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蓝色茉莉
2019-04-26 看过

(写于2018.1.11 比较文学课程论文)

在钱钟书先生的读书札记中,曾记有这样一条爱尔兰诗人叶慈的话:“耶稣最容易受诱惑。”对于钱先生来说,书即是一大诱惑;而融贯东西方的文化,则是他追求学术之峰的更大诱惑。研读一则《管锥编》,就像跟着钱老选读了相关的不少著作。这其中,不仅涉及文史哲等诸门学科,还有着不限国界、不限时空的古今中外之智识。读一本书,相当于读十本书,这句话正可用于《管锥编》这部大书。如此惊人的札记内容背后,有两大支撑。其一是钱先生扎实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这让他能对十部经典做出严谨周密的札记,并裒集为《管锥编》的主干。其二是他在大学时期入读外文系,精通多国语言。这不仅是他品读“原汁原味”的外国经典著作的基本条件,也使他得以通过世界文学的视角来研读经典作品,最终形成一部完成的《管锥编》。

常听人感慨,称钱钟书先生是不世出的人才。然而在我看来,钱先生既是天才,也是勤才。眼前的四部《管锥编》是经过老先生整理的、有体系的读书札记。但和《钱钟书手稿集》相比,则可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自钱老在“饱蠹楼”求学时即动笔的札记,见证了其随后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之路。“蛀”书与抄书;中文与外文,这些从札记提炼而出的关键词,正可作为钱先生一生读书和研究的真切写照。

尽管钱老并没有撰写一本自成体系的比较文学专著,然而其比较文学的研究观念都熔铸于这些札记中,尤其体现于《管锥编》之中。先生学识渊博,常分别罗列东西方著作中对于同一论题的不同论说,以此作为基本的材料加以阐释。值得一提的是,钱老在《管锥编》中最常进行的便是平行研究。他善于从东西方文化经典、文学观念中找出相似、相通之处,将两者细加比较,最终导出有益的结果,并发现古今中外共通的“攸同心理”。这样以来,钱老能从跨国别、跨时空、跨学科这三“跨”的宏大视角出发,条分缕析地诠释某一共通的文化现象或心理,从而为文学内部研究提供了绝妙的例证。由此,钱老的平行研究也凸显了“可比性”和“文学性”。《管锥编》中的大量引证,绝不是主观臆断上的牵强附会,而是基于文学现象或心理的“同”与“异”,即其“可比性”。而且,他在进行比对研究时,并没有跳脱文本,而是以文本为主,即“以文释文”注重其“文学性”。

后生不才,暂未摸到文学之门道,仅能以自身之浅陋对《管锥编》做一番“蠡测”。下文从学术之探、文化心理、军事历史这三个方面着手,探究《管锥编》中的世界文学意识及不可多得的研究观念。学生见解尚拙,还未能对这部大书作透彻之解读。但希望从钱老的札记中寻得一粒文学的种子,常为之浇灌,待到若干年后,开花结果。

一、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在《老子王弼注》的札记中,钱钟书先生巧妙地阐释了“名可名”一句,为理解东西方共有的“言意”之说提供了裨益。清代学者重视训诂,均将“名”阐发为语言文字。然而,钱先生引进了语言学的学科知识,从现代语言学的“能指”、“所指”概念出发,厘清了“名”概念。作为一部思辨性极强的古籍,钱老使用语言学的概念来解释“名”的双重内涵,极具开拓新,这也让后学看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融通。

解释完“名”的内涵,钱老也讨论了言与意之间的关系,并看到了东西方文人都曾关注这一关系的现象。我们都知道,写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写作者之意,经由语言文字,再为读者所获,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其本意,误解由是起。因此,“言不能尽全意”就成了语言文字受人诟病之处。钱先生对哲学颇有心得,他也顺势引出了黑格尔和尼采两人对言语的微词。“或病语文宣示心蕴既过又不及……或鄙语文乃为可落言诠之凡庸事物而设。”从钱先生的译文中,可以看出两位大哲人对待语言表意“过”与“不及”的抱憾态度。随后,钱老笔锋一转,探寻到中外哲人恨言语“惑乱心目”之处。《墨子》曾提到言多巧方,而行则离本;斯宾诺莎、霍柏士则以语言为出错之因,告诫后人勿妄语。东西方哲人各自以不同的语种,表达了共同的担心。钱老师所融通的学问之说,正对应了陆九渊所言:“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除了从哲学角度来阐发言与意的关系,钱先生还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了言不能尽其意的遗憾。陆机、陶潜及黄庭坚等人“叹恨其不足以宣心写妙”,正与但丁、歌德的想法不谋而合。描摹和写景自然偏离了实际,事物的真质殊性非笔舌能传。正如福楼拜有一极妙的譬喻:历来无人能恰如其分以达己之需求,思念或悲痛;语言犹破锅然,人敲击之成调,冀感动星辰,而只足使狗熊踊跃耳。

由于言语具有的弊端,部分文人便“剑走偏锋”,遁入神秘宗之道。在东方,有《法华玄义》所谓“不可思议境”,也有《妙法莲华经》的“我法妙难思”之说。两者都强调了“无需言”、“无需思”,常被看作故弄玄虚之态。无独有偶,西方也有一派神秘宗,即西班牙的“圣默然”。其追求与《法华玄义》极为类似,同样是无言、无欲、无思之毕静俱寂境界。从中即可得知,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语境中,过分鄙弃言语之功能带来了相同后果,不可不谓“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二、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读书是一个不变的老生之谈,却也常能谈出新的想法。在《管锥编》第四册“全晋文”的札记中,钱钟书先生结合中西文人的看法,谈了读书之法。陶潜的“不求甚解”,历来是人们推求不同读书法的依据。除了列举诸多中国文人的读书法,钱钟书先生还注引了英国作家培根的“读书论”。“书有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培根的想法,其实与陶潜处于同一层面,都认为有些书可大致翻过,“不求甚解”即可;也有一部分书需要精细阅读,才能啃下其中的内核。两位作家,一个生活在晋宋之际,一个身处文艺复兴的涡旋。尽管有着时空上的差距,然而两个人却对读书方式有着相近的意旨,实在让人有种“英雄所见略同”之感。

在陶潜、培根两人的基础上,钱钟书先生也依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更具概括性的见解。他以为,不同的书需要读者分别对待,而一本书中的不同部分,也需如此。“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这一看法,与今天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钱老所说的“因时因事而异宜焉”,可谓通透至极。这样的想法,与其说是钱钟书先生融通了东海西海的学人读书法,不妨讲是脱胎于钱先生个人的读书经历。

以《钱钟书手稿集》中尚未转录为文字发行出版的体量来看,钱先生的读书量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也许还将是“后无来者”。从《中文笔记》,到《容安馆札记》,再到《管锥编》,他的读书笔记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三大札记,也分别对应着初读、反刍和整理三大阶段。如此博杂又不失精深的阅读量背后,想必有一套钱老自己摸索出的读书法。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曾论及钱老的读书法:

初步印象依然还是以别集为主,以宋、清两朝为主。所涉显得更广泛,可以说无书不读,毫无雅俗、难易、熟僻之别。杨先生说,钱先生读很俗很俗的书,也会读得哈哈大笑,很艰深很艰深的书,也可以一遍一遍兴致盎然地看。

俗书通语,看过一遍即可,仅当消遣、泛读;对待艰深的书,一遍遍啃是最好的办法。换言之,钱先生来者不拒,但对待这些“来者”的态度却有不同。上文提到的“因时因事而异宜焉”,便是这读书法的简要概括了。

钱先生从自身读书经验和东西方文人的读书论中,提炼、升华出了具有实践、开创意义的读书法,实乃一大美谈。而他能够巧妙抓住陶潜、培根两人的相同点,进而形成一个富有层级感的论述,让人拍手叫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一位读书人的功力,也是一位读书人的希冀。后生不惮来猜测一番,钱老大量读书、撰写学术著作,其目的之一,也是为融通“东海”和“西海”的学术和文化心理,为着中外文学的沟通搭一座桥梁。

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除了找出中外共通的文学心理,钱钟书先生也发掘出了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在兵器铸造方面的相同之处——“铜为兵而铁为器”。这一条见解,来自《管锥编》第一册中《史记会注考证》的札记。古书之版本,向来需要学人精心挑选。钱钟书先生选择的《史记会注考证》是日本学者泷川的辑本,裒集了宋代以来的重要注家,乃《史记》的精华版本。有了极佳的版本,相当于开了一个好头,对之后的研读大有裨益。

在《秦始皇本纪》一章中,钱钟书先生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着手,探究了“古代以铜铸兵”这一问题。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钱老指出泷川遗漏的两处要证,并一语道破了后代文人对于古代兵器铸造原料错误认识的环环相生。原来,后世文人在用诗句描述先秦时期的兵器状况时,也如我们今天引证资料那般,通过前人的记载来进行合理想象。而引证的资料中,又以司马迁的记录最为可信。然而不少文人误读了“收天下兵”之句。针对前代普遍存在的误解,钱钟书先生引用元代陈孚的诗句来驳正:“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人间铁未销?”经由一系列的严谨又不失精彩的摆证据、辨文义之后,钱先生从《史记》那短短一句话中,解读出了古代东方与西方的军事暗合之处。在西方世界的经典——《荷马史诗》中,古希腊人也如古代中国人那样“铜为兵而铁为器”,即bronze is the metal of war ; iron is for tools, not weapons.[1]

两千多年前,有史为证的一代文明伊始。尚未有过沟通交流的中国和希腊,为何在兵器铸造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又为何在“机缘巧合”下使用铜和铁来铸兵、造器呢?答案很简单,钱钟书先生仅用十一字便和盘托出:“人工开物成务,梯辙大同耳。”兵器铸造原料的选择,取决于生产方式。在同样以“人工开物”为主的生产方式支配之下,东西方先民自然有着相同的方案:使用易于寻找、开采的铜作为主要的兵器材料,而稀有的铁则作为少量的器物炼制。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正可概括钱老对于“铜为兵而铁为器”这一问题的挖掘精神。

四、结语

在钱先生的《谈艺录》中,有这样一句话:“水月镜花,固可见而不可提,然必有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可映面。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初读尚有一丝不解,而今顺着《管锥编》的思路来看,这句话倒有了谆谆教诲之意,告诫后学若要达到“镜花水月”之境,必先肚里有水、心有明镜,才能让明月与花骨朵有比照的可能。就如学习比较文学的课程那样,若没有一定的理论作支撑,那么再好的文本摆在案前,也不知道该如何参照、对比,更遑论作比较文学的论文了。

《管锥编》中蕴藏了太多的宝藏,值得一则则精读、勤作札记。尽管这篇读书笔记即将结束,但研读钱氏著作的脚步才刚开始。相信这次比较文学课程的学习将是一粒种子,会在将来发芽、开花,使得学生受益无穷。

[1] T.R.Glover,Greek Byways,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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