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王小差🐺
2019-04-14 看过

年度好书。

田余庆是当代的治史大家,对史料的分析见微知著、入木三分,其方法论和陈寅恪很相似,能从浩瀚史料中发现被别人忽视的细节。

一句“王与马,共天下”就可以概括东晋政治生态的全貌。士族名士是西晋司马氏皇权的装饰品,到了东晋,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点缀。当然,琅琊王氏与司马皇室之间的关系固然有个人感情作为纽带,但又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依靠和利用的政治关系。

其渊源要上溯到西晋末期八王之乱时的最后两位参与者: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琅琊王氏的领袖王衍在帝都辅佐司马越,他们各派亲信去南方扩展势力,所以由司马越-王衍这对在洛阳的“王与马”搭档,衍生出了司马睿-王导在江南的关系,江左的侨姓门阀大多数也出于司马越王府的僚属。成都王司马颖引刘渊聚五部匈奴为自己的外援,开启了胡骑驰骋中原的先例。所以到了南北对峙的时期,可以理解为北方的诸胡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延续,南方由司马睿建立的东晋朝廷是东海王司马越的继承。这也是为什么东晋“不与刘、石通使”的内在原因。

自从汉代士族阶层兴起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通常是靠第一代努力读经,学成一代儒学大师之后,开学讲课形成学阀,“学而优则仕”入朝为官聚拢门生故吏,家学传承之后形成门阀。由汉入魏晋之际,玄学代儒家兴起,一些低级士族纷纷出儒入玄,沽名钓誉成为清谈名士,借潮流也可成为门阀。前者可以称为旧门阀,后者可以称为新门阀。东晋有名的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四大家族,基本都是新门阀。与之相对的,旧门阀由于已经家传数百年,根基庞大,不愿意抛家舍业的去南迁,通常选择继续留在北方,比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河东裴氏、弘农杨氏等,他们一方面小心的出仕胡人,一方面若隐若现的保持着文化传统。最终进入隋唐之后,乔迁南方的新门阀全部凋零,而北方的旧门阀继续大放光彩。

在东晋朝中皇室宗亲与门阀世家进行博弈的时候,还有另外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这就是从北方南下的流民。东部地区的流民主要集结于镇江,西部地区的流民主要集结于襄阳。其原因是逃难的流民一般是想找一个尽可能接近北方的地方停留,这样也方便有朝一日重返家园。另一个原因是普通百姓财资匮乏,人力寡弱,无力向南方深入,一旦脱离了胡骑的威胁之后,就要立刻劳作以图生计。这样形成了长江上下游两股能左右朝中局势的流民势力。在朝廷中居于中枢位置的门阀通常或直接或间接统领流民,比如王导与郗鉴的结盟、桓温刺荆州、谢安重建北府兵等等。东晋政局,从一定层面看,就是以当权的士族和流民统帅既联合又斗争的反复。联合的基础是抗胡,斗争的原因是争夺江左的统治权。

然而东晋朝廷是没有北伐意愿的。历次北伐通常也只是为了政治正确喊喊口号。诸门阀主张保全晋室、暂按江左,寇不来我亦不往,以待时局变化。几次真正的北伐,通常是来自于流民统帅自发的行为,比如闻鸡起舞的祖逖,然而他不仅无法得到朝廷的支援,还被多方掣肘,自然是不会成功的。朝廷高举北伐之名,行苟且偷安之实,加上对流民又惧又怕的态度,往往会激起流民统帅的反抗,最惨烈的一次是苏峻、祖约之乱。好在此时北方也是诸胡混战,并没有动摇国本。

南北朝时期,同时影响南北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民族矛盾。虽然早在汉代,北方诸胡就已经逐渐迁入关中、河北等地生活,但到了东晋中期,民族差异依然显著。十六国各个民族政权,其统治者往往具有较强的汉化倾向,崇尚儒学,笼络士族,以求创业成功。在鲜卑建立北魏统一北方,孝文帝完成了鲜卑汉化一系列改革之后,鲜卑皇帝能脱口吟诵南朝诗句,南北战争的性质逐渐从民族战争转变为统一战争。南方日弱的政权,在丧失了民族斗争这一抵御北方入侵的强大精神武器之后,北方发动的统一战争也就变得水到渠成。最后隋朝天下一统,也是决定于北方各族融合水平的提高和南北政权的民族界限的泯灭。

士族名士的偏好是废事功、轻武力,而维持士族统治地位又必须仰仗武力。这就形成了一种现实的矛盾。以军权谋求门户利益,本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大体上说,维持门阀政治的根基,不是那些在社会上享有清誉的清谈名士,而往往是其家族中愿意经营武力的成员。东晋以来,各个门阀士族中不断涌现这种人物出现,一旦不再产生这种人物时,门阀政治也就出现了危机。南渡士族虽然注重人才的培养,但是随着腐朽程度的增加,以及普遍小范围内通婚,不免出现生理学上的退化。东晋末年的士族中,已经找不到像王敦、桓温那样磊砢英多的人才,这预示着门阀政治的巅峰已经过去了。如果不是司马氏皇族与诸门阀士族同样腐朽不堪的话,很有可能是由司马氏结束这种士族凌驾皇权的政治局面。所以严格意义上讲,门阀政治最终退场的过程,也是东晋皇权彻底衰落的过程。最后这一切的终结,还要交给寒微出身的流民统帅刘裕来完成。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宏观的考察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的全部历史发展,其主流毕竟是在北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的平息有待时日,才让江左以衣冠上国获得历史地位。 不过这也都是历史的表象,历史的胜利者,不是北方的这一族或者那一族,也不是南方的这个门阀还是那个世家。他们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会统统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历史从来不是王侯将相们的个人传记,留下来真正有价值的遗产,是北方宏伟的民族融合,是南方对广阔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这才是由人民创造的历史。正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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