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展开的向度

野客
2019-05-04 看过

“现代性”展开的向度

“现代性”是学者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的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但长期以来这一评价体系都为西方理论所左右。近些年来学界反思是否存在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非西方的现代性”,抑或是多种现代性呢?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性理论已经“脱离了西方一元化、霸权式的理论体系”,那么所谓的“多种现代性又是如何各有其面貌的?这种不同的来源和发展又是怎么样的?”这便是李欧梵全书思考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本书正是他就中国现代文学里“现代性”展开的向度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思路。


李欧梵并不着眼于理论的建构,而是在研究思路的更新上用力,抓住某个历史细节,串联某种文化潮流,结合谋篇具体文本,提炼出“现代性”所展现的面貌及其最终如何决定了现代文学的走向。

一、“社群现代性”肇始于晚清时期的通俗小说

“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他提出新的史学方法和历史观,开始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提出自己的景观和想象,对自己在中国中所扮演角色进行认定。其中很关键的两点便在于梁本人对“时间观念”的更新以及对“想象空间”的开拓。他在《汗漫录》、《新大陆游记》等文章中引入的新的时间观念,并运用他个人的影响力将现代时间迅速普及;他提出“新民说”,希望经由印刷媒体创造出读者群,开启民智,他选择将目光投向“小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希望通过小说的叙事功用,实现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愿望,他本人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是最直接的尝试。

但梁启超的尝试更多是停留在精英层面上的,事实上,他的小说和理论并未在晚清大量的读者群中掀起波澜。因此,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精英只能登高一呼,至于社群共同的想象,其风貌和内容需要无数人的努力。而晚清时期办报撰文的“半吊子”文人(仕途无望的知识分子)恰恰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象。李欧梵着重分析《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他认为这是最为成功的两部小说,他们虽然晚于梁启超,但却完成了梁所没有完成的“想象”大业。这些作者力图去概括当时中国现代文化方兴未艾而又错综复杂的面貌,尽管表面看其手法非常传统,但小说视野非常广阔,能将晚清时期眼花缭乱的世界勾勒出来,基本上接近于史诗型的写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俗小说只要牵涉到维新和现代问题,小说的背景必然有上海,这就关涉到晚清小说所真正代表的那个层次——都市小说读者的世界,他们的世界也正是小说文本试图展示的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文本中他们营造出一种想象,开启了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

二、五四对个人主义及主观主义的独特性的关切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是自我与社会、个人与整体的对立抗争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正经历一次巨大变动,旧中国将转化为另一种具有新形态文化的新国家。因此,他们便进一步将这种浪漫美景寄托在一种新的历史阐释观点上。即个人可以扮演一个具决创力的角色,为创作一个整体的文化及文明而贡献其力。最终将那种肯定自我并与传统社会束缚决绝的精神状态转化到文学作品中。因此,五四时期的作家考量的关键是如何将个人英雄般的精神和正在上扬的历史力量相结合,并将这个乐观积极的内心视野借着写作或其他活动,传递给外在世界。可以说,五四时期对“本我”的专注,是出于对人类自我的重要性的强烈关切,再加上对现实个人看法所相结合而成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文学创作便具备了一种对自我表达的积极形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种自我与社会,作者内心与他对外在现实看法之间的困惑与冲突也正在急速生成。

关于提倡“自我”的概念,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胡适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关于易卜生的文章。胡适认为发觉“健全的个人主义”哲学是中国极为需要的,但同时胡适的主张是有所保留的,他所宣扬的个人主义不是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而是他在《不朽》中所言的“大我”,即个人与社会需要相互融合。但当时大部分的五四作家都将目光放在“个人主义”上,以自我解放为架构,引导人们将个人之人格从传统社会的镣铐及价值观中解放出来。因此“离家出走”——挣脱旧传统、“自我实现”——建立新人格成为当时的创作主题,前者以巴金的《家》、后者以郭沫若(道德上神圣的自我主义)和徐志摩(情感上的两性情爱)为代表。 在五四文学“自我表达”这个课题,以及对文学本身的性质和功能的定义上,周作人也极具代表性。“主观主义”的概念便是周作人对文学的概念。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周对文学下了一个精要的定义:“文学具有某种美学形式,它能表达作者独特的情感与思想,并使读者因能体验到它而获得乐趣。”周反对将文学按照儒家思想“文以载道”的传统来阅读,为此,他把这种态度与另一个传统“诗言志”并列讨论,最终明确肯定文学是属于主观情感表达的。至此,他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应推至明末时期的竟陵学派和公安学派。周作人对文学中“个人表达”的解说,涵括在《人的文学》与《新文学的要求》这两篇文章之中,周企图将个人的概念放置在一个较大的人文架构中,即“人道主义”:个体性是个人惟一所拥有的,然而它又具有全人类所共同分享的特性。这种泛人道主义的观点是五四思潮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受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等影响的国际主义,成为五四作家提供一个超越存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中诸多现实的简单出路。 另外一个极具个人主义色彩的作家是鲁迅。鲁迅早在《文化偏至论》中就对欧洲历史作出“精神性”的诠释,只有少数具有“远见”及战斗精神的个人能超越一般群众而反抗种种力量,将欧洲文明引到另一个新的方向;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更是盛赞了拜伦、雪莱、普希金等天才的摩罗诗人,由此可见,鲁迅所强调的都是孤独却有着非同领导力的超人般的个人。

但与此同时,另有一种“再现自我”的冲动,产生了与五四时期“前进上扬的个人主义”不同的指向,李欧梵称它为个人主义的副产品——“主观主义”。确实,如果说“个人主义”代表了作者本身人格的高涨,那么“主观主义”便指示了个人主义观点的一个进化现场。众所周知,如果要求“个人主义”对现实生活给予引导,“写实主义”必然会首先成为盛行的创作原则,再也没有比作者周遭熟悉的事物、他的个人经验更令人信服。因此“表现自己”必然成为当时的创作方针,郁达夫的《沉沦》便是典型成果。但事实上,郁达夫自己和他所创造的小说中“自我”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最终反使得郁达夫超越他对个人经验简单、诚实的再呈现,达到某种程度的反讽,并得以自由地探测批评他的主角的内心生活与思想。这就是五四小说的一项典型安排,是五四小说强调主观特质的呈现,主角们通常自他们的客观环境中被疏离出来,然后被前置在他自己的主观意识上。这是对个人对外在世界的现实,无法掌握的现象的一个有趣的再现。更明显的案例仍然出自周作人和鲁迅身上。周作人在随着社会政治扩张到文学时,被迫对“人道主义”重下定义,打破泛人道主义的幻想,由“大我”转移到“小我”,最后退回到自己的园地中。鲁迅早期的肯定及浪漫的光彩,也逐渐为他笔下另一种被折磨的、孤独的个人色彩,精神上的黑暗及沉思所取代。在1918-1925年陆续发表的小说中,鲁迅以日记、戏剧等方式来处理他个人对同胞及自己的“观点、情感、怜悯,甚至仇恨”,鲁迅最普遍的意象便是一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与冲突,充满悲剧性的色彩。这也是引发他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因分歧所产生的紧张的艺术方式。在他1925年5月30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所揭露的那样,始终有两个互相抵触的人格在撕扯着他。他不仅企图掩饰他内心的运转,同时也将这种种的挣扎与外在的世界相对立。因此,李欧梵断定,鲁迅对现实的看法并非客观,而是极为主观的,他惟有靠着创作才能将个人的劳苦与焦虑借着社会这个大主题引领出来。

五四作家们在为寻求个人与社会、文艺创作及社会使命之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关系“游荡”了约十年时间。借着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采取了与社会现实一个相对的立场,纯粹是因为一方面对自我人格的解放,另一方面却对自我的意义存有极度的怀疑,换句话说,尽管他们对自我极为推崇,但是,这群作家却无法定义自我为其身的目标,或者是具有存在主义所谓的荒谬的存在。当然,虽然自我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并不是完全和整体的铸型彻底分离,但无可否认的,到了五四时期,自我已长成至公然地和整体对立。他们与随后那些热枕的意识形态者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他们不相信由自我和教条结合所产生的乐观主义,就算是作家们无法为自我这个概念提供足够的知识上的意义,他们依然不愿将自我牺牲给总体意识形态这个最终目标。

三、“颓废”:伴随着“现代性”而生的“反现代性”

李欧梵认为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对于时间观念的改变,从古代的循环变成近代西方式的时间直接前进的观念,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式的憧憬。这一时间观念很快导致一种新的极度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观,催生出一种新的描述方式,最终的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偏激化和全盘革命化。至此,历史被道德化了,进步的观念被视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把现实主义作为改革的工具,把个人与集体逐渐合而为一,最后把“人民”笼统地视为革命的动力和图腾。“颓废”在这样泛道德的情绪下,也就变成了不道德的坏名词,代表的似乎是五四现代主潮的反面。但事实上,这是一种伴随着现代主义同时诞生的反“现代性”。李欧梵引用卡利耐斯库在《现代性面面观》的结论回溯19世纪欧洲产生的两种“现代”潮流。一种是启蒙主义经过工业革命后所造成的“布尔乔亚的现代性”——它偏重科技的及对理性进步观念的继续乐观,当然也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庸俗和市侩气;第二种是经后期浪漫主义而逐渐演变出来的艺术的现代性,也可称为现代主义,他是因反对庸俗而故意用艺术先锋的手法,更注重艺术本身的现实的距离,现代主义的艺术家无法接受俗世的时间进步观念,而想出种种方法打破这种时间秩序。

西方这种对进步观念的反动借宗教传统以艺术的方式探讨深入内心的无法捕抓的感觉(表现主义及象征主义),中国却被进步的现代性淹没,虽然沈从文、老舍对于现代性所造成的工业社会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有所不满,但也觉得无力对抗现代性的潮流,没有用较颓废的艺术手法来反抗它,而是创造出两种不同“怀旧式”的小说世界。当时具有颓废外壳的似乎是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小说家们,他们在上海都市文化直接影响下,采取了与五四写实作品极不相同的创作方式。施蛰存的小说试图超越现实,着力把读者带向荒谬(都市的怪诞、历史的怪诞神话),具有充分现代化艺术意义而又反现代理性主义的表现,可以说施蛰存多少继承了魏晋志怪、唐传奇、聊斋志异的非现实传统来呈现一种反现代性。但总的来说当时上海作家,大部分的颓废资源仍然来自于五四新文学商业化以后的时髦和摩登,并没有真正从传统资源中提出对抗现代文明的方法。

至此,李欧梵将张爱玲托举出来,他称她是最独特的那一位,是真正从一个现代的立场、但又从古典诗词戏曲中找到灵感并进而反抗五四以来的历史洪流的作家。尤其是张爱玲小说中的“荒凉感”,正是她对于现代历史洪流的仓猝和破坏的反应,她并不相信时间一定会带来进步,而且最终都会变成过去,所以她把文明的发展也从两个对立的角度来看:升华——这当然是靠艺术支撑的境界;浮华——中产阶级庸俗的现代性的表现。张爱玲小说中娓娓道来的故事基本上是反现代性的,然而张的反法和其他作家不同:她并没有完全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而仍然把传统“现代化”。因为她所用的是一个中国旧戏台的搭法,却又把它作现代反讽式的处理;旧戏台的道具不是写实的,而人物也都是神话传奇式的角色。这就造成一种“间杂效果”:使人物和他们的历史环境之间产生疏离感,使读者和小说世界产生距离感。这种把前景和背景重叠和交错,把写实和传奇交融的技巧正是她最具有“时代性”的矛盾意义。

四、副刊:拓宽的“公共空间”

李欧梵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挖掘了中国“现代性”展开的一个有趣的向度。在西方学者看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和印刷媒体分不开的,但事实上,西方报纸并没有产生像中国现代文化中的独特传统——报纸的“副刊”,它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公共空间”。

这最早可以追溯到《申报》,受梁启超和其他晚清知识分子的影响,该报在内容上出现了反映社会风气和批评时政的文章,多刊于“自由谈”版块。而在这一栏目中出现最多的又数“游戏文章”,这某种程度上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吻合,但又明显不同。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相信文字之力可以转移社会风气,这就说明他们已把注意力从“仕途”转向“社会”这一新的领域,即开创新的社会空间。这些游戏文章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连锁功用,能把商业受众、传统文体、转移社会风气融合起来。可以说,到五四前后,这些游戏文章已经造成了一种公论,并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公开政治论坛,也几乎创立了“言者无罪”的传统。


PS:最后吐槽一下,李欧梵尽管声称自己秉持着某种学术中立的姿态,但在读完全书后,还是多少能感受到李欧梵承继海外汉学“褒张贬鲁”的学术传统。全文中出现最多的作家当数鲁迅、张爱玲两人,我们不去比较两人同时出现的文本,因为其中的痕迹太明显,哪怕我们只是单独地看涉及张爱玲的第四、第五、第十讲和涉及鲁迅的第六、第七、第八讲,李欧梵内在的姿态还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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