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读思
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下去的，花了一整天时间。读完的时候，临近了深夜。一本相当精彩的好书。这是一位新华社的记者，花了十年的时间，完成的一本关于北京城市发展的书。之前，我曾经和一位要好的朋友讨论过北京城市规划的问题，很清晰记得他的观点，谁都能对北京的规划谈上几点，但谁不知道怎样解决目前北京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于是，我更是费劲周折委托北京的同学帮我找到了这本书，请回国探亲的朋友帮我带了过来。
书，是三联出的，很是符合契合书的内容和意境。除了作者出色的文笔，精彩还是书中作者的冷静和客观，以及陈述的段段历史。旧时的报纸，期刊，尚未面世的文字材料，当事人的口述，相关的史籍论述，作者恰到好处的表达着社会变迁中北京城命运。这其中，包括了北京“梁陈方案”提出和被否定的前因后果，城墙拆除的过程，座座城门被毁的曲折，夹插着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知名建筑师和规划师的人生故事，以及他们和其他曾经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在北京城变迁过程中曾经的言论和行动。书中的描述，足已使每一个稍有点民族历史良知的人为之动容。相信每一个感受过的北京人都会扼腕叹息。那个具有深厚文明沉淀的北京，至少从表象上来说已经面目全非了。
历史是不容许假设的，从“梁陈方案”被否定的那个时候起，北京城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在方案被否决后，梁思成先生曾经对当时的北京市长说“50年后，将证明你们是错的。”历史用它的良知，证明了学者的“不幸而言中”，和高层决策的失败。从此以后，北京城悲情上演了一幕幕无奈何的“闹剧”。当初反对“梁陈方案”的理由之一是建新城费用昂贵，可是历史发展的事实是，在旧城区拆旧建新的成本也远比在郊区征地新建昂贵得多。国家真正无力负担的是在旧城区大规模拆迁和安置；当初要拆除城墙的理由是，城墙阻碍了交通，可是50年的历史证明北京的交通是，环路越建越多，交通越来越堵；拆除城墙是因为城墙是封建统治者保卫他们的势力的遗迹，但他们却忘了城墙也是共产党人用“和平谈判”解放北京换来的硕果；为什么工业化？响亮的理由是北京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国都，“我们要在北平找到基础”。事实是，北京从一个大学与各色古迹并存的消费城市，终于转变成工业门类繁多的生产城市。这样发展的代价是北京城烟囱满地，大气污染，交通堵塞，京津唐地区整体发展受到局限，天津的发展几乎窒息。贝聿铭先生说，“1950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遇。政府放弃了梁思成等学者提出的新旧分开的发展模式，而是简单以改造古城为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拆除城墙，修建环路，使城市的发展失去了控制和延续性。”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决策者会作出如此的决断呢？为什么北京躲过了战火，躲过了天灾，却是躲不过所谓的“发展与建设”呢？我们在今天，“比以往更迫切地想知道事物的真相，破解城市的命运（杨东平）。”
《城记》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是它还给我们历史的真相。岁月的长河中，50年的历史实在是短短，但对于北京来说，经历却是改天换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惯性还在驱赶着她的发展。那是的事，那是的人，那是的激情和动力，我们没有办法判定孰是孰非，它终究是历史的。标语，讲话和口号，虽未经历，读起来却是感觉到它们的威力，和年代一样惊心动魄。政治的意识形态早已占据城市发展的本身，主宰着城市命运的变革。“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的，政府执行的”；“中央机关要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打压之势”；“（北京城建筑）反映了封建时代低下的生产力和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它是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大家去看故宫，比较多的是拿他当个展览品。然而，我们过去有些人，却被故宫的建筑气派吓唬住，拜倒在封建帝王脚下，甚至还不起来”；“天安门是老房子，要能盖一个主席台，修得比人民大会堂更漂亮，那更好！”“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拆了见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北京市当中放一个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北京的城墙，北京的城楼，北京的城门，北京的中轴线，和他们的守护人，就是在这民族命运中经历着一次有一次的生与死的考验。就这样，在1958年以后，为了修建地铁，北京的城墙遭到了彻底拆除。宣武门，崇文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城门，如今徒剩下一个个地铁的站点名。故人已去，北京奈何？终究是北京的悲剧，全民族的悲剧，无论多少年后！《无间道》里说，“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北京的今天，就是我们为过去付出的偿还。
50年后，当一场大雨就水漫北京城的时候，当春风吹起北京满天沙层的时候，人们开始反思50年前的那个决策。可是，今天的推土机依然没有停息，他们依然横行在一条条胡同，继续湮没着北京城的段段历史。错误为什么还在继续？明知道很多不可为，可是在巨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的驱使下，很多行为超越法律明目张胆的在城市进行着。到底谁给了他们这份权力？为什么我们的法律常常在政治权力前面苍白空纸呢？我们需要制度层面的深刻反思。
(省去)
书的作者在序言中说：“在对历史资料的含化与创作过程的吐新中，我彷佛被送回到从前，无法逃避来自彼岸的逼问：如果你是他，你又该作何选择？”我们常常这样无奈。记得冬天的某个清早，我和两个要好的朋友登上了景山，北京古城之内充满韵律的四合院，青砖灰瓦，错落有致；城市中央，笔直的南北中轴线，纵贯正阳门、天安门、紫禁城、鼓楼、钟楼，琉璃宫墙，气势雄壮，与周边的四合院的安宁静谧，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给人极具震撼的审美感受。极目远处，高低不一的各式造型的大楼，在如此的城市杰作面前，甚是刺眼。我不忍看不下去，赶紧收住了眼睛，匆匆携朋友去找崇祯吊死的那棵老树了！
书，是三联出的，很是符合契合书的内容和意境。除了作者出色的文笔，精彩还是书中作者的冷静和客观，以及陈述的段段历史。旧时的报纸，期刊，尚未面世的文字材料，当事人的口述，相关的史籍论述，作者恰到好处的表达着社会变迁中北京城命运。这其中，包括了北京“梁陈方案”提出和被否定的前因后果，城墙拆除的过程，座座城门被毁的曲折，夹插着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知名建筑师和规划师的人生故事，以及他们和其他曾经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在北京城变迁过程中曾经的言论和行动。书中的描述，足已使每一个稍有点民族历史良知的人为之动容。相信每一个感受过的北京人都会扼腕叹息。那个具有深厚文明沉淀的北京，至少从表象上来说已经面目全非了。
历史是不容许假设的，从“梁陈方案”被否定的那个时候起，北京城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在方案被否决后，梁思成先生曾经对当时的北京市长说“50年后，将证明你们是错的。”历史用它的良知，证明了学者的“不幸而言中”，和高层决策的失败。从此以后，北京城悲情上演了一幕幕无奈何的“闹剧”。当初反对“梁陈方案”的理由之一是建新城费用昂贵，可是历史发展的事实是，在旧城区拆旧建新的成本也远比在郊区征地新建昂贵得多。国家真正无力负担的是在旧城区大规模拆迁和安置；当初要拆除城墙的理由是，城墙阻碍了交通，可是50年的历史证明北京的交通是，环路越建越多，交通越来越堵；拆除城墙是因为城墙是封建统治者保卫他们的势力的遗迹，但他们却忘了城墙也是共产党人用“和平谈判”解放北京换来的硕果；为什么工业化？响亮的理由是北京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国都，“我们要在北平找到基础”。事实是，北京从一个大学与各色古迹并存的消费城市，终于转变成工业门类繁多的生产城市。这样发展的代价是北京城烟囱满地，大气污染，交通堵塞，京津唐地区整体发展受到局限，天津的发展几乎窒息。贝聿铭先生说，“1950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遇。政府放弃了梁思成等学者提出的新旧分开的发展模式，而是简单以改造古城为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拆除城墙，修建环路，使城市的发展失去了控制和延续性。”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决策者会作出如此的决断呢？为什么北京躲过了战火，躲过了天灾，却是躲不过所谓的“发展与建设”呢？我们在今天，“比以往更迫切地想知道事物的真相，破解城市的命运（杨东平）。”
《城记》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是它还给我们历史的真相。岁月的长河中，50年的历史实在是短短，但对于北京来说，经历却是改天换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惯性还在驱赶着她的发展。那是的事，那是的人，那是的激情和动力，我们没有办法判定孰是孰非，它终究是历史的。标语，讲话和口号，虽未经历，读起来却是感觉到它们的威力，和年代一样惊心动魄。政治的意识形态早已占据城市发展的本身，主宰着城市命运的变革。“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的，政府执行的”；“中央机关要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打压之势”；“（北京城建筑）反映了封建时代低下的生产力和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它是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大家去看故宫，比较多的是拿他当个展览品。然而，我们过去有些人，却被故宫的建筑气派吓唬住，拜倒在封建帝王脚下，甚至还不起来”；“天安门是老房子，要能盖一个主席台，修得比人民大会堂更漂亮，那更好！”“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拆了见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北京市当中放一个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北京的城墙，北京的城楼，北京的城门，北京的中轴线，和他们的守护人，就是在这民族命运中经历着一次有一次的生与死的考验。就这样，在1958年以后，为了修建地铁，北京的城墙遭到了彻底拆除。宣武门，崇文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城门，如今徒剩下一个个地铁的站点名。故人已去，北京奈何？终究是北京的悲剧，全民族的悲剧，无论多少年后！《无间道》里说，“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北京的今天，就是我们为过去付出的偿还。
50年后，当一场大雨就水漫北京城的时候，当春风吹起北京满天沙层的时候，人们开始反思50年前的那个决策。可是，今天的推土机依然没有停息，他们依然横行在一条条胡同，继续湮没着北京城的段段历史。错误为什么还在继续？明知道很多不可为，可是在巨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的驱使下，很多行为超越法律明目张胆的在城市进行着。到底谁给了他们这份权力？为什么我们的法律常常在政治权力前面苍白空纸呢？我们需要制度层面的深刻反思。
(省去)
书的作者在序言中说：“在对历史资料的含化与创作过程的吐新中，我彷佛被送回到从前，无法逃避来自彼岸的逼问：如果你是他，你又该作何选择？”我们常常这样无奈。记得冬天的某个清早，我和两个要好的朋友登上了景山，北京古城之内充满韵律的四合院，青砖灰瓦，错落有致；城市中央，笔直的南北中轴线，纵贯正阳门、天安门、紫禁城、鼓楼、钟楼，琉璃宫墙，气势雄壮，与周边的四合院的安宁静谧，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给人极具震撼的审美感受。极目远处，高低不一的各式造型的大楼，在如此的城市杰作面前，甚是刺眼。我不忍看不下去，赶紧收住了眼睛，匆匆携朋友去找崇祯吊死的那棵老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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