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 敌友划分、反自由主义、反犹主义与其政治神学

Jie
2019-05-10 看过

施密特的洞见性在于一种毫不避讳的直率,在政治是什么的概念上,他直接点出了他的判据:“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

施密特在战后被冠以“失德的知识分子”的恶名,虽然其在魏玛时期属于政治上的极右翼,并曾与纳粹同流合污,但是其关于政治的概念和反犹主义的倾向,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张力,通过对《政治的概念》的解读,结合对其政治神学的理解,我们或许能够从中略见一些启示。

我们应当看到,施密特并不是一个极端的法西斯分子,如若我们事先将其套用一个政治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的面具,施密特的脸孔和这种残酷无人道德政治理想显得极为不协调。

一、与法西斯的分歧:承认敌友但是不存在先验性的价值判断

这就与法西斯主义对敌人的意象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分歧。

敌人不一定在本性是低劣、邪恶的,只作为一种区分:而法西斯主义对于敌人的定义是基于生物性,更为先验的,也更为绝对而不可更改的,敌人的危害像毒液一样潜藏在血液之中,这种身份的烙印是与个人生命紧密连接而不可脱钩的,而施密特对于敌人的定义则更关注于其界限感,即不属于自身所在阵营,且与其始终存在敌对的紧张,有引发战争的潜在可能的对象,并且,随着界限的模糊或者转移,敌友的阵营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因而这种认定不是基于生物性,也绝不是先验的,而是基于经验和现实的。

在施密特看来,“……政治的极致也就是那些明晰无误地把敌人确定为敌人的时刻”,自此,政治成全了自身的完满,界限分明,而又不赶尽杀绝;

施密特的敌友之分,“不在于消灭敌人,而在于抵抗敌人,权衡其力量,并且赢得一个共同的界限,当然也有一个绝对的敌人概念,在这儿拒绝这一概念乃因为它是非人性的表达。”,可见,这种敌友的承认并非绝对,绝对的敌友划分也并非是政治的,因为绝对的敌友划分必然借助道德上的评判或者生物性质上的异化产生阵营间的恒久排斥和敌对,直到一方完成对另一方的肉体消灭,种族灭绝,他也在附录中提到对于绝对敌人的概念可能会产生的可能的战争的可怕后果:

“……这种战争必然空前惨烈,毫无人性,因为一旦超出政治范围,它们必然在道德和其他方面贬低敌人,并且把他们变成非人的怪物。对这种怪物不仅要抵抗,而且必须予以坚决消灭,换言之,敌人就不再仅仅是被迫退回自己的疆界内而已。”

那么为何施密特又反复强调战争的必然性?

的确,施密特看到,“……战争起于仇恨,战争就是否定敌人的生存,它是仇恨的最极端后果”,但是如果略加回溯就不难发现,“战争拥有自身的战略、战术以及其他规则和立场,但是,所有这一切均假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政治决断已经做出”,战争是敌友划分的一种可能后果之延展,因而战争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间接的逻辑推定上的时间必然关联,即先有敌友之分再有战争之产生,并且二者相互依存,有政治必然有战争,而有战争必然涉及政治,“在一个彻底消除了战争可能性的世界上,在一个完全实现了和平的世界上,将不会存在敌-友划分,因而政治也将不复存在”,战争的意义也在于这种持续不断的划分,“只要这种划分在人类中实际存在或至少是潜在地可能存在,战争就具有意义……”

“战争既非政治的目标,也非政治的目的,甚至也不是政治的真正内容”,并且,在敌友划分之极端后果(战争)发生之际,也是对于敌友阵营的一种反向确认,“只有在真正的战争中,敌-友的政治划分所产生的最极端后果才得以暴露出来”。

可见,施密特并非狂热的好战分子,只是依照其逻辑来看,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太过密切,以至于我们谈政治,就无法回避战争,如果我们空谈政治而大谈和平,实际上是一种做作的虚伪。

二、敌人的真意:由反自由主义延伸出的反犹主义

在施密特看来,敌人的定义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首先,被判定为敌人的应当公敌,而不是在人际复仇上的敌人,真正的战争也应当是对敌人发起的,而不是个人间的复仇;其次,朋友与敌人这对概念必须要在其具体的生存意义上来理解,不能把它们当作比喻或象征,在这个层面上,施密特尖锐地批判自由主义者试图规避敌友划分的极端幼稚,“……自由主义的典型难题之一便是出现在知识与经济学方面,它试图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把敌人变成竞争对手,又从知识的角度把敌人变成论争对手……”;

在此处,施密特实际上展开了对自由主义者毫不留情的批驳,这也是其政治神学的基本判断,在施密特看来,霍布斯对于政治统一体的设计人为创造出了“道德上帝”,而政治统一体中的成员为市民而不是教徒,在他看来,“霍布斯宣扬的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和平”,而施密特则强烈反对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在他看来,“神的主权者决断……把仇恨敌人当作神圣秩序,把战争当作神意判断,并进一步把自由主义的寻求和平安全当作反叛上帝,当作万恶的反基督……”,因此将施密特称为“20世纪的霍布斯”,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

而其反犹主义是从其反自由主义的认知中自然延伸出的,在施密特的《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中反复叙说的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之情,来源于犹太人从自由主义中的极大获益,因为在学者看来,“施密特用他的政治神学将反犹和反自由主义紧密地结合为一体……施密特的反犹不能从一般世俗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去理解”,“施密特把犹太人看成为恶敌,不只是为了迎合纳粹的反犹主义。他这是把犹太人认定为上帝的敌人,是他这个“法理学的神学家”责无旁贷必须尽心遏制的反基督。”(徐贲《政治神学的教训:失节的施密特》)

但是施密特并非在任何层面上都与自由主义者背道而驰,在对于全能国家的反感上,施密特反而呈现出了一种与自由主义者的和谐,在他看来德国政治学在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影响下坚持国家有别于社会,高于社会的理想是正义的,高于社会的国家是“普遍国家”,而非“整体国家”,而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使得国家对于政治的垄断地位消解了(“恰恰是在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之时,国家=政治这个公式变得谬误百出”),因而充满了欺骗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极权国家的最大的恶得以被激活。

(“那些一直属于国家事务的东西随之变成社会事务,反之,那些纯粹属于社会事务的东西则变成国家事务——在民主化组织体制下必定出现这种情况。至此,那些表面上“中立”的领域——宗教、文化、教育、经济——便不再保持“中立”,因为它们不再属于国家和政治。那种潜在地囊括了所有领域的整体国家(total state)便是以一个战斗性概念的面目出现的,它反对上述重要领域的中立化和非政治化。这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一。因此,在这类国家中,一切事物至少潜在地都具有政治性,基于国家的关系,它们便再也无法维护自己独特的“政治特性”。”)

三、直面冲突:避免对敌人这一名义的假借,人类的概念&和平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借口

在施密特看来,“政治现象只有在敌友阵营这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背景下,方能得到理解,而与这种可能性所包含的道德、审美以及经济等因素无关……敌友划分以及战争均无法从人类文化的这些特殊对立面中发展出来”,因此,当和平主义者或者世界主义者鼓吹人类的概念,企图以文化或者宗教上的统一来否认战争的可能,实际上是一种一叶障目的愚蠢和别有用心的混淆。

“……因为,宗教、道义以及其他方面的对立能够强化政治上的对立,并导致产生决定性的敌友阵营划分,事实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相关的对立就不再是纯粹是宗教、道德或经济的对立,而是政治的对立……”,没有任何共同体能够避开划分敌友的根本性问题。

在此,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立场多少显得有些过于天真而显得尴尬:

——对于和平主义者而言:

永久的和平因为敌友划分的紧张而不可能否认潜在真正的可能性。在此,我们可以略微梳理施密特对于敌友划分和战争的内在关系的理解,在其看来,“只有在真正的战斗中,敌友的政治划分所产生的最极端后果才得以暴露出来,人类从这种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发展出特定的政治紧张局面”,因而战争是敌友划分的极端后果,也是敌友阵营展现出二分的最为清晰的时刻;只要有政治存在,就不能回避敌友划分,因为也就不能消除战争的可能。

“没有什么可以逃脱政治的这种逻辑结论。”

“……如果和平主义者对战争的憎恨强烈到使他们卷入反对非和平主义者的战争中,即以“战争反对战争”,那么就恰恰证明了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拥有政治力量”,因为“它已经强大到足以按朋友和敌人划分不同阵营”,和平主义者追求和平的方式依然无法规避战争的发动,因而绝不存在“绝对的和最后的战争”,为了消除战争而选择以战争的方式终结一切,本身就是对战争的肯定和利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平主义者的方式令人困惑,其动机也让人怀疑。

但是一个完全和平的世界是永不可能实现的吗?或许也并不是如此。

在施密特看来,“在一个彻底消除了战争可能性的世界上,在一个完全实现了和平的世界上,将不会存在敌友划分,因而政治也将不复存在”,这多少有点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但是“……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包含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对立和对抗、各种竞争和谋略,但是却不复存在那种富有意义的对立面,以要求人们去牺牲生命,准许人们去流血并屠杀其他人……至于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是否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则与此处政治的定义无关……”

——对于国际主义者而言:

应当警惕的是对人类这一宏大名词的滥用和对于国际这一名词的谨言。

对于华丽正义名词的滥用能够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我在此引用夏道平先生在《人的行为》的译者序中的告诫,“……在奥国学派的思想体系中,是不轻易使用集体名词的。当他们谨慎地用到某一集体名词时,他们是用以意指那实实在在的组成这个集体的诸分子在某一特定目的下的集合,而不是意指超越那些分子,或脱离那些分子,而独立存在的什么东西。超越或脱离组成分子的集体,对于头脑清明的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古今中外竟有各型各色的巫师,常能用某些法术,使某些集体名词对大众发挥魔力,因而使我们原可以持久而全面分工合作、和平竞争的社会关系,经常受到严重破坏,乃至引起旷世浩劫。这当然不是集体名词本身的罪过,而是滥用集体名词,或故弄玄虚地运用集体名词,以及一般大众盲目接受集体名词的歪义,而酿成的恶果……”

1.“人类”

在施密特看来,“人类”的概念是不属于政治的范畴的,因为它太不具有区分性,甚至“谁讲人类,就是在欺骗”(普鲁东语),根据自然法以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学说来看,“……人类指的是一个普世的,亦即包含一切的社会理想,一种个体间的相互关系的系统”,因而“人类本身无法发动战争……因为敌人仍然属于人类”,正如完全和平的世界之幻梦一样,一个只有人类而无敌友的世界,实际上也是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因而也就无所谓国家和阶级。

任何对于人类名义的占用,正如对于普世文明的自居一样(正如存在的对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普世文明的恶评),都有着“特别深奥的政治含义”,施密特直观地点出权力政治对于美名的借用的险恶用心,“……当一个国家以人类的名义与其政治敌人作战时,这并不是一场为人类而战的战争,而是一场某个具体国家试图篡取这个普世概念以反对其军事对手的战争,以损害对手为代价,这种国家把自己等同于人类……”,“这与人们对和平、正义、进步和文明的滥用如出一辙,其目的无非是把这些概念据为己有,而否认敌人同样拥有他们。”

2.“国际”

同样虚妄的名词还有“国际”,国际主义者对于建立世界性的组织总是持有一种乐观的预期,但是一个囊括世界上全部政治共同体的组织是否也依然是一种非政治化的乌托邦?在施密特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判断的原则同反对人类的普世概念是雷同的,即“无论如何,普适性必然意味着彻底的非政治化,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国家的消亡”,消除了差异和界限的任何鼓吹都是一种政治诈骗,无所谓高明或者低劣,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的”和“国家间”的概念呈现出一种根本性的对立,也即非政治化和政治的对立。

对于人类和国际名词的借用如果引发了集体的政治迷狂,使得一种新的无所不包的利维坦得以产生,让人不得不产生和施密特一样的忧虑,“……这样一个囊括了全世界的经济和技术组织所具有的令人惊恐的权力会落在哪些人手中?”

在对于人类和国际这两个名词的辨析中,施密特实际上强化了其对于政治化的世界和区分敌友的基础性的论断,并且,在承认了这些前提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战争的可能性存在,使得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过于乐观的世界大同的理想被击得粉碎而无力还击,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施密特以极端冷酷的方式终结了一种古典政治学中对于公共的善的想象,而不断呼告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的法则,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他也以极端真诚的面孔展示了政治的真实,从而根本上否定了虚伪和扭捏的乌托邦美梦和政客的借口,规避了庞大而无力的人群被名义之善所绑架和麻醉的风波。

施密特的政治神学究竟是什么?对于其政治神学的研究,拘泥于《政治的概念》一书,绝不足以支撑理论上的解释,但是借助那种微渺的对于全能政治的敏感,可以获得一种全新的观感:

“……那种极端的、对政治的全部占有(total claims)形成了施密特政治神学的特色……作为“政治”本质的敌我区分,它的“敌意”是神赐的,政治知识的目的是遏制反基督,是用来消灭敌人,政治的本质使它高于其他一切领域……只有政治才与人的生存实质有关,施密特的政治是一种全能政治(total politics)……”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施密特和马基雅维利都秉持着一种对于“政治”本身的迷恋,敌友的划分的极致在于其张力的舒展和界限分明的森严,它既不类似于纯工具,也不是纯伦理,而是潜在的冲突的真实本能和先验的正义的“上帝”迷信,他们的魅力也正来源于此,来自于这种果敢和决绝,即使并无旁顾,也绝不承认失败。

大三下 段老师的读书会 二读

写于2019.5.9&5.10的两天

写完决定去恶补一下施密特的其他作品(^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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