“民主”时代,无论是魏玛德国的自由开放,还是后斯大林时代的“解冻”(虽然不是完全民主),他们切身体验了从专制到“民主”的时代变化。

再者,德、俄在深受宗教意识形态浸润之同时,文化又被宗教改革运动所改造,两位学者的思想脉络也很明显地体现了宗教改革运动[①]的影响。韦伯自不待言,其一生致力于路德派、加尔文派之研究,并试图将其中某些精神引入政治领域。[②]在俄国,17世纪中期尼康的宗教改革造就了“分裂教”运动,之后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怀揣着回归传统教派的梦想,这在索翁身上更是非常明显。

此外,这两位学者从本民族的命运出发,关心国家和文明的未来,都通过自己特定的方式去影响、干预其前途发展。二者在各自的文化圈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地位或学术声誉(至少是在20世纪),因而,我试图通过比较这二者在特定时代的选择与实践,来反思知识分子在一个变化的时代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此,我在第二部分会分别对两本著作进行简单的概括,而在第三部分对索翁和韦伯二者的文化与政治作为做出简要的梳理。第四部分则是对二者的使命、选择与宿命的集中概括与比较,并与20世纪的另一些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参照,共同引出第五部分,即特定时空的知识分子应该何去何从。

二、简单介绍与概括

1、从《红轮》到《倒转“红轮”》

既然金雁老师要“倒转”《红轮》,那么我们也必须从《红轮》说起,自然也必须从索尔仁尼琴说起。索翁以作家成名,所获的最高认可乃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在后半生致力于书写的,绝对不能说是纯文学,而更像为俄国生民立命的全景画卷。其中最重要的是《红轮》,它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俄国的革命与战争。用金雁老师的话说,这是一本“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不得不读的书”。[③]而她想要做的,是以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故为“倒转”),书写一部俄国典型知识分子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史,这与索翁的书在某一方面达成了一致,故名曰“倒转红轮”。

由此,作者从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两个个案切入,再谈到路标派、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最后涉及的俄国宗教分裂运动,这是理解俄国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历史的重要背景,尤其与本文的主角之一索尔仁尼琴密切相关。本书内容浩大,对其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颇为困难,故本文选择了索翁作为主要的关注对象。

2、评述名人的名著:《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正如译者在前言中所说,很少有人能将评述一位名人的书写成一部杰作,但本书作者沃尔夫冈·蒙森做到了,这也许与他出身的显赫史学世家有关(其祖、父、兄皆为德国史学界巨擘),固然也要归功于他“巨细靡遗”地寻找所有有关韦伯的史料,但更重要的是他对韦伯思想脉络的梳理与把握恰到好处。与《倒转“红轮”》一样,本书也是一本思想史著作,但并没有采取前人类似研究以韦伯理论著作解读其政治思想的办法,而是以韦伯对于日常政治问题的立场去追踪他作为“政治人”(不完全是政治学家,也不完全是政治家)的历程,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对韦伯的政治一生做了述评。

作者大体以时间为序,集中评述了韦伯在1890年以后不同时期的政治选择与影响,从其青年时代,到一战前夕,再到一战及革命时代,戛然而止于韦伯参与的魏玛德国制宪。蒙森始终以韦伯产生特定观点的背景与原因为主轴,既非机械地进行辩证分析,也非脱离时代的空头思想史著作,由此,我们得以冷静地窥得韦伯政治思想的全貌并有“理解之同情”。因本文主要内容不在此,故不对本书详细内容赘述。

三、文学家索翁?政治家韦伯?

1、文学家索翁?

在人们的印象中,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正如他在1970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而非和平奖所显示的,他与政治的距离似乎没有那么近。如果说韦伯是“积极入世”,那索翁虽然是一个“异见分子”,也只能称得上“出世”。不过,这样说其实有失偏颇。

索尔仁尼琴1970年因写作反映劳改营生活的作品获诺贝尔奖,这一年他52岁,然而对于他漫长的90年人生来说,这才刚刚开始。他最重要的两部思想巨著《古拉格群岛》《红轮》在1973年以后才问世,而其已经濒于流亡。很难确切说《古拉格群岛》《红轮》究竟是属于什么体裁的作品: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规范的“历史著作”,它更像是索翁自己的“个人叙事”,是他对于20世纪上半叶俄国革命与战争的铺排式“画卷”。尤其是较晚出版的《红轮》一书,虽然被许多人认为“文学性不强”“叙事散乱无中心”,但它却被索尔仁尼琴自己称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寻找俄国历史灾难中某种最高的宇宙意义的作品,写出了苏联国内没有允许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的历史。[④]可以说,索翁之前的“文学作品”,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些作品,无论是从他自身的角度,还是从客观评价的角度来说,与《古拉格群岛》《红轮》(尤其是后者)比较都相形见绌。因而,说他是一个文学家,恐怕不那么准确。

那我们应该如何定位索尔仁尼琴?说他是历史学家?恐怕也并不那么贴切。他的作品显然不是以历史学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毫无主线,毫无主题,跟没有史料辨析、引用来源之类。

结合俄国的传统,我们也许能找到他的准确角色。文学在俄国作为一种记录手段,与在欧洲其它国家差别巨大,从普希金开始,俄国的文学就以历史事件为基础进行写作,尤其是到了托尔斯泰这一代。文学摆脱了西欧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报告的写作范式,走向一种没有一定规则的写作方式,或者被称为“古怪的历史长篇小说”或“令人精神备受折磨的全景式探索”。[⑤]托尔斯泰自称“发明了一种新的写作方法”,索尔仁尼琴正是托尔斯泰的继承人,他把俄国传统下柔合了政治、历史、哲学等多种人文领域的“大文学”“大叙事”“大传统”发扬光大,才有了《红轮》这部作品。他比帕斯捷尔纳克、肖霍洛夫走得更远,几乎抛弃了不必要的“文学性”“故事情节”,而是致力于“说出自己必须说的话”。因此,与下文的韦伯类似,索翁像是一个见证者,一个记录家,或是一个“先知”似的角色。既不能用单纯的文学家去定义他,也更不能说他只是“异见人士”或“政治家”。

2、政治家韦伯?

作者蒙森在《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一书的开篇就为韦伯的一生定下了基调:“韦伯从一出生就被抛进了政治”,看起来的确如此:与索尔仁尼琴相比,韦伯与政治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但是否就可以据此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恐怕有些牵强,我们不妨先来大致梳理其主要的政治参与。

自1894年参加福音派代表大会起,韦伯就始终坚持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之目标,同时也有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思想。[⑥]在1895年进入弗莱堡大学进行就职演说时,声称政治是“整个民族的永久性权力政治的利益”[⑦],整篇演讲也几乎是在阐发其政治规划,而非展示学术资质。事实上,他为了不放弃参与实际政治的机会,暂缓了去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任教的计划。[⑧]旋即,韦伯在报纸上开始批判《证券交易法》,但他实际上过高估计了这一法案对德国的危害,因而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一战以前,韦伯反对威廉二世的“业余统治”,同时大力支持工会,不过即使是在最狭窄的社会政策领域,他也找不到一个能够和他同心同德的群体,所以他的观点很难得到实践。[⑨]俾斯麦倒台后,韦伯在报纸上推动宪制、支持议会,在一战期间,他又在反对完全兼并比利时的请愿书上签了名。

终于,在战后的魏玛制宪时期,他达到了政治生涯的巅峰。因为之前讨论德国命运的文章受到欣赏,韦伯在1918年12月成为13个审议宪法的委员之一,他终于可以直接影响政治运行,而不必再通过媒体了。[⑩]但遗憾的是,他的主张受到其他委员和各邦代表的反对,虽然有部分主张得以实施,但他想让帝国总统成为领袖的愿望落空了,《魏玛宪法》最终成为了一部折中的宪法。

从其经历我们不难看出,韦伯对政治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不过是演说、写文章、写著作、请愿等,而缺少实际的操作。这固然与当时德国的大环境有一定关系,但跟韦伯个人的因素关系甚大。韦伯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学者,深知各种现代政党的组织原则,但他在战略层面上的眼光深渊无法掩盖其在战术上的手足无措:他对政治组织的经营和整合既不擅长,也不重视。

同时,他作为学者太过理想化的政治理念也使他最终难以成为一个“政治家”。韦伯在个人基本价值信念问题上从不妥协,他严苛而冷酷的意志在他人看来是不寒而栗和难以捉摸的,这让其他政治家都难以忍受。蒙森更是指出,他对一个立场的不断坚持是职业实干政治家竭力避免的。当他发现目标只能是比较有限的目标时,就缺乏足够的热情去斗争。[11]他没能争取到一个可靠的政治职位,原因其实在他个人。

由此,我始终觉得韦伯只是“政治学人”——既不是单纯的“政治学家”,也不远不是纵横捭阖的“政治家”(Statesman)或贬义的“政客”(Politician),对理想主义的过度追求和对“理念型”的分析,决定了他注定只是政治的例外。

四、知识分子的使命、选择与宿命

1、矛盾的他们与自己的使命

索翁为本民族的传统所塑造,韦伯又何尝不是!俄国的东正教自西里尔兄弟传入起,就与当地的斯拉夫万物有灵论传统融合在一起,与西欧的拉丁-大公教会和拜占庭的希腊正教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色。然而,在17世纪,沙皇加强权力的需求上升,借助大牧首尼康之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宗教改革,将俄国各地的旧教传统一并禁止,代之以希腊正教规范统一的礼仪与制度,这引起了长达500年的反抗,直到1905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才宣布废止对旧教的迫害,并恢复其名称“旧礼仪派”,不再称之为污蔑性的“分裂教派”。

由于尼康的宗教改革纯粹是为上层贵族精英服务,引起俄国的“知识分子”长达数百年的反抗,无数人流亡、迁徙,尤其是在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广袤的土地,尤其是荒无人烟的冻土为分裂派们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俄国近现代所有的思想流派,从精英派,到民粹派,乃至俄国的共产主义,都受到了分裂派传统的影响。索尔仁尼琴当然也不例外,他秉承着“回到传统”“回到过去”的立场,来反对“西化”“欧化”,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一样,都是激进的、非俄罗斯传统的、恶的东西,俄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苦难都来自于此。

反观韦伯,贵为现代社会学、政治学的奠基、扛鼎之人,又是“现代文明之子”,身上仍然很难摆脱德意志人传统下的“帝国梦”“民族梦”,甚至一度,伟人崇拜也降临在这个伟大的头脑之中· 。

然而历史交给他们的使命却非常有趣。对于索翁来说,成为“俄罗斯的良心”,反思俄国几十年的种种事件,推动俄国的进步与发展;但他却坚持的是村社主义与斯拉夫传统的反工业化、反城市化、反“西化”的路子,客观上说,他的观念与他所要完成的任务之间,其实是矛盾的。所以1994年他高调的回归之旅越往后,人们的反应越趋于平淡。某种程度上说,韦伯亦如是。那是德国大国崛起的时代,他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想要完成的强国目标,某种程度上居然由自己的对手,即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军国力量、强权政治所完成,这对他们冲击很大。[12]韦伯作为现代文明之子,他的某些观点和理论,却无法帮助那个时代的德国。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一身的他,实在太矛盾了。

2、他们的选择

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并不能被认为是“出世”的表现,相反,在俄国传统语境下,文学作为一种重要性不亚于信仰的精神产物具有极大影响,索翁写作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入世”。韦伯对于政治的影响,则倒没有我们之前所认为的那么大。

两位伟大知识分子的选择,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在受各自国家环境和文化传统下现实的选择。换句话说,除了采取他们的方式和放弃影响政治、关注国家命运外,似乎并没有第三条路。俄国民主还未完全出生,就断裂在布尔什维克取缔异见党派的1918年1月。从那时起,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直到苏联解体,似乎都不曾有过真正的“民主”,国内的政治生态也颇为恶劣,索翁唯有采取写作的方式才能有所作为;韦伯主要生活的德意志帝国亦不遑多让,加之如前文所说,他不擅具体政治操作,故也只能采取不断地演说、“战斗”,才能实现他的“志业”。

3、他们的宿命

他们的使命是重大的,他们身上的矛盾是明显的,他们的选择是无奈的,因而,他们的宿命也可以预料。

虽然其使命重大,却是无可完成的任务。索翁的不断反思、揭露对苏联的加速垮台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当垂垂老矣的他回到俄国时,只剩下精神图腾的作用,而无法遏止俄国沦为二流国家的命运。德意志人在崛起的同时习惯了一个伟人的照料,而这个伟人习惯性地打压不同意见,当他黯然离去时,整个民族就陷入不知所措之中,正如《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的译者所说,“韦伯不可能袖手旁观”。他试图在传统自由主义陷入危机的时候为个人的基本价值寻找“新的精神资源”,但是很显然,并没有成功。德国人最后还是又推出来一个“伟人”[13],并且在他的带领下走向一次毁灭、重生,很长时间以后,才慢慢向韦伯所愿的方向发展。不光是这两位,我们还可以看看20世纪的那些其他试图改造世界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的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那些忠于共产主义信仰的“苏联”遗老们……宿命皆如此。

但换个角度看,有时重要的也许不是结果,而是完成任务的过程本身,不管是马克斯·韦伯还是索尔仁尼琴,在走向他们的“宿命”时都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精神财富,这或许已足够。

五、结语:时空下的知识分子

在全文的结束,我们也许还是要不厌其烦地简单回溯一下全文的内容:马克斯·韦伯与索尔仁尼琴既被各自的传统所塑造,又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不得不承担起“见证者”或“参与者”的角色,来影响各自民族的未来命运。他们采取的方式和手段不尽相同,韦伯致力于政治与学术(直到临终的那几天他才放弃了成为“政治家”的抱负),索翁则是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下了自己所见的20世纪,然而,尽管方法不同,他们都做出了现实、合理且几乎唯一的选择,我们在理解其所作所为时,必须要认识到这背后的特定的时空背景,而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轻易地指摘其选择。

大概,只有时空下的知识分子,而很少有知识分子主导的时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尤其有了现实意义:时代的变化速度极快,表面上的升平下的暗流游动也许并不亚于韦伯和索翁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办?一句“保持知识分子的良心”是轻飘飘的、无关痛痒的,大概只有在走向自己“宿命”的过程中留下什么东西,才算没有辱没“知识分子”的称谓吧?

六、参考文献:

(按引用顺序排列)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沃尔夫冈·蒙森著,阎克文译:《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

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8月。

冯精志:《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1月。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二手时间》,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马克·布洛赫著,汪少卿译:《奇怪的战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①] 并非特指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②] 参见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8月。

[③]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9页。

[④]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4页。

[⑤]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5-6页。

[⑥] 沃尔夫冈·蒙森著,阎克文译:《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第22-35页、第39页。

[⑦] 沃尔夫冈·蒙森著,阎克文译:《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第37页。

[⑧] 沃尔夫冈·蒙森著,阎克文译:《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第127-128页,第280页。

[⑨] 沃尔夫冈·蒙森著,阎克文译:《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第123页。

[⑩] 沃尔夫冈·蒙森著,阎克文译:《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第350页。

[11] 沃尔夫冈·蒙森著,阎克文译:《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第37页。

[12] 沃尔夫冈·蒙森著,阎克文译:《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第43页。

[13] 许多的文献与研究著作都表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所说的那句:“是德国人民选择了我们”的确不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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