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笔记

不争
2019-05-03 看过

看完之后,启发良多,摘录一些书本的句子,页码在后标出,版本2012年版,自己的感悟就不打上了,就姑且算“述而不作”吧。

如果家族集团利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一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5

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号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联络关东的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支撑自己的统治。——8

以上三说,各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司马睿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18

鲜卑、乌桓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越;匈奴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颖。既然司马越与司马颖互不两立,胡人双方也势不两立。由此可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各胡族统治者分别参与西晋统治者之间的内乱。——29

驰骋中原的刘石既始终与司马越、王衍为敌,当然把由司马越、王衍派生的江左政权当作敌人。江左政权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与刘、石通使”,也是势所必然的。何况当时北方刘、石势盛,咄咄逼人,欲通使求和亦非易事。刘石忙于对付北方各种反对势力,也忙于应付本族内部无穷无尽的权力之争,事实上也还无暇顾及江左,一时还没有对江左形成严重而又持续的军事压力。这种情况,又使江左政权得以和辑内部,暂安一隅,无须汲汲于与刘、石通使,甚至敢于焚石勒之币以示决心。这就是前引钱大昕语的历史背景。

王导、司马睿不但继承了司马越、王衍执政时期形成的与刘、石对抗的政策,也把北方存留的拥越反颖势力,包括一此民族势力,作为自己的盟友.与之共抗不共戴天的刘石。洛阳陷落后,司马睿即有讨刘石之檄。《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永嘉六年“睿檄四方,称与穆帝(按指拓跋猗卢)俱讨刘渊(按当作刘聪),大会平阳。”此事《晋书》及《魏书.序纪》均不载。《晋书》卷五《怀帝纪》:是年二月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不过,无论是讨刘之檄,还是讨石之檄,都只是司马睿按其既定方针对刘、石表现的-种敌对姿态而已,并不意味司马睿有力量足以采取军事行动。至于司马睿称与拓跋猗卢共同行动,虽符合司马越与拓跋部的历史关系,但也不意味果真有过与拓跋猗卢共同出兵之事。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司马越之友,虽胡人亦江左政权之友。此时江左政权与北方政权的矛盾,并不纯粹是汉胡民族矛盾;或者说,胡汉民族矛盾之中仍然留存着相当多的其他因素。——31

所以我认为,大概东晋官方文书,对北魏事本来就另有书法。上引杨佺期语,曰“通和”,日“一家”,日“宁使魏取”等等,所反映的即是这种对 等的结盟的历史关系,与“焚石勒之币”、“不与刘、石通使”,正好形成对比。东晋与拓跋部基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亲近关系,到刘宋时不复存在,这一来是由于晋鼎已移.传统已断;二来是由于拓跋部业已坐大,威胁南方之故。——34

大体说来,破冈渎的开通,大大便利了吴会方建康之间的人员往来,信息传递,使栖迟东土的门阀土族人物能与朝廷保持较便当的联系,甚至军队调遣也可循此道而行。但是由于河道条件的限制和官府特权的阻碍,行旅商货恐怕难于有此方便。《南齐书》卷四O《竟陵王子良传》,谓台使征求急迫,威福自行,萧子良谏日:“破岗水逆,商旅半引,(台使)逼令到下,先过已船。”水小且急,又不能并行船舶,优先过埭之利自然归于官府。因此,要想依靠破冈渎解决大宗物资转输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吴会粮谷漕运:还须取道京口。所以东晋时一- 旦京口附近被扰,京师粮谷即告恐慌。这也可以说明,破冈读作为交通路线,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只能起辅助作用。建康、会稽间真正的转输枢纽,仍然是京口。前引《吴录》“故船行不复由京口”及《读史方舆纪要》“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之说,都不免是夸张之词,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84

我们可以把京口在孙吴时期和东晋时期发挥的作用,略作比较。孙吴设京下督)宗室孙韶孙越以及顾承等均曾为之。京下督所司,除连接建康与三吴以外,据《吴志.孙韶传》,主要是观察江北动静,防备魏军。所以京下督虽然密迩京师,从其职能看来只能算是吴之外镇,对吴国京畿政局并不起直接影响。其时上游荆州一直在孙吴的稳定控制之中,不存在顺流问鼎之虞。东晋则不然。东晋荆扬相持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京口重镇的职能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备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因而获得“内镇优才重”的特殊地位。日后东晋政局的变迁历程,反复证明着这一点。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

如果进一步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我们将发现京口的“内镇优重”地位,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物。荆、豫王与扬、徐的关系,所反映的是各个任族门户之间的关系,这是门阀政治的地域表现,或者说是以门阀为背景的地缘政治。孙吴时期,门阀士族已在形成;江左的顾陆朱张已经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其时荆州上游又由陆氏人物世代据守达数十年之久,这一点,东晋时期盘踞上游的土族还无法与之比拟。但是孙吴时的建业并不依赖京口以与上游抗衡。所以我们在用东晋门阀政治解释京口作用的时候,还要看到东晋主弱臣强的状况,看到东晋司马家与士族“共天下”的现象,而这些在孙吴的历史上却看不到。孙吴时上游与下游重镇,同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东晋则不然。孙吴时的土族是皇权下的士族,东晋的士族则是与皇权并立的土族。这同样是我们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91~92

按照晋代时尚,旧时儒学大族如果不转习玄风,一般是难以继续为世所重的。庾氏家族如果要使门户光大,必须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过程。——101

东晋的门阀政治,发端于琅琊王氏,巩固则在颍川庾氏。——105

王、陶以来迄于庾、桓,都是居上游而倡言北伐,其直接目的,一般都是巩固上游分陕势力,徐图朝廷。而巩固上游分陕势力的关键,又在于把襄阳牢固控制起来。上引陶侃授桓宣以襄阳是这样,稍后庾氏居荆州而逐步兼并襄阳,排斥桓宣.也是这样。

依我看来,庾亮调遣桓宣之事不见于《庾亮传》,是一次不事声张的部署,很可能是对桓宣设置的一个圈套,其目的并不是借重桓宣北伐,而是以北伐的名义排挤桓宣,使庾氏的军队得以占领襄阳。这个目的庾亮没有达到,而庾翼达到了。——125

庚氏与桓宣的关系,同下游土族与流民帅的关系几乎完全一样,桓宣也终于避免不了下游受制于士族的诸流民帅同样的下场。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反复出现过的问题。在门阀土族人物看来,流民可用,流民帅不可用;而门阀土族人物既不愿也无能代替流民帅,组织和率领流民,以为已用。门阀士族必须使用流民以为兵力,又必须假手于自己认为可靠的人,这是不容易办到的事。在此之前,郗鉴用流民帅以平王敦之乱,获得成功,但终于酿成苏峻之乱:在此之后,谢玄组织流民帅为北府兵,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最后酿成北府将刘裕取代晋室的结局。东晋政局,从一定的层次看来,就是以当权的土族与有兵的流民帅既联合又斗争为其重要内容。联合的基础是抗胡,斗争的目的则是夺取江左的统治权力。这种情况,上游下游几乎都是样。——130

庾亮早期在都十余年 ,其言其行与王导大同小异。庾亮出都至庾冰出都,共十余年,这个时间里,庾氏家族经历了三件大事:一、以外制内,制约王导遥控朝廷;二、与王允之激烈争夺江州)三驱逼恒宣兼并桓宣部曲取得襄阳。从客观作用说来,与琅邪王氏合作,巩固琅邪王氏首创的门阀政治的,是颍川庾氏;结束‘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使琅邪王氏转衰的,是颖川庾氏;使江、荆、梁牢固地连为一气,并取得襄阳以巩固荆州,为桓温的崛起创造条件的,也是颍川庾氏。不过,庾氏取代王氏,并未改变门阀政治格局,只是用庾与马共天下代替“王与马共天下”而已。门阀政治的基本性质,前后相因。颍川庾氏居琅邪王氏和谯国桓氏之间,起承先启后的作用。——104

东晋时期,谢氏家族地位迅速上升,其契机大体是:一、两晋之际谢鲜由儒人玄,取得了进入名土行列的必要条件。谢鲲其人,于放浪中有稳健,并非完全忘情物外,这就为他的子侄不废事功、逐渐进人权力中心留有余地。二穆帝永和以后,谢尚兄弟久在豫州在每温与朝廷抗争的过程中培植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举足轻重之势,使谢氏成为其时几个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三、谢安凭借家族势力和拒抗桓温的机缘,得以任综将相;又以淝水之战的卓越功勋,使谢氏家族地位于孝武帝太元间进人士族的最高层。此后谢氏权势受制于会稽王司马道子,谢安、谢玄被解兵权,旋即相继去世,但其家族地位却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一直延伸至南朝之末为止。——192

但是不要很久,其民族内部的守旧势力抬头,影响这个政权的政策,这个政权就会出现倒退的趋势。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其统治政策归根到底总是要反映整个民族的进化水平。如果民族进化水平还很低下,而统治者要长期稳定地维持一种较高的文治,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赵冀《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条,据《晋书.载记》所录十六国统治者爱好经、史、文学的事迹立论说:“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赵翼赞扬“僭伪诸君”个人文化素养之高,都是言之有据的。但是赵翼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有文学”的“僭伪诸君”所代表、所依靠的民族,却处在落后得多的状态。所以正是在这些“有文学”的人的统治下,造成了民族的大灾难,社会的大破坏,而他们本族政权,也往往是在尚未完成其民族进化过程以前,就被其他民族取代了。——231

但是历史渊源却是重要的政治筹码。——249

《宋书》卷- -0O沈约《上(宋书)表》,说到京口共义者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 孟昶、诸葛长民等人,“志在兴复,情非造宋”。这就是说,他们参加起兵,目的只在于打倒桓玄,兴复晋室,而没有废晋自立,取代门阀政治的意图。甚至于打倒桓玄,主要也只是由于桓玄妨碍了他们仕进途辙的缘故。桓玄鄙视魏咏之“不成令器”,又禁何无忌领小县,分见魏、何本传。桓玄原本器重孟昶,以刘迈忌之而未见用。《晋书》卷九六《列女.孟昶妻周氏传》孟昶语妻周氏日:“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造反)。”所以刘裕在逐桓玄、灭卢循、“兴复”东晋以后,为了“造宋”,还必须建立对北敌的疆埸功勋,求取信于朝野,并于其中物色可以随同“造宋”的人物,才可以逐步完成晋宋禅代的准备。刘裕迟迟不敢称帝,必于灭南燕灭谯纵、胜后秦以后始成其篡事,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疆埸功勋的刘牢之在,而刘牢之又能够准确估量形势,谨慎行动代晋过程就可能不是如此曲折了。——285

高素被杀时官吴兴太守,当是高素镇压孙恩军有功,继替谢邈庾恒出守吴兴。东晋三吴的太守、内史通常以门阀土族居之,高素得为吴兴太守,与刘牢之得为会稽内史一样,说明刘牢之高素在北府将中地位特殊,得以突破门阀土族的禁区为官,这在时局变化中颇具象征意义。不过从门阀土族的传统观念看来,这毕竟是-种不寻常的权宜措施,只要有机会,门阀士族总要对他们予以排斥。——289

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的宗族而言,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由东汉的世家大族经过一个更新过程而来,基本上保持儒学传统而又或多或少地兼染玄风,个别的已由儒人玄。他们在魏和西晋居于高位,被视作旧族门户。魏晋士族的另一类 ,多属乘时而起的所谓新出门户,不是来源于世家大族,般都是习于玄学或者出人玄儒。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迅速上升,人东晋后更为突出。——315

侨姓“朝土”虽都力求在江左建立家业,立足生根,但欲得到像吴姓士族那样的经济规模以保障其社会、政治地位,并非每一个家庭都能做到。所以南朝结束,时过境迁,吴姓士族仍然有所凭借,继续雄踞乡里,而侨姓士族则多寂尔无闻了。诗人所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既是感叹人事浮沉,也是曲折地说出侨姓士族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全同于吴姓士族。如果放眼全国,通南北士族而言,我们还可看到北方的山东土族人唐后虽然已就衰颓,仍不失为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不但与迁居南方而倏然消失的侨姓土族不同,亦吴姓士族所望尘莫及。究其终极原因,还是由于山东士族具有更为长久的宗族历史和更为深固的经济根基,所以政治变化虽然极为频繁巨大,其社会影响仍得发挥久远,史家每喻之为百足之虫,虽濒死犹得不僵。——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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