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关心我们的孩子读什么?

小艳婆婆
2005-12-15 看过
    我们对于成人的文学都很有鉴别力,可是对于我们孩子读的东西呢?我们是否知道他们在读什么?是否知道他们在读的东西,甚至那些老师一再推荐的东西,是否真的值得阅读?让我们一起来审视一下这部获得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小说类奖的作品吧!

                         失重的幽默
                                                   --陈恩黎

    浏览当下的中国童书市场,杨红樱的名字可谓炙手可热。这位从童话写作起步、以校园小说走红的作家在中国原创童书低迷的出版态势中创造了700万册的销售童话,引领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孩子们的阅读。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因此,对《漂亮老师和坏小子》的个案分析将有助于厘清我们的思考和认识。
    这部小说讲述了女教师米兰和一群六年级孩子之间的故事。刚从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米兰偶然成了白果林小学六(三)班的班主任,这个班是最令校长和老师头疼的差班,还有四个号称H4的坏小子。但米兰老师却通过一系列的行动顺利地赢得了这些学生的爱戴和支持,并成功地树立了这个班级的新形象。
    整部作品提供了一个非常轻松的阅读体验。平面、顺滑的语言;熟悉、时尚的生活场景;张驰适度的情节节奏;快乐的结局……都使阅读者不必投入过多的心力和智力就能顺着语流毫无障碍地进入作者所创造的世界,惬意享受阅读的快感。同时,美女教师、蜡笔小新式的男生、郭富城的歌、若有若无的爱情追逐等流行元素;对成人教育者直言不讳的批评、时刻与孩子共谋的鲜明倾向性等特点都使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孩子在现实中被压抑的欲望。所以,这部小说本身成为一种儿童流行读物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分析,这部作品的缺陷是明显的。首先,故事情节的起点开始于一个幼稚的白日梦:四名小男生以甜言蜜语成功游说一位成年女子去做他们的班主任。一个成人怎会在几分钟内向一群萍水相逢的馋嘴小学生倾诉自己人生的困境?一群小学生又如何能够高屋建瓴般地洞察校长的工作困难?这些疑点作者在单刀直入的叙述中并不曾费心化解。所以,上述的情节缺乏现实的合理性,也不具有细节的真实性。
    其二,小说中的人物呈现卡通化、脸谱化和弱智化的倾向。米兰集时尚、美貌、体贴、聪慧于一身,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学校其他教师的保守和虚伪、众多家长的猥琐、虚荣和愚钝。当然,在冲突中米兰总是站在制高点上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就连两位校长也被米兰的一句“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打过架?”唤醒了童年记忆:“打得太多了。姜校长小时候最喜欢打架,他那张脸很少有光光整整的时候,经常是鼻青脸肿;白校长就更不用说了,他是班上的头霸王,不仅自己打,还带一帮人打,叱咤风云,打了这个班打那个班,打遍全校还不过瘾,还找外校的打。”
    其三,小说的语言在轻松的风格中暴露品味的危机,误把油滑和媚俗视作机智与幽默。如,“他妈的两颗门牙长得特别长,上嘴唇包不住。他的两颗门牙跟他妈长得一模一样,‘米老鼠’就这样叫出来了。还有一个特别像的地方,米老鼠的妈左边的鼻洞边长了一颗黑色的肉痣,米老鼠左边的鼻洞边也长了一颗黑色的肉痣,像粘着一粒鼻屎。”“狡猾的米老鼠,不表示给谁,也不表示不给谁,就这样吊着她们,让她们天天围着他。他喜欢身边‘美女如云’的感觉。”
    其四,小说在模仿现实的同时回避了中国当代儿童成长现实中面临的最大障碍: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这个体制在根本上遏制着中国孩子身心的自由成长和生活的自由选择,也是中国成人理性与孩子天性的最大冲突所在。当梅子涵在他的幽默中被这个阴影久久缠绕的时候,《漂亮老师和坏小子》则以一些颇为浪漫的且具有煽情效果的小创新走出了瓶颈:跳个芭啦芭啦舞、开个实话实说班会、陪着学生练长跑……。这确实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可以把现实的矛盾转移和简化。
    可以这么说,这部小说完整展现了杨红樱的创作宗旨:“儿童文学作家只有一个标准,也是惟一的标准,就是小孩子喜欢看。”“我的作品能安慰孩子的心灵,满足他们的心情需要。人的一生都在阅读,我的书只会在一个阶段陪伴孩子们,但这就够了。”这些都是极具冲击力的宣言,也是一些令人担忧的“无忌童言”,它颠覆了几百年来人类在美学和文学领域所形成的若干共识。“具有严峻风格的艺术作品如果只顾闭关自守,不愿向观众说话,结果就会是枯燥。反之,如果过分面向观众,结果固然使人愉快,但也会丧失纯真,也就不单是凭纯真的内容和构思方式和表现方式本身来使人愉快。这种投合观众的倾向会使所显现的形象中夹杂一些偶然性的东西,也会使作品本身成为一种偶然性的东西,我们从里面看到的不再是内容主旨和它本身决定的必然形式……而是他的矫揉造作以及他的创作技巧的本领。……对于多数人是一种阿谀奉承。” 如果我们还把儿童文学视为文学、视为艺术,那么,黑格尔的论述将提供一个认识上的参照。
    我们知道,儿童文学之所以特殊于成人文学,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这是一种遵循成人标准和儿童标准和谐统一的文学存在。“十岁的时候所读的,有价值的书,到了五十岁时再读它,仍然一样的觉得有价值,甚至比小时候发现更多的价值……,如果是到了成人的时候再读,会觉得没有什么价值的书,那最好是从小的时候就不要去读它。”“儿童期是感受性的形成很强烈的时期,很容易接受感染,且时间短促,因此阅读上比成人更不需要庸作,而且也没有必要为它浪费时间的必要。” 这些来自儿童文学理论经典的话语提醒着我们必须对杨红樱的创作观保持相当的警醒。
    “给孩子们欢笑,把快乐还给孩子,是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这是杨红樱以幽默作为她作品主导风格的一个基本创作理念。从单一的文字意义上看,这样的表述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但我们怀疑的是,作家在彻底放逐了成人的审美经验和智慧、放逐了对孩子未来生命的关怀时,这样的快乐还能提供多少成长的真正力量?
    其实,以文学性标准来衡量杨红樱的作品及其创作观是不恰当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就像我们没有必要把席绢、琼瑶的书作为文学文本加以条分缕析一样。就《漂亮老师和坏小子》和杨红樱的其它作品而言,它们更适宜放在一个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背景下,进行儿童阅读心理、儿童娱乐文化等的研究。但本文之所以对其进行上述分析是因为目前传媒界、评论界都把杨红樱的作品视为理所当然的儿童文学,《漂亮老师和坏小子》的获奖更使这种身份的合法性得到确立。于是,杨红樱的写作模式为众多儿童文学写作者追随和模仿,她的一些创作观点被视为成功的经验加以传播和流传。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开始渐渐具备的幽默品性将有可能失却其纯正的艺术品味而蜕变成一种庸俗的大众娱乐,而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也将不得不承受这种不能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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