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金刚

    

    盲人们被告知，无论他们摸到的是长矛、扇子、柱子，他们摸到的其实全都是大象。盲人们不再试图勾画出大象的全貌，因为真理不再是“一”，而变成了“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界的诸多爱因斯坦们说：没有原则的人有福了，因为世界是多元的。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提出的“范式”（paradigm）概念，不仅适用于科学领域，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库恩对“范式”所下的定义是：“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向研究者群体提供的典范性问题及解法的普遍公认的科学业绩。”严格定义上的“范式”，是指对当下科学研究起着先导作用的具体化方针；宽泛理解中的“范式”，则是指一定时期内居于主导地位的“思维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思维框架更可能是“思维定势”，既有真理成分，也有偏见、成见的成分。

    整个20世纪，影响最大的范式当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言，相对论首先体现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上，由此开始了著名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的后果之一是大家齐齐步入阐释学的天下，“真理”逐渐让位于“方法”。按照时下大热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说法：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aulisation）的解读方式，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aulisation）的解读方式。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如果说前者倾向于“原意”，后者则倾向于“阐发”。更进一步说，两种解读方式是由解读者的个人立场所决定的，文本问题也就成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问题。

    据说，根据精神病学家的诊断，老王子哈姆莱特患的是“丧志症”，也就是面对选择丧失意志、无从判断。这种病人面对选择、哪怕这选择是在牛奶与茶之间，也会大汗淋漓——to be or not bo be，的确是个问题。现在好了，我们有奶茶，一切都不再黑白分明，一切都混沌一片，一切都皆大欢喜。虽然我们都患有丧志症，但是我们不用像哈姆莱特老兄那么痛苦，因为在相对主义的挡箭牌下面，我们是安全的、政治正确的、好心肠的人道主义者。“因为慈悲，所以懂得”，或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们全都理解，我们全都原谅，我们全都宽容。我们只记住了菩萨应该低眉，我们忘记了金刚可以怒目。

    正是因此，有必要重读《文学与美国的大学》。这不仅仅是一部谈论大学的书，更是一部谈论原则的书。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勇敢地区分了“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进而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的命题。在白璧德看来，“人文主义”的拉丁词源意味着“信条与纪律”，相对于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坚持“同情”需要用“判断”加以训练和调节，因此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之间保持着“正确的平衡”。针对“一”（the One）与“多”（the Many）的问题，柏拉图曾说：“如果有人能使一与多相结合，我将追随他的脚步，如同我追随神的脚步”。白璧德指出：极端的多元论（pluralism）与极端的一元论（monism）都是人文主义者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而白璧德所提倡的，一言以蔽之：中庸之道。

    但凡知道白璧德与学衡派之关系的人，都会承认这在当时就是个“新主义老问题”，现在更是个“老主义老问题”了。然而，知易行难。在当下，难免有矫枉而过正、甚至矫枉必须过正的情形。但是无论如何，再沉迷于虚幻的菩萨境界，恐怕我们都要直堕无间地狱了。于是，且让我们呼唤金刚，大智大勇大无畏的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