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铁轨上书写

文景·文学
2019-04-13 看过

1982年3月21日的纽约,在一次以“容忍我们的过去”为主题的集会中,耶日·科辛斯基对六百多名大屠杀幸存者高声发问:“我们能够变得粗俗、野蛮、邪恶吗?是否一个人只能够暗示而不能大声诉说?一个人要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当它也同时是六百万人的过去?在这个社会上,我能够活得多隐秘?多真诚?多直率?”这些问题依然令我们感到呼吸困难。

《被涂污的鸟》这部黑色经典,可以看成他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或者某种持续性的、如噩梦一般的再度发问。由于此书大量描写了普通民众主导的暴力现象,它曾被指控为科辛斯基对于祖国波兰的有意诋毁、丑化,曾在波兰被禁二十三年。

和这本书一样,科辛斯基本人的经历也颇为曲折。他的真实人生在重重身份的包裹下显得扑朔迷离。“二战”中,为了保存孩子的性命,他的父母采用了一系列方法来掩盖犹太人的身份,包括使用“科辛斯基”这个假名。

他自称九岁时,自己因为战争的创伤而失去了语言能力,在他恢复之前,这段喑哑时期持续了四年之久。青年时代,他学习了摄影技术,从波兰来到苏联。1957年,他打算逃离,而为了顺利移居美国,他伪造了一个为自己提供资金的基金会名目,而且还伪造了当局保证他将会回到波兰的证明信。他成功拿到了护照,抵达了纽约。此时他二十四岁,口袋里只有3.8美元,一句英文也不会。几年后,他成为美国文坛最受瞩目的新星之一。

据说,通过学习和记忆俄英词典,他用四个月就学会了这门外语;他做过电影放映师,卡车司机,并曾为哈莱姆区的毒贩开车。1958年,他顺利得到了福特基金会奖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他最初的作品《未来是我们的,同志》(The Futrue Is Ours, Comrade)是一部有关苏联社会的非虚构作品。不久后,他和国家钢铁公司的创办人、大富翁恩尼斯特·韦尔的遗孀玛丽·韦尔结了婚。六年间,他过上了最富有的生活,住在私人游艇和别墅里。1966年,他的妻子病逝,而他无法获得任何财产。

正是在科辛斯基和妻子一起享受美国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时,他开始着手写作《被涂污的鸟》。或许,他想借此获得再次与自我喁喁私语的机会,用一种锁闭在内心的、只能靠伪装成英文来表达的母语,重返完全属于他私人的记忆:一个在满目疮痍的东欧游荡的、被遗弃的男孩。只有这样,他才会时时想起存活本身带来的快乐和觉醒。

科辛斯基表示,这本书是献给妻子玛丽以及她所属的整个国家的“礼物”。他有意向生存在泡沫幻景中的新大陆居民展示一个完全陌生的残暴世界,仿佛他在无辜地耸耸肩,说出对他所理解的生存的本来面貌。

书名“被涂污的鸟”,来自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捕鸟者将捕到的一只鸟涂上五颜六色的颜料,然后将它放回天空,但鸟群认为这只鸟是“异类”。它越是向自己的同类靠拢,越是受到同类的回击,最后的结果是被群鸟攻击而死。这个“被涂污的鸟”象征着小说的主人公——“二战”期间被迫与父母分离了的男孩,他在东欧的破败村庄里不断流浪,因为深色皮肤和深色眼睛而被村民视为招来不祥的人。

整部小说弥漫着硫磺般的气味,如一首被无限延长的死亡赋格。读者看到的是难以置信的骇人场景,人们相互伤害又寻欢作乐,悲哀和恐惧混杂着狂喜。

与一部分中国作家所书写的战乱、暴力、饥饿等创伤经历不同,这部书的孩童视角格外引人注意。作者没有采用上帝视角,简单地对善恶发表议论和评判,也干脆放弃了使用成人的视角,感慨战争留下的伤痕。他选择以孩童的冷静、带有几分无知的口吻,勾勒出人间展露出的种种丑恶。只有孩童的心灵能够将道德判断悬置起来,于是他在漫长的流浪之旅中不仅见证“恶”,也与“恶”一起生长、演化、相互舔舐和缠斗,直到艰难地摆脱。

由于主人公并未直接目睹战争场景,小说所集中书写的是普通民众中间的恶:一个农民采用剜眼球的方式对情敌实施报复;为了不被木匠杀死,“我”不得不让木匠被一群老鼠活活吞噬;一名神智反常、放荡的年轻女子被村民合力凌辱至死……似乎战争的暴行,只是每一个人所参与的日常的延续。恰恰是道德上不动声色的叙述姿态,深深地感染和刺伤了我们。只要活着,只要仍在呼吸,在“我”这个小男孩眼中,一切都有可能焕发某种超乎道德的光泽和美丽:

我认输了。现在我自己变成了一只鸟,在竭力摆脱大地对我那双被冻得冰冷的翅膀的束缚。舒展开自已的四肢,我加入了乌鸦的行列。一阵清新的复活之风突然把我托起,我径直飞进了地平线上的一缕阳光,它像拉满的弓弦一样紧绷在那里,我发出欢快的叫声,我那些长翅膀的伙伴们哇哇地模仿着。

这是“我”被固定在泥土里、头脑被乌鸦啄得伤痕累累之后所体验到的景象。在书中,暴力描写几乎总是伴随着这些富有抒情性和审美意味的句子,而那些原本正常的人类行为,在“我”的眼中也都显示出它的暴力和创伤性质,比如性和爱——在主人公看来,人和人无法相互理解,“他们互相吸引或发生冲突,互相拥抱或彼此践踏,但每一个人想到的只是他自己。他的情绪、记忆和理智都把他和其他的人分开,就像茂密的芦苇把河道和泥泞的河岸有效地隔开一样”。

作为一个幸存者,“我”对暴力更加冷静和迟钝。在这本书审判邪恶时,最令读者震撼的不是这些恶行本身,而是一个成长中的个体对恶的学习——在一个完全反常的世界,“我”只能通过适应这种恶的准则来保全自己,而且这种恶确实并非天然,它可以被习得,可以被训练,它无形地进入了“我”尚未被国族、伦理、文化观念所浸满的身体。“我”甚至偷偷学会了用火车转辙器来造成火车脱轨。“我”也开始承认,能够掌握他人的命运“是一种极好的感觉”。

然而,这部书最深刻动人的意义,不仅仅停留于对战争和暴力的记录,而是在于对人类总体处境的揭示和象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涂污的鸟”,都带有作为“少数”和“异类”的痕迹,并且总是受到那些“大多数”的围攻和损害;在这种人为建造的隔阂下,人和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赖,渐渐地,我们自己也将带有色彩的羽毛伪装起来继续生存。因此这也是一本具有高度存在主义色彩的书。如科辛斯基所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旨在探讨“我们自己是谁”。当然,这个“谁”恐怕是一个复数,是一个可以在多种身份之间切换,并且有时只能通过切换来逃离外部审查、压制和监禁体制的主体。

当我们在临近结尾时读到,主人公在孤儿院开始喜欢上表演躺在铁轨间、让火车从身上呼啸而过的惊险节目,当火车驶过而他毫发无伤,他便带着胜利的喜悦和战胜恐惧的权威,向他的同伴们展示他的幸存。阅读这个段落时,我们实际上是和这位主人公一起感受抵抗死亡的强度:

躺在铁轨之间让火车从上方呼啸而过具有一种极富吸引力的东西。在从机车经过到最后一节车厢离去的那些短暂时段,我感到我体内的生命像小心地从一块布中滤过的牛奶一样纯粹。在那些时刻我会忘记一切:孤儿院,我的谙哑,加夫里拉和“沉默者”。在这种经历的最底层,我找到了因未受伤而感到的巨大快乐。

每一分钟我们都在抵抗这死亡,只不过我们原本已经忘记。我们的生存,不止建立在抵抗死亡之上,它本身也是由无数陌生人、同类、不幸者的死亡所构成的。这一刻,他所体会到的牛奶般的纯粹,也流过我们仅仅通过阅读它们便感到颤栗的身体。

科辛斯基这段跨越东西方两个极端世界的生命线索,几乎和“冷战”时代同时终结。他的人生故事,也代表了一部分犹太族群流亡者和战争的幸存者来到新大陆并重新开始生存的非典型性故事。我们可以在他笔下追踪到东欧文学中的“伤痕”、卡夫卡的主题,也有美国所谓后现代小说乃至后来兴起的极简主义叙事的影子。对过去身份与记忆的中断和重启,也成为了他作品的潜在结构。即使是在对比波兰语、俄语和英语时,他依然表示,作为他的母语的前二者携带了大量的压抑性因素,而后来学习的英语却让他获得自由、灵感和成就。

不可否认,科辛斯基的传奇性确实部分地得益于他自我建构的叙述,以及他对美国神话的信赖和熟稔。作者反复强调,他的书旨在传达那种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感受,也即活着本身的感受——“我所崇拜的就是那种活着的感觉”。他引诱读者说,只要读了他的书,他们就能重新解放自己,将自己从极权主义和大众媒体的塑造中解脱出来。

作者承认,他的写作正是从谎言开始的:“即使是在我道出真相时,我也仍在说谎。”换句话说,他的人生也是从扮演开始的。科辛斯基的确比大部分作家都更善于接受采访、在公众世界中展示自己。他和包括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在内的诸多名流交好,还在沃伦·比蒂的电影《烽火赤焰万里情》(Reds)出演了一个角色。但与此同时,他又保留了个人经历中最神秘的一面。他重述着自己的故事,但每一次讲述又在许多细节上有所不同。在大量的采访中,他每一次坚定的断言,都暗暗吻合着战后西方世界所宣扬的审美和道德规则:个人主义、存在主义,艺术对大众文化的打断和冲破,甚至也包括这种艺术的迷魅——科辛斯基作为非英语母语者对英语本身的加倍敏感所造就的字斟句酌效果。

尽管《被涂污的鸟》与科辛斯基的个人经历并不如一开始所宣传的那样吻合,这也无法让人否认这部书在文学上的耀眼地位。它从头至尾笼罩在一种危险而逼真的梦境般的气氛里,锐利的笔触沿着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滑行。有记者曾经问他,《被涂污的鸟》的主题是否就是“二战”留下的阴影,他解释说,这阴影应当也存在于许多美国民众中,他们被资本和媒体所裹挟、塑造,用电视机向他们传授的欲望代替了自己真正的欲望,他们已无法认识到“自我”。

此后,科辛斯基的创作几乎很少涉及战争主题。他写作于1970年的小说《在那里》(Being There)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富贵逼人来》,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表示,这部电影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创。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园丁通过从电视上学来的一切而跻身上流的故事。后来华莱士自己的小说也大量地以反讽手法描写电视给人的生活带来的种种影响。可以说,科辛斯基的作品也间接地开启了1970年代以后美国文学和电影反思大众媒体这一主题。他对基于“异化”的现代人“创伤”之理解和敏感程度可以窥见一斑。

1991年,在这个对于世界政治同样饶有意味的剧变之年,科辛斯基在精神和身体的折磨之下最终选择了自杀。一位读者得知这个消息,写信给报纸道:“耶日:无论你身在何处,那里都不会再有被涂污的鸟。再见。和剩下的那些鸟骄傲地飞吧。”也许科辛斯基在诸多面孔下唯一所信奉的自我主宰和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和社会准则同样清晰逼真的幻觉。但当你翻开他的书页,你仍然能在每一个字中感受到那种尖利但你不愿终止的嘶叫。它们仿佛在不息地摇动我们每个人身上视而不见的锁链。

李琬 / 文

刊于《北京晚报》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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