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 | 《自由的声音》导言

パンパンパンダ
2019-04-22 看过

“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罗兰夫人在1793年11月8日面对断头台发出的呼喊,直至今日仍在回响。大革命使自由“居于人权之首”(饶勒斯语),然而却未能赋予自由一种制度性的基础,未能使自由扎根于习俗之中,最终只能在波拿巴的刀剑那里觅得别的出路。波拿巴以某种方式继续着在1789年着手进行的事业,因为他只能从人民那里获得合法性:日后将宣告其失败的维也纳会议足以表明,欧洲的君主们把这位“篡位者”归到了哪一边。但是,尽管拿破仑在欧洲内使大革命永存,他同样践踏了大革命:自由不再被列入纲领。即使是革命者所痛恨的旧制度,也从来没有像帝国那样专制。

1815年的法国,已被波拿巴主义压制了15年,并业已听任欧洲列强支配,却仍然存有一种希望,因为自由派在法国仍然幸存。这一没有首领、没有政治局、没有常委会的运动若有似无,但又无法根除。它的组成人员一般说来不是专职政治家,但有时亦可能成为专职政治家。这些人是作家、政论家和记者。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当然,并非所有文人骚客均在此相会:他们中的某些人的才华用于颂扬以服从权力和教条为基础的传统秩序。他们之间有时不无喧闹的混战,构成了本书的内容。

……

(法兰西)第一帝国是发生重大事件之前的紧张准备之夜。在这些文人中,为数不少的人或多或少地满足于此,因为专制者并不缺乏那些讨人喜欢但毫无价值的玩意,用以确保文人俯首帖耳。然而,他们中的某些人却发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如弗朗索瓦·德·夏多布里昂之类的人采取一种被视为审慎的方式,而热尔曼娜·德·斯塔尔与邦雅曼·贡斯当之类的人物则为此被迫流亡……自由的捍卫者在这样一种时刻,如同在战场上运气出现逆转,在拿破仑的历程行将结束之际恢复了力量。我们的叙述即从“雄鹰王的翱翔”,也就是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以及在滑铁卢“令人沮丧的搁浅”前重新令欧洲颤抖的“百日”开始。

众所周知,复辟(的波旁)王朝是一个反动的政府。作为“复仇”化身的极端保皇派使人们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还要求补发被迫流亡期间的年金。但是,路易十八的登基并非旧制度的简单恢复。法国人不会允许这样做:他们不愿意看到某些基本原则,尤其是民事平等重新受到质疑。绝对君主制的时代已经结束。对王权的限制,已作为宪政标志写入由路易十八“赐予”人民的宪章之中。该宪章保障法国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即便天主教重新成为国教)以及表达自由(“只要不违反必须对滥用这一自由予以制止的法律,凡法国人均有权利发表和出版他们的见解”)。此外,《宪章》允诺国民的代表制,虽然这种代表制是一种极为受限的纳税选举制——根据这一严格的纳税选举制,只有几万名最富有的法国人可以在更为有限的够格者当中选定议员——但它依然是与旧制度相异的重要区别。从此以后,选举将使公共生活具有节律。一个由国王任命的贵族院把一种英国特色添加到了整体之中,并维持了一种与得到确认的平等相抗衡的贵族制习俗,但是,贵族院仍是另一个任由人们提出抗议的论坛。

……数年之后,复辟王朝变得强硬。1824年,继承路易十八王位的查理十世成了“王位与祭坛结盟”制度的化身。自由主义运动在很晚的时候才形成,并与极端保皇派政府唇枪舌剑。邦雅曼·贡斯当、弗朗索瓦·基佐,甚至夏多布里昂,皆用自己的方式充当了《宪章》所允诺的言论自由的代言人,对于他们而言,新闻自由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标志。由自由派记者和作家发起的反对政府企图控制报刊的斗争,不久即有摆脱了天主教和王权主义起源束缚的浪漫派作家加入,并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正是在这一无法阻挡的请愿的基础上,查理十世的统治趋于崩溃:由“邪恶的敕令”诱发的1830年革命,首先显得像是旨在反对当局对表达自由的审查。被废黜的查理十世的出逃,使“自由之神”这座稍后时期出自奥古斯特·杜蒙之手,并被安放在巴士底广场七月革命纪念柱顶端的不朽之作臻于完善。

1830年7月那些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光荣三日”当然并非仅仅是记者和作家的杰作。德拉克洛瓦在其涉及1830年革命的著名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中,以一个街垒向我们展示了种种阶级的融合。目不识丁者有力支持了以写作为职业的人。但是,这些最为缺乏自由的人曾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势必有助于而不是有悖于他们对平等的向往。正是在七月王朝为期18年的统治期间,社会主义获得了它的名字和封册:大量学说、抨击性短文、乌托邦以及某些组织的雏形,向自由派人士提出新的挑战。后者直至那时还在为反对“旧的蒙昧观念”(雨果语)而斗争;自那以后,他们将被一股因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而壮大的年轻力量所否定。不过,社会主义以它的方式恢复了权威原则:为了改变生活,给弱者以希望,解放被压迫者,它要求限制、组织和镇压。直至那时,仍作为进步媒介的自由主义变得令人生疑。共和派枉费心机地调和自由、平等、博爱,蒲鲁东的著作则在徒劳地宣示自由与社会主义重归于好:从此以后,在文学界与政界居于中心位置的是矛盾。

……

反正这些主要以写作为生的人中,大多数是那些被称为“大作家”的人,他们的作品经得起时间与潮流的考验。不过,他们究竟是大作家还是小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政治观点视之,这些人均显示出一种有别于18世纪哲人与20世纪知识分子的特点。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某一著名段落中,托克维尔写到18世纪的哲人:“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被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由此导致了这一后果:“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最终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这一关于18世纪的论断亦可应用于20世纪伟大的介入时代的知识分子。19世纪的作家同样也在“介入”——这也正是我们叙述的主题。他们是为了捍卫或反对自由、捍卫或反对君主制或共和制、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而“介入”。然而,即使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在西班牙建有城堡,但其中大多数人给自己确定了参与行动的职责。他们尽力去获得议席,有的成为大臣或部长,甚至担任政府首脑。在这个缴纳选举税以及个人才能至关重要的社会里(甚至在确立普选制之后依然如故),他们意欲担当他们的责任,秉持他们的信念。无论是门第贵族还是知识与才能的“贵族”,他们均认为,如果他们在思考与评论政治,那么他们也应该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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