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之外,皆是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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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4 看过

对于魏晋南北朝的刻板印象是五胡乱华,东晋偏安江南,王权衰微,把持朝政的门阀士族崇尚清谈却鄙视实务,最终的命运就是南朝在混乱中等待被北方强大的武力兼并。然而,《东晋门阀政治》讲述了事情的另一面,消除了许多误解与盲点。

西晋是如何灭亡的?一般的朝代更替主要是四夷入侵、农民起义、权臣篡位三种模式,然而西晋被匈奴灭亡却并不是武力的不济。刘渊叔父就曾因为不堪压迫造反,而迅速的被西晋镇压。而五胡之所以乱华,主要也是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与东海王为了夺权而邀约介入的。而琅琊王司马睿最后能够继位,也是东海王司马越见中原衰败希望让族弟司马睿在镇守江南作为退路,随后司马越在胡族侵袭压力之中忧惧而死,司马睿才在江南建政。

在汉代及以前,国家的常备武力只有分散各地的郡国兵,而没有中央军,等到曹操为了透过屯田获得资源之后才有常备的中央军。当时为了应对军事需要而在各地设立都督区,即是让都督带领中央军外戍。自此有了中军与外军之分,而一段时间内权臣在篡位前也就都多了一个头衔——都督中外诸军事。

宗室的地位自西汉初年裂土分王之后持续收到打压,到曹魏时发展到极致。西晋吸取曹魏轻易被篡权的教训,大量的使用宗亲担任都督,导致了诸王权重,最终酿成内乱。但历史的讽刺之处是在此沉痛教训之下,南北朝诸朝廷依然不断的使用王室出镇,直到唐代才再度被收敛。

与拥兵自重的八王不同,司马睿并没有足够可恃之物力,也没有足以号召天下的名望与血统——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当时,司马睿受命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与王导南渡建邺,江南士族对他并不重视。最后,王导以阅兵的形式炫耀武力震慑江南士族,“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 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 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王导、王敦也因从龙之功地位显赫,王导始终居中枢之地,王敦总征讨于上游,形成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东晋从建立之初就皇权衰微,建国主要靠琅琊王氏,对江南士族与南渡士族也始终无力整合,只在存在名义上的君臣关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皇室没兵没钱,也就难以用中央军压服四方进行整治整合。在东汉中期随着国家社会管理的失能,士族开始扩大社会参与,帮助农民维系生存与生产,士族也就不仅仅是血缘,扩展到乡里,成为郡望、望族,而南渡士族们也不是只身逃亡,反而是带着大批依附于家族的农民迁徙,因而本身有相当的独立性,更不必说南方原有的士族了。

东晋的门阀士族主要是瑯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他们交替与司马氏共天下,但是这种权力的过渡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序,也很不和平,中间充斥着武力斗争,而背后则是反映各家门阀势力的消减。从东晋到宋齐梁几个大的士族在社会上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地位,但是在政治上那种左右朝局的能力在东晋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司马氏的皇帝自然不希望被门阀挟制,但是在淝水之战以前,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最多是借一个士族去压抑另一个士族,从而获得政局上的平衡。王权受制於门阀的案例不胜枚举,“五马渡江”除了晋元帝外四个宗室都因士族反对而死,晋元帝用譙王司马承担任湘州刺史防御王敦时,被王敦弟弟所杀。元帝任用刘隗刁协压抑士族时,王敦造反士族旁观,中央用来统兵抵御的竟然是王导,而元帝甚至只能对王敦说“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琊,何至困百姓如此”。在桓温想要重演禅让故事之时,晋帝遗诏“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子取之”,反对禅让的太原王氏子弟王坦之竟然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可以看见王权衰微到何种程度。

门阀的政治影响力首先在于人事与军队,在瑯琊王氏全盛时期,驻扎荆州的王敦叛乱之时,位在中枢的王导还可以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主持平叛,但等到王导兄弟辈人物凋零后,王导便需要依赖驻扎京口的流民帅郗鉴了。颍川庾亮反对王导时,也是驻守芜湖压迫建邺,王家此时已经没有兵力与庾亮争短长了,之所以王导依然能够维持地位,很大程度上还是屯兵京口的郗鉴居中调停。作者也指出,东山再起的谢安,其实是因为谢家当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当一面了,为了家族利益谢安不得不再起。谢家的强盛与谢玄建立北府兵打赢淝水之战密切相关,随后谢玄病死谢家也就过了辉煌时期。此时,东晋朝廷用来平衡谢家的则是太原王氏了,太原王氏也人才匮乏,标志着门阀政治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导致东晋皇权一度有振兴的希望。只是上层士族的衰败,最终的结果却是以底层寒族武人的夺权而终结。

与靖康之变仓皇南渡不一样,东晋渡江之时实力犹存,不仅南方比北方实力更强,就是在北方内部也不乏支持东晋的士族,因而南渡之处北伐多于南征。但是东晋皇权的衰弱,门阀之间的斗争,使得北伐总是草草了事,更多的时候只是权臣用来立威的手段,白白丧失了统一的时机。等到北方的统治者削平群雄,整合胡汉,重新建立强力统一的政府组织后,南方的朝廷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南方侨姓士族的问题在刘裕代晋后受到了抑制,但是因山河阻隔的各地本土士族豪强各据一方难以整合,让朝廷汲取资源的能力大为受限。而当时南方依然是一年一收,不懂插秧与育种,直到八世纪的农业改良,使得一年两收,相较于北方的生产力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状态,可以提供的物资也比较匮乏。 此外,南方朝廷所足以仰仗的武力只有两支——荆州的军团与扬州的军团,最终在梁武帝时因侯景之乱,两支军团灰飞烟灭。陈霸先依靠广州豪族平乱,但荆扬土地精锐尽失,守江必守淮的战略也无法实行。反观西魏北周趁乱获取了荆州、四川,从而形成了《隆中对》中所述地理形势,掌握了统一的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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