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利本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陳觴Shawn
2019-05-05 看过

文/拉尔夫·密利本德

译/陳觴 《国家与革命》仍然被视为列宁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此书涉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最为重要的问题,书里的每一部分都紧密相连。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叙述,无论是夺权前或是关键的夺权之后,这些问题由列宁解答,因此,后世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奉若圭臬。它的实质精神很容易被引用来反对类似俄罗斯的政权和官方的Communist parties。简而言之,出于内在或间接原因,这本书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神圣文本”。 然而,“神圣文本”非马克思主义的追求,至少这不该出现;这也是《国家与革命》应当接受严肃批判分析的原因,但是,进行分析还有更特别的原因,那就是列宁著作所呈现的、沿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观念,给社会主义权力运作的所有重大问题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解决方案。 我的阅读表明这一工作是值得的,并且得到不同的结论:《国家与革命》一书远远不能解决其提到的问题,他只是强调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超过半个世界的实践悲剧——社会主义的权力运作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这就是为什么年复一年地庆祝列宁的天赋和成就,对于此书的批评没有什么作用。只有发现其中论点的断裂,才能推进对社会主义蓝图的重大问题的探索。 列宁论证所依据的基本观点,以及他多次回归的论点都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这是因为所有过去的革命都在“完善”(即加强)国家机器,“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反过来,必须打碎,摧毁,炸毁那个机器。 人们认为,列宁撰写《国家与革命》的目的是将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相对,这是其重点,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种对立当然很重要,列宁确实相信(比马克思更为明确),没有暴力手段就无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不过,正如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指出的那样,列宁的论战不针对那些不希望夺取政权的人,他的攻击目标不是改良主义。 相反,他针对那些希望夺取权力却不毁灭旧国家的人。 “相反”一词似乎太夸张:列宁同样反对改良主义,只是此书的重中之重是攻击并拒绝那一些当时的革命论调,这些论调是并不遵循马克思的观点的,即必须粉碎资产阶级国家。 这引发一个明显的关键问题:什么样的后革命国家接替被破坏的资产阶级国家。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与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差异之一,即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粉碎旧国家,但它并未废除国家本身:国家仍然存在,甚至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即使它立即开始“消亡”。列宁对后革命国家性质的回答,最为显着的是他在书中对“消亡”的概念的解释: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国家在革命的最后阶段,不仅已经开始消亡,而且已经处于分解的最后阶段。 必须注意的是,国家的存在不意味着革命力量必须薄弱。 相反,列宁从来没有坚持认为国家必须非常强大,也不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强势。 它的意思是,这种权力不是因为对国家的普遍意义行使的,即不因为国家是独立权力机构,而是依靠民主; 但是,“国家”已经从“官僚国家”转变为“武装工人国家”。列宁指出,“但这仍然是国家机器”,却“代之以武装的工人群众(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同样的,”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 后面又重复了,“国家即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整部著作中都出现了相同或类似的表述。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在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列宁严厉拒绝了考茨基对于阶级“只可主导(dominate)不可统治(govern)”的观点。列宁写道:“这也是完全错误的。阶级不能统治,资产阶级议会里的白痴才说的出来这种谬误,他们的眼里只看到‘执政党’。” 《国家与革命》正式建立在阶级可以“统治”而不只是“主导”,如果要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一个口号,这么做就尤为必要。列宁也写到,“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台新“机器”,在此书中则是指代武装工人的国家,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里所涉及的是无中介的阶级统治,比起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与无政府主义关系更密切。 这里需要定义,但是,正如我所提议,此书中不需要太多的定义。 列宁强烈谴责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保留国家。“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他写道,“我们并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从。”接着他说: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 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工人工资”就完全可以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 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 显然,某种行政管理仍然存在,但是显然是平等的,它在武装工人的最严格的持续监督和控制下运作。至于官员们。则如列宁反复强调的,他们可以随时被撤职。在他看来,“官僚”仍未被全部废除,不过他们已经降为执行者,他们完全从属于由武装工人表达的大众意志。 至于旧国家的第二个主要机构 ——常备军,用前面引用的话说,它被武装的工人群众取代(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因此,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最为突出”的两个机构已经从基础上处理了:一方面,官僚机构的规模已大幅缩小,其中的遗骸已经被直接的、可随时撤换官僚的民主监督完全制服;另一方面,常备军已被实质性废除。 尽管如此,列宁强调,中央集权的国家依然没有被废除,但它的形式是“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融合在一起。” 这里的问题也明显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说,这“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可是,除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与革命》对于制度本身讨论不多。 列宁用最好的修辞描述了代议制,即“资产阶级社会里贪污腐败的议会。”然而,“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如上述所言,体现这一原则的机构是工兵代表苏维埃。 有一次,列宁谈到“简单的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另一方面,“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再者则以提问形式出现:“考茨 基暴露了自己对‘各部’的‘盲目崇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说──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各部’呢?” 但是,必须指出,苏维埃是“全权的”这和列宁所说的“委员会”,至于选民他们可以随时撤换其代表:这里的“代表”必须被设想为在通俗规则确定的狭窄限制内工作。 因此,列宁在《国家和革命》中所说的“国家”是不再存在常备军的; 官僚遗骸已经完全服从于武装工人; 这些武装工人的代表同样从属于他们。 这种“模式”似乎证明了之前的论证,即表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在革命的最后阶段,处于分解的最后阶段。 这引起了很多问题,《国家与革命》中被忽视的事实,在与现实状况评价时不能不给予考虑。 第一个问题就是革命政权的政治调解,我的意思是,离开了政治宣传和领导,即政治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不同寻常的是,与列宁的整体思想相比较,在这里,党在《国家与革命》中受到的关注极少。 书中有三次提到党,其中两次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关系。其中一部分是关于党要积极参与“反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其次提到“在修改我们的党纲时,绝对必须考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恢复马克思主义,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第三次的相关提法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 文中指定的工人党是否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是否能够掌权、领导、指挥、组织等等。这段文本解释不清,两种解释都是可能的。 首先,政治领导的问题被完全搁置,这可能让人想起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考量。 可是,在我看来,在革命准则的讨论中,它并不能被暂时搁置——除非是自发性理论,这种理论回避问题却不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强调党的重要性的第二种解释(先锋队)更符合我们对列宁的理解,这只是提出而尚未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至关重要:在革命中实施专政的无产阶级,和负责教育,领导,指引和团结的先锋党之间,到底存在何种联系? 只有在假设两者之间存在有机共生关系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才会完全消失; 但是,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前几个月,即列宁写“国家与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之间可能存在自觉而持久的关联,这不属于现实,而是一种对政权的修辞。 无论是党还是无产阶级,在上面的段落中都被指定为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事实上,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主张前者的核心作用。 确实,他在1919年宣称其单一政治领导。 “是的,这是一党专政!”他说:“我们站在上方,也不能离开这片土地,因为在这几十年间,这个政党带领工厂里的先锋和工业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工人阶级的专政一直由布尔什维克党影响并带领,自1905年甚至更早,他们就与整个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后来,正如E. H. Carr所指,列宁将阶级专政与党的专政区分被视为“令人难以置信和不可分割的思想混乱”的证据; 在1921年,他直接反对工人反对派的批评,“......没有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 情况可能如此,但很明显,这个“模式”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提到的革命权力的行使完全不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至少,针对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最为尖锐的问题已经浮现。根据托洛茨基在俄国社民工党分裂为布孟两派后巨大变化的预言,在此甚至不该质问党,而是党的领导层,即“党组织【党团会议】自己首先替代了整个党,接着是中央委员会替代了党组织,最后是某个‘独裁者’驾驭整个中央委员会。” 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宁相信并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与党的专政之间没有冲突; 斯大林将这种说法作为他自己总揽大权的合法性根基。 就列宁而言,没有什么比得上他的伟大,掌权后这种认同也缺乏质疑,这种想法也不被疑惑,而被众人视为理所当然。 他很可能如其继任者一样,试图向自己隐瞒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他没有纠正,而且死于困境之中,这不是他遗产中的重要部分。 虽然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国家里,这算不上他的遗产,更说不上庆祝。 当然,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很容易被诱惑转化为党的专政,更确切地说是领导人对1917后俄国的特殊情况作出的反应——国内疲弱落后,内战,国外干涉,大规模破坏和抢掠,民众不满和其他国家革命的失败。 在我看来,这种诱惑应该被制止。诚然,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面对这种真实残酷的不利局面,但是,这只能使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越发严重,问题也会走向极端。 问题的产生来自专政,即使是最有利的条件,专政在没有政治调解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至少,政治调解的概念引入“模式”之后,必然会对后者的性质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根据一党专政来构思政治调解,情况尤为如此。 对于这样的统治,即使“民主集中制”应用到最灵活的地步,专政依然有可能陷入僵局,被称为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制度也无法实现。 在大多数革命中,(权力民主运作)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完全不可能。但应当认识到,除非把单一政党的概念被排除在外。为政治表达的替代方式和提供充分渠道,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言论才能热烈起来。 一党专政假定了一种不可分割的的革命无产阶级意志,它是自然的表达方式。 不过,靠无产阶级专政解决矛盾,这不见得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在任何社会中,无论结构如何,都没有不可分割的单一民意。这正是政治调解问题产生的原因, 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但首先得认可其方案。 然而,党的问题又回到了国家身上。列宁说,俄国的条件使无产阶级专政无法脱离共产党,同时他暗示党必须把它的意志灌输给统治结构当中,在《国家与革命》里,这就是以武装工人为代表的机关。 1921年,他指出“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将苏维埃的权力和党的权力——他们和我们合在一起。”1923年初,他在真理报刊登最后一篇文章,他也建议“苏维埃党派的弹性联盟”,这是在外部政策的“巨大能量之源”,“至少适用于整个国家机器(或许其他地方亦然)。” 可是,这意味着党必须强大,所有国家的统治机构也必须如此。事实上,早在1918年3月,列宁说过“目前我们要无条件支持国家”;他也提出了问题:“国家何时才开始消亡?”他的答案是:“我们要举行两次或以上的大会才能说,看,我们的国家开始消亡了,即便到了那时候还是操之过急,太早宣布国家消亡是违反历史规律的。” 这个观念和《国家和革命》几乎一致; 而更重要的是,它又有不同之处。 某种意义上说,列宁总是设想在革命后存在强大的力量。但是,在《国家与革命》中,他也认为这种权力不该理解为由国家行使,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掌握。 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革命后所说的状态并不是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那种状态。 我也认为,只把这种不一致归结为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特殊情况是不够的。因为,在我看来,列宁在作品中描述的无中介的大众统治,实际上属于革命发生的环境,也是相当遥远的未来。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 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在此之前,国家确实存在,但它不可能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那种状态:它是一个没有必要使用双引号的国家。 列宁处理这件事,至少在《国家与革命》中,两种国家的“模式”尖锐对立起来:要么是靠官僚和军事机关镇压的“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要么是“过渡状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不认为这是国家。可是,如果后者在革命后的长时间内代表了一条不现实的捷径,那么列宁的提法就是为了避免碰到这个基础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规划的中心,即国家的类型,也不需要加引号,它和社会主义权力的运作是一样的。 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产比起列宁更不确定。毫无疑问,他们俩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粉碎旧国家是主要任务之一,马克思也确实说过巴黎公社是“关于在经济上解放劳动者的、最新发现的政治形式。”公社运动的十年后,马克思也写过“这不过是在偶然情况下发生的一场城市起义,公社里的大多数人不是也不会是聪明的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当然没有把公社描写为无产阶级专政,唯有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1891年版序言里提到: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同年,恩格斯也在针对德国社民党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中说, “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列宁评论道:“恩格斯以特别的方式重复了贯穿马克思所有著作的基本思想,即民主共和国最接近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是“最接近的”不等同于“具体形式”;而且民主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相近,这一概念是否贯穿了马克思著作,还得打个问号。另外,《法兰西内战》的序言里,恩格斯又提到了国家: 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过程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将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去掉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扔掉。 正是在这些文本的基础上,孟什维克领袖朱利叶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跟随考茨基的步伐,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对无产阶级专政评论道,恩格斯所说的“不是指政府形式,而是指国家权力的社会结构设想。” 我认为这是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误判,这两个人当然不会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国家权力的社会结构”,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到的“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相比,还是列宁更胜一筹。 不过,问题是,即使马恩对公社的看法给予充分论证,他们也仍然要把制度实践交给后人处理,于是,列宁根据他们的观点写出了《国家与革命》并付诸实践。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尽管所有问题还有待解决,它仍然传递了一个信息:社会主义规划是反对官僚的,这是一个社会蓝图的核心,这得依靠时间来证明: 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马克思的理想和列宁相符。《国家与革命》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各种经典观念回到社会主义议程之中。其次,各种愿景并不是遥远而忽隐忽现的希望,也不该与其保持安全距离,它们就是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直接部分。 我曾经说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大大高估了革命后国家以何种程度“消亡”的情况。然而,这种高估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恰恰是超越灰色地带和官僚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深刻地影响了过去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TQ2ODAwMQ==&mid=2247484663&idx=1&sn=39395c5a30087b605d234443431d74c4&chksm=eac01079ddb7996f1be350b466f02f13b0652f7f54abeaf8af6bf47f4b14ccd191a52fd8d9dd&mpshare=1&scene=22&srci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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