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兰台万卷》读书笔记及相应补充

黑,泽明
2019-05-14 看过

前言

阅读李零《兰台万卷》之前,我关于《汉书·艺文志》的知识储备几乎是空白的,因此在阅读过程中,有许多地方必须在查阅相关论文之后,回过头重读《兰台万卷》相关段落,才能够略懂一二。我对于小说很有兴趣,因此我重点进行的是《诸子略》关于小说家的段落的阅读。一读才知道原来当时的“小说”“小说家”概念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李零的笔记并不很多,因此更需要进行必要的整理与补充。


一、汉代的小说观念是怎样的?

《汉书·艺文志》是现存历史文献中第一次较详细地论述“小说”含义的资料。尽管有整段地论述解释“小说家”,汉代“小说”的含义还是让今人难以解读。

究其原因,其一,《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小说作品到唐代就都散佚,仅有鲁迅先生勾沉出《青史子》三篇和《百家》一篇。这造成今天理解汉代小说观念的资料缺乏,难以对《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观念有一个全面的清楚的认识;

其二,《汉书·艺文志》中的有些阐述十分模糊,有些又难以考证其真实含义。比如稗官一词,虽然有余嘉锡等一批学者作详细考证,但是,其真正意义仍然模糊不清;

其三,“小说家序”似乎与小说家所著录的作品并不一致:“序”中说小说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听闻的收集编辑,而实际上,作品大多是方士方术知识,也有部分可能有儒生的作品,这个问题值得探究;

其四,由于今人思想中有先入为主的小说观念,对《汉书·艺文志》小说观念容易感到费解。

想要了解汉代的小说概念以及小说观念,首先需要从“小说”这个词本身入手。

目前学界一致认为,庄子第一次使用了“小说”这个词,意指“小的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家都用自己的学说来批评别家的学说。所以,这种语境下的小说不是专指某一家或某一种文章。但是,这一概念背后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小说特指理论价值较低的小学说;其次,其目的在于谋取名利。

刘向归类群书时,遇到一批类似于诸子的书籍。这些书不是先秦诸子所做,而是来自民间,为后人“依托”古代圣贤而作,其学说“浅薄”“迁诞”。刘向作为一个儒家思想信奉者,既否定其具有诸子其他家所有的高度理论性和政治实用性,又宽容地肯定其一定有可读性。在把这些书归结到诸子之末时,刘向使用了在《庄子》和《荀子》等典籍中反复用过的词语:小说。

小说家在诸子中排在第十,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那么“不可观”的就是小说家。汉代所谓的“小说”是以阐述某种学说为目的的一类文章,只是它们学说来自民间,相对于其他诸子理论来说要浅薄,显得粗野,虽不为统治阶层所重视,但在民间却得到流传。《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借孔子的话作出价值判断:虽然“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但是“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说明当时的统治阶层是不会去研读和传播的。

由此可见,“小说”最初并不是一个稳固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判断。《汉书·艺文志》中,“小说”仍然延续了先秦的这种价值上的判断。《汉书·艺文志》小说观强调的是作品之“用”,并不关注作品的题材类型、写作手法等文体因素。


二、小说的标准是什么?从小序中我们能分析出什么?

(一)小说的民间性标准

《诸子略·小说序》有明确论断: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在小说标准中,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品的民间性。“街谈巷说”、“闾里小知”、“刍荛狂夫之议”等关键词语,加上魏人如淳对“稗官”的阐释:“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共同构筑了一个民俗文化的空间。李零指出,这种民间性是就小说内容的来源而言的:“道听途说者”和“闾里小知者”是就小说创作主体而言的;“造”和“缀而不忘”是就小说创作过程而言的;“街谈巷语”和“刍荛狂夫之议”是就小说内容而言的。正是从这三个角度,作者勾勒了一个小说民间化发生、流传和在民间得以初步整理的轮廓。

何为“刍荛狂夫之议”?李零在书中并未解释。经查询得知,“刍荛狂夫之议”喻指在民间创作、并在民间得到初步整理后的小说内容:“刍荛”一词,割草为刍,打柴叫荛,合指割草打柴的人即草野之人;“狂夫”一词,泛指愚钝者,与前面的“闾里小知者”有类似之处,不仅指其知识程度之低下,更指其所处社会地位之低。以“刍荛狂夫之议”比喻小说的内容,进一步强化“小说”这一概念的民间性。

需要指出的是,“狂夫”尚有特指之义,指“驱疫逐邪的人”,即方士。如果将“刍荛狂夫”理解为草野之人和方士一类的人,则说明早期小说中含有方士书的内容;同时,刘、班将“刍荛”与“狂夫”相并置,是否也表明“狂夫”之议即方士书的内容同样出自民间?既然是方士的方术,为何又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作呢?

卢世华在《<汉书·艺文志>之“小说”的由来和观念实质》中指出,方术就是来自民间的智慧,方士未得志时,作为下层知识分子,把这些民间智慧和技术收集起来,献给皇帝来求得禄利。方士在正统学者刘向等看来就是间里小知者、粗通知识的山野之民,就是下层文士。

综上,《诸子略·小说序》从三个角度构筑小说发生的民间空间和民间状貌,确立了小说内容源自民间的标准。

(二)小说的叙事性标准

从叙事性角度来考察《诸子略·小说序》,似乎可以发现,作者呈现出小说起于口语叙事的历史场景:“街谈巷语”即为小说内容的主体,呈现口语传述的状态;创作主体是民间“道听途说者”,创作的方式和形态是“途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表明,在文字已经产生但书写工具和材料极为不便的先秦乃至远古,口语腾兴于田陌广野、街头巷角。在这一基本事实下,作者又以“缀而不忘”和“刍荛狂夫之议”进一步加深后人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印象。

(三)小说的一定程度的虚构性标准

《诸子略·小说序》中,作者认为: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

“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些话语在持有保留意见的前提下,对小说的作用作了某种程度的肯定,但保留性意见还是占了主体,故而《诸子略序》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将小说正式排除“可观者”之列。

分析《汉志》作者对小说的这一认识倾向,一般认为,其依据可能有这样三点:一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即“浅薄”,二是思想倾向的问题,三是内容不真实的问题即虚构性。

“义理”指的是历史所具有的真实性原则。虽说从后人来看,史籍不乏诗心和文心,但在古人那里,史学最讲究信实有据,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六艺略·〈春秋〉序》曰:“(孔子)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上述引文中,班固针对《春秋》发表了对史书本质特征和史书写作要求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直言”“据行事”“仍人道”“论本事”而不“失其真”,只有达到了这种标准和要求,史书才会立于不朽的“信之符也”的地位。史书是叙事体,对史书的这种看法会直接影响到同样为叙事体的小说。

李零总结道:

小说是一种篇幅短小的口头传说。有些故事很夸张,很荒诞,形式类似《韩非子》的《说林》和内外《储说》。诸子游说,喜欢玩弄掌故,拿历史故事打动人主。

故而,小说“违实”的虚构性很大程度上导致《汉志》排除小说于诸子中“可观者”之列。这似乎表明了作者轻视小说的态度,但更重要的是,这体现了其对小说特性与小说标准的一种明确认识。此外,作者在《诗赋略序》中针对乐府歌谣所作的基本评价“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隐含着对于内容真实性的要求,侧面体现其对于小说内容虚构性的体认。

在确认某部作品是否为小说之时,民间性、叙事性和一定程度的虚构性三者缺一不可,都是必然条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在中国小说发生期之内,是民间性决定了叙事性和虚构性,《汉志》的三条小说标准构成了其小说观念的主要基础。民间性标准,相当程度地隐含了刘、班诸人对小说发生的认识;叙事性标准和一定程度的虚构性标准,则体现了对小说本体以及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化表现形式的认识。


三、“小说家”是哪一类人?

对于这个问题,李零在书中的相关记述是:

“稗官”,如淳说是搜集街谈巷议的小官。作者说,小说家出于稗官,以街谈巷议为小说之源。

那么,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何为“稗官”?经过查证,我意识到这简单的“稗官”二字事实上极为关键,在中国小说史研究界,稗官问题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和中心:

现存文献中关于“稗官”的资料仅见于《汉志》小说家序作出的“盖出于稗官”的定位,故长期以来,人们对“稗官”一词的理解主要借助三国魏如淳的相关注文:“《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但需要指出的是,《九章》并没有“细米为稗”一说,也没有“稗”字,倒是有“粺”字,如淳以“稗”与“粺”同为“卑”声便臆测其相通,其结论并不可靠。要正确解释“稗官”的含义,须从“稗”原义入手:潘建国通过对《左传》等文献的详细考察,发现“稗”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并没有“小”的引申义,强调“解释稗官”须从其“鄙野俚俗”义项着手。这是很有见地的。“鄙野俚俗”的内容在刘向看来自然是“价值低”的,否则怎么会“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呢?

李零认为,稗官行使了对民间流传小说的采集和拣选工作。这一观点与余嘉锡和袁行霈的观点一致之处相符。余嘉锡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中指出,“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而士的职责是“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真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也”;而袁行霈在《〈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辩》中指出,稗官并不是天子之士,稗的本义是野生的稗禾,稗官应指散居乡野的、没有正式爵秩的官职,他们的职责是采集民间的街谈巷语,使王者“知闾巷风俗”。

由此看来,稗官是官家所派,有着较为明显的政治教化色彩。在这过程中,各种口说故事和文字小说,或黜而不采,或采而改动,于小说的整体和原貌是会带来相当程度的损伤的。然而,正因稗官的采集和官家的保存,在某个相对历史时期内,使一部分民间小说得以暂时流传下来。

叶岗在《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的理论总结——<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标准与小说家》从接受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小说家是由三类人员构成的一个集体”,除了稗官之外,还有两类人:

第一类人是小说活动中的口语创作者和传播者,即作者所言“道听途说者”。他们的社会身份是生活在民间的普通百姓,通过社会活动和劳动实践,出于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指出的“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广泛吸取世代相沿的神话、传说、寓言和各种民间故事,搬用、附会或新创各类口说故事即“街谈巷语”,从而形成小说发生的文本基础和小说状貌的民间色彩。这类人往往既是口说故事的创作者,又是这些故事的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一个故事母本往往出现和形成几个面目似是而非的口说版本。从这意义上说,传播活动其实也是创作活动中的一部分,最初民间的创作者和传播者的身份很有可能是混而为一的。

第二类人,是小说活动中的初步整理者兼文字记录者,即作者所言“闾里小知者”。作者在《诸子略·杂家》的《吕氏春秋》下有个注言“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与“智略士”相较,可见“闾里小知者”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知识和见识并不高,所以他们对“小说”只能做些“缀而不忘”的工作,即把流传于民间口头上的作品进行连缀加工,以书写的形式保存下来以免散失遗忘;二是针对其社会身份而言,确认其居于社会下层的民间身份。对小说由口语状态转化为文字状态,这些整理者和记录者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贡献。

此外,卢世华《<汉书·艺文志>之“小说”的由来和观念实质》中指出,小说家身份相当于先秦诸子身份的汉代方士或者儒生,其作品与行为和先秦诸子相似,或阐述自己的方术知识,或是治身理家的礼仪知识。李零写道:“小说是一种篇幅短小的口头传说。有些故事很夸张,很荒诞,形式类似《韩非子》的《说林》和内外《储说》。诸子游说,喜欢玩弄掌故,拿历史故事打动人主。辨伪学家贬诸子,常诋其为小说家言,带有偏见,但小说和诸子确实有不解之缘。”可见这些知识并不是来自远古的圣贤,而是来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他们把自己的这些知识集录成书,用来游说皇帝,企图取得重用,然而作品在质量上低于先秦诸子。因为是借古人之名而成,免不了“迂诞依托”之嫌:在所录十五部小说中,刘向注明依托者有六家,即《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说》。《黄帝说》虽已亡佚,但《史记·封禅书》、《史记·孝武本纪》、《汉书·郊祀志》以及《风俗通义》等典籍中均有很多关于黄帝修仙之事。因此,这类注明为依托的作品很可能是武帝时或之后方士所作,至少应该与方士有关。在汉代,方士是为公卿儒生所不齿的,其作品也被认为是“迂诞鄙薄”的。刘向将方士之作品列为小说类,显然是认为其“鄙薄”、“价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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