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神秘:《傅科摆》的主题

malingcat
2005-11-08 看过


       源远流长的西方神秘主义传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赫耳墨斯(Hermes)神话。赫耳墨斯是宙斯的信使、亡灵的接引人、梦神、盗贼之祖、财神、魔术师的庇护神,又是字母、七弦琴、牧笛、音律、重量和尺度的发明人。赫耳墨斯以及他所代表的神秘主义,体现出变幻无常、模棱两可的特质,即否定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其因果链状如螺旋,不断回复到自身。 据说,赫耳墨斯在传达神喻的时候,常常需要加以解释,于是诠释学(hermeneutics)以他的名字为词根,在某种意义上,诠释学天生具有神秘主义那种无限、变动和含混的特质。至于诠释的对象符号(sign)、特别是符号家族中的象征(symbol),更是以其暧昧性而成为神秘主义之神秘所在。 如此一来,神秘主义、符号和诠释纠结为一团难解的乱麻,成为学术界的奥革阿斯牛圈。20世纪打着科学旗号的学者们跃跃欲试,试图从符号和诠释两个着手处驱逐神秘,一时间符号学和诠释学成为显学,可惜的是赫耳墨斯并不容易制服,祛魅的结果反而是迎来了一个处处标榜不确定性的后现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昂贝尔托·艾柯(Umberto Eco,1932- )的小说《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1988),当能体会出其间的良苦用心。艾柯“充分示范了作为一个记号语言学者的小说家如何借助于丰富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繁复奇巧的符号推理,使小说具现了解谜的趣味,亦兼备了启智的奥旨”。 仿佛一个自我解构的魔术师,艾柯用符号学这种“谎言理论” 编织了一个神秘故事,然后再当众拆解开来,以说明“秘密就是没有秘密”,祛魅必须先为诠释设限。正是以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方式,他开出了给后现代神秘主义病症的一剂解药。

    艾柯是写小说的圣手,编故事的鬼才。这部《傅科摆》波谲云诡,枝蔓复杂,处处都有陷阱、处处都有观念、处处都有历史的残片和智慧的火花。如果把洋洋洒洒占据了724个中文页码的本文加以概括,基本情节如下:

    20世纪70年代的米兰,激情岁月已逝,神秘主义复苏。精通中世纪历史的学者卡素朋(Casaubon)博士,与他的两位朋友、某学术出版社资深编辑贝尔勃(Belbo)博士和狄欧塔列弗(Diotallevi),负责出版一套旨在赢利的“神秘学丛书”。在雪片般涌来的稿件中,在与一个个玄学爱好者的接触过程中,一个不断重复而又歧义丛生的“圣堂武士的阴谋论”反复出现。三个伙伴自诩博学、技痒难耐,本着玩笑心理,他们将历史中流传着的众多神秘事件、人物和社团编织成一个天衣无缝的“黑暗计划”,几乎“重写”和“改写”了整部世界历史。为了让“计划”更为圆满,他们臆造了一个秘密社团:“三斯”。没有料到的是,神秘主义者们照单全收,真的组织了“三斯”,吊死了贝尔勃、追踪卡素朋、并将在全世界搜寻“计划”中那张子虚乌有的“秘密地图”。

    艾柯坦言,主人公卡素朋的名字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学家伊萨克·卡素朋(Isaac Casaubon),正是他证明了流行一时的神秘主义著作《赫耳墨斯神智学》是一本伪书。言下之意,《傅科摆》将矛头直指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之为神秘主义,在于它的难以言喻和不可理喻。但是古往今来,神秘主义又一直保持着恶魔般的强大吸引力,这里面自然有其堂奥。《傅科摆》首先对神秘主义的运行机制进行了解剖。

    艾柯一向认为“被禁止的知识”是神秘主义的发动机。 所谓“禁果分外甜”,伊甸园中的故事是“被禁止的知识”一个寓言化的缩影。好奇心使然,人们对未知的世界总是充满探究的愿望和解释的愿望,所以有了知识。而知识泰半是诠释出来的,从古代的巫师、中世纪的僧侣、文艺复兴时期的炼金术士,到近代的科学家乃至当代的知识分子,皆是这种诠释性知识生产的中坚力量。一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知识与权力有着复杂的纠结,除了知识的生产,也有知识的控制。掌握权力的一方要实行蒙昧主义,而没有权力的一方要争取启蒙;一方面是垄断诠释,另一方面是介入诠释、或者另行诠释,这使“知识就是权力”无形中转化为“诠释就是权力”。长此以往,形成了典型的神秘主义思维:“秘密的知识就是深刻的知识(因为只有藏于表面之下的东西才能永远保持其神秘性)。于是真理就等同于未曾言说的东西或隐约其词的东西,它必须超越于本文的表面之外或深入到其表面之下才能得到理解。” 于是,追寻“深度”、探求“本质”、挖掘“真相”、说明“真理”,成了诠释者们获得权力的方式。如此一来,虽然有无知的芸芸众生紧紧跟随,有少数窃取权力者执掌大旗,但神秘主义的中流砥柱实乃那些“有知识的人”。《傅科摆》中的众多人物,无论是艾登提上校、奕格礼伯爵、布拉曼提教授、安其利警官、瓦格纳医生,还是出版商葛拉蒙先生、标本制作工沙龙、画家雷加多、路西佛教徒皮耶、督伊德教徒欧考夫人,大都有着丰富的专门知识乃至学术训练。但是无限延伸的诠释链使他们一叶障目,学问的渊博与心智的迷茫相对照,是为“有学问的无知”。“对权力的迷恋”和“有学问的无知”两相结合,使他们注定成为神秘主义的信仰者、鹰犬和部分意义上的牺牲品。艾柯在卷首语中引用了两段话——“我们写这本书,只是为了你们——教条和学识的孩子们……”;“迷信会带来噩运”——为知识-诠释的迷信者们敲响了警钟。

    此外,《傅科摆》也分析了神秘主义社团与世俗权力的复杂关系。神秘主义攫取权力的奥秘在于让人相信某人或某团体掌握有某种秘密,通过复杂的成员遴选、入会仪式、宣誓守密、等级制度等方式,神秘主义社团自愿与世俗大众疏离,从而达到自我圣化的效果。正如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在《秘密与秘密社会》中的论断:“秘密使人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它所具有的吸引力纯粹是由社会所赋予的。” 秘密社团在起初可能是边缘化的、甚至是被迫害的,但是社会对秘密的推崇赋予了它们力量,使它们中的一部分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下,能够从边缘走向中心。反观历史中的世俗权力之争,有多少形形色色的秘密社团勾心斗角的影子。而一旦秘密社团攫取了权力走向光天化日,必然就有内部的倾轧分化、以及外部新兴社团的挑战。比如早期基督教之于全盛期的基督教、以及随后的正统基督教之于基督教异端派别。这似乎也印证了福柯的后期权力观,权力存在于关系之中,存在于依靠、较量、联合、分裂之中。《傅科摆》虽然不是一部西方秘密社团的“信史”,但是用蔚为大观的秘密社团的兴衰嬗变来演义整部西方历史,对神秘主义权力机制的揭露自有其独到之处。

    同时,《傅科摆》指出了神秘主义的灵魂在于“想象”,在于“乌有之乡”。实证主义者相信“眼见为实”,神秘主义者却相信“眼见为虚、眼不见为实”,举凡龙凤麒麟、天堂地狱、魔鬼天使,客观世界不存在的东西,正是神秘主义世界中栩栩如生的东西;而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东西,却被神秘主义世界斥为梦幻泡影。在《傅科摆》中,“圣杯”便是这么一个神秘主义的集体想象。赫赫有名而又无人亲见的“圣杯”,在中世纪的宗教氛围里,被想象为来自耶稣的救赎、或者异端一点——抹大拉的马利亚;在文艺复兴的金钱氛围里,被想象成点石成金、起死回生的“哲人之石”;在近代的科学氛围里,被想象成某种机器装置、某种“自然之书”;在现当代,自然被想象为某种可以与核武器媲美的、能够建立世界霸权的超级能量。历史的语义场可以决定“想象”的范畴,不同的需求可以决定“想象”的产物,而无论是此时代还是彼时代,无论此圣杯抑或彼圣杯,也无论是悲观的启示录派还是乐观的千禧年派,只要有神秘主义存在的地方,就必定会有这种超级想象存在。

    赫耳墨斯否定了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于是没有逻辑就是神秘主义的逻辑。它厌恶清晰明白,喜欢含糊其词,如同“秘密”意味着“深刻”一样,在神秘主义者看来,“含混”等同于“伟大”。小说中卡素朋睿智的女友莉雅,对此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人们知道上帝是神秘的,不可触知的,因此对他们而言,前后不连贯的谵言狂语便是最接近上帝的东西。最牵强附会的便是最近于奇迹的。” 历史上多少狂人被视为先知,多少疯子被当作天才,多少皇帝的新装被大众欢呼喝彩,就是一个明证。同理,文本的矛盾性、歧义性、游移性有可能是作家内心混乱的结果,本不是优秀作品的标志,但在神秘主义者看来,含混之作也就是“开放之作”,每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所想要的,于是,关于文本的诠释、关于诠释的诠释、关于诠释的诠释的诠释,可以延伸、繁殖、循环、以至于无穷。他们认为,正因为含混,所以经得起多层次多角度的诠释,所以是超越了时代的、真正伟大的经典。

    最后,《傅科摆》揭示了神秘主义的自我防护机制,这也是小说中的点睛之笔。玄而又玄是神秘主义者的正道,他们拒绝“祛魅”,拒绝一个不再神秘的世界。在小说中,“圣堂武士的秘密”是他们追寻多年并预备保守的秘密,到小说结尾,眼看秘密就要揭开,他们又如何面对呢?艾柯写道:“几世纪以来,搜寻这个秘密便是使‘他们’聚合在一起的黏胶,尽管有种种放逐,种种两败俱伤的战斗和冲突。现在,‘他们’就快知晓了。可是‘他们’却有两点恐惧:一是,那可能是个令人失望的秘密;另一则是一旦大家都知道了,便再无秘密可言了,而那便会是‘他们’的终点。” 于是,为了让秘密继续成其为秘密,他们在傅科摆上吊死了贝尔勃,以便将神秘主义进行到底。神秘主义不仅是神秘主义的出发点和手段,更成了神秘主义自身的目的,就像赫耳墨斯的因果链不断返回自身,正是在这看似荒唐的情节中,有某种让人不寒而栗的东西。


    如果仅仅想从外部说明神秘主义的运行机制、说明它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也许像丹·布朗(Dan Brown)那样写一部《达·芬奇密码》就可以了,《傅科摆》高难的地方在于,它从内部、也就是符号学-诠释学层面对神秘主义的话语逻辑进行了剖析。

    不理会福柯的疯癫史,艾柯借贝尔勃博士之口,对笨蛋(morons)和疯子(lunatics)发表过一通高见:虽然笨蛋的思考不合逻辑,但是笨蛋最会发谬论,许多笨蛋的书都出版了,不少笨蛋居然是哲学家,少数笨蛋甚至能获得诺贝尔奖。至于疯子,他不关心逻辑,他有固定观念,他靠短路工作,对他来说,一切都证明了其他的一切。在艾柯看来,笨蛋和疯子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方式导向神秘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傅科摆》就是一部探讨“笨蛋逻辑”和“疯子思维”的教科书。

    在《傅科摆》中,一系列诠释的起点是所谓的“普洛文斯信息”。艾登提上校相信诺查丹玛斯关于武士们藏身牛车而逃亡的预言,并猜测逃亡去向是法国的普洛文斯,于是扑风捉影、按图索骥,经过复杂的过程,“破译”了一份“秘密羊皮纸文件”的近代抄本。指出每过120年,一代又一代分散在欧洲各地的36名圣堂武士将要重新聚首一次,拼合他们手上断简残篇的信息,以便掌握一种可以控制世界、改造人类前途的巨大秘密。艾登提的“破译”有三个主要问题。一曰“固定观念”,只因诺查丹玛斯提到“牛车”,所以他在文件中一旦看到“牛车”字样,马上先入为主地联系到圣堂武士;二是“逻辑错误”,他相信用15-16世纪之交的编码系统,可以对14世纪的密码进行解码,倒果为因;三是“神秘类推”,如同对照着一本玄学象征词典,他将文中一切符号“转换”成玄学意义,例如把文中的“城堡”、“有面包的”、“避难处”、“河对岸的淑女”、“波普利肯人的招待所”、“石头”和“大娼妓”等等比附为一个个武士聚会的秘密地点。正如小说中心理医生瓦格纳的说法,“你所了解的意思,是你想了解的意思”, 在强大的心理定势下,依靠错误的逻辑和过度的联系,艾登提铺衍出一个大胆假设、却未曾小心求证的“圣堂武士阴谋”。

    其实,思维定势不仅是“疯子思维”的特点,也是诠释学的固有难题之一。在小说中,“傅科摆”就是一个绝佳例子。这个发明于19世纪的机械装置,一端固定,一端自由摆动。在科学主义者看来,摆动的那一端通过在地上擦出的轨迹,可以证明地球转动的速率,所以傅科摆是理性的胜利。而在神秘主义的信徒看来,固定的那一端更重要,因为一切都在动、而在上方却有宇宙之间唯一固定点的概念,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所以傅科摆是信仰的胜利。关于傅科摆的不同见解让人想起牛顿三大定律,有人从中看到自然是一架机器,有人看到的却是上帝那只看不见的手,见解如何端赖于不同的“期待视野”。大概基于同样的认识,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看来,诠释学势必与宗教现象学融合:因信仰而理解,还是因理解而信仰,从来都是“诠释学循环”本身。

    “疯子思维”中的神秘类推是又一个复杂问题。事物都是普遍联系(connect)的,然而事物是不是都是神秘联系的?贝尔勃敏锐地指出:“任何事实只要与另一事实有关便变得重要。关连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使你想到世上的每一细节、每一种声音、每一句话或句子都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并告诉我们一个‘秘密’。” 人类有用熟悉的事物解释陌生事物的习惯,在这种联系中产生了隐喻(metaphor),在现代语言学看来,隐喻甚至是“语言普遍原则”,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赋予隐喻以合法性:“恰恰由于世界上的每一事物和经验都可以通过类比或相似性而与任何其他事物或经验相比较,因此可以说任何隐喻都不完全是错误的。” 在隐喻生成的过程中,最基本的是相似性,但是如果将“相似”混同于“相同”、用“局部”替代“整体”、视“一般”为“普遍”,“隐喻”中的概念偷换也许就会将“一种理解”转换为“一种真理”。艾登提上校心目中那本潜在的“玄学象征词典”就是这种神秘类推的产物。

    卡素朋他们深谙笨蛋逻辑和疯子思维,所以在建构“计划”时运用得花样翻新。他们发明了三条“联系规则”, 第一条,意念联想,比如怎样通过五个步骤由“香肠”走到“柏拉图”:香肠——猪鬃——油漆刷子——显著派——意念——柏拉图,“关连总是存在的;只是你必须要找出来。” 第二条,如果到后来皆大欢喜,那“联系”便是“对”的,无法证伪,视同真实。第三条,联系不是独创的,必须是先前便存在的,且越常见越好,“互文性”某种意义上就是“互证性”。 不难想象,如此炮制出来的“计划”,尽管表面上像马赛克拼花一样吻合,内部却又有多少曲解、误读、移植、放大、忽略、伪造和错误。

    《傅科摆》中最清醒的人物是卡素朋的女友莉雅,她是查阅百科全书的专家,与“有学问的无知者”不同,她的诠释原则是相信常识、相信历史语境。根据普洛文斯地区的历史,依据一本观光局出版的旅游小册子,再加上历史语言学知识,她轻松证明所谓“普洛文斯信息”根本就是一张与圣堂武士毫不相干的送货清单,“36”和“120”不过是钱币数量,“城堡”、“有面包的”、“避难处”、“河对岸的淑女”、“波普利肯人的招待所”、“石头”和“大娼妓”无非是小城中一个个真实的地名而已。牛车就是牛车,玫瑰就是玫瑰,这里没有任何象征和神秘的东西。

    不难看出莉雅身上有艾柯本人“文化逻辑学”的影子。 艾柯被视为当代结构主义符号学大师,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中心观念是系统(system),强调的是部分(或组分、因素)脱离了系统就不再具有意义, 针对昔日由“所指”与“能指”构成的“二元符号模式”,他提出了自己的“三元符号模式”, 认为语义要受制于历史的、社会的各种惯约,即受“文化场”的限定。众所周知,符号学和诠释学的基础是现代语言学,而索绪尔(Saussure)所发现的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使语言学注定与“真性”无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延异说”又使符号变动不居、意义四散飘零,所以在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等“快乐的实用主义者”看来,既是“使用”文本,何妨“过度诠释”。在“不确定性”甚嚣尘上的时候,艾柯提出“过度诠释”的问题,确实勇气可嘉。他指出:“我接受本文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诠释这样的观点。我反对那种认为本文可以具有你想要它具有的任何意义的观点。” 在他看来,“对本文的任何解释都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本文的线性展开;第二,从某个特定的‘期待视域’进行解读的读者;第三,理解某种特定语言所需的‘文化百科全书’以及前人对此本文所作的各种各样的解读。” 不难看出,最后一点与他的“文化逻辑学”或称“历史符号学”相应和,强调的是用“文化百科全书”来代替“词典”,用丰富的知识王国来代替暧昧的语言王国,用“历史语境”作为控制“意义不确定性”的缰绳。


    如果仅仅是想说明神秘主义的话语体系并提出“过度诠释”的问题,艾柯也许再写一部《玫瑰之名》就够了,《傅科摆》的超越之处在于,它写出了秉承后现代精神的知识分子如何玩火自焚,并且引导人们思考应该如何对待历史。

    卡素朋从小就是一个“不肯轻信的人”,在写作以“圣堂武士的审判”为题的博士论文时他只看第一手资料。然而,“一个不肯轻信的人并不表示他什么都不相信,而是说他并不什么都相信。……不肯轻信并不会将好奇心扼杀;相反的,它会使人更好奇。” 专注使人近视,长久地浸淫在神秘主义素材中,人的心态自然会发生变化,所谓“如果你的论文写的是淋病,最后你也会爱上螺旋菌病毒的”。 除了环境的潜移默化,推动他走向悲剧的还有多年的学院化训练以及对整体性的偏好。他自诩说:“我所知甚多,杂七杂八的事,但只要在图书馆呆几个小时,我便可将这些事连结起来。” 为此他甚至开设了一家“文化调查公司”,自封为“学识的私家侦探”。正因为有如此本领,他才敢于自夸:“如果真的必须有个宇宙阴谋,我们可以发明出一个最为宇宙化的。” 作为这份玩笑计划的操刀者,他试图将所有材料整合进一个宏大叙事,而基本方法就是“发明联系”。在此过程中他日益走火入魔,逐渐失去了分辨相似和相同、隐喻和真实的智慧。正是最后无中生有的“三斯”这一笔,使他逾越了诠释与虚构的界限,在“将一张清单变成一篇诗歌” 的同时,释放出一个异化的弗兰肯斯坦。

    另一个重要人物贝尔勃,不仅是怀疑主义者,也是虚无主义者。在真实的生活中,他是一个怯懦的男人、失败的情人和没有创造力的编辑,本打算做一名生活的旁观者,在讥诮他人中度过一生。然而,“计划”给了他启示,如果说卡素朋是一个从历史走向文学的学者,贝尔勃则是一个从文学走向历史的作家。他“创作了更要丰富许多的叙述,其中各种引述疯狂地与他的私人神话相混合,结合其他故事之片段的机会,刺激他写出他自己的故事。” 所以在重写的“历史”中,他是传奇的七海吉姆、是真正的莎士比亚、是神秘的日耳曼伯爵。宛然一个后现代主义作家,贝尔勃集引述、抄袭、假借、俗套、拼贴之大成,将卡素朋笔下的历史叙述转换为廉价小说的形式,彻底地“爆裂历史”。 然而,贝尔勃走得太远了,当他期望利用“计划”来干预生活、以击败现实中的情敌时,他既得到了控制“他们”的力量,也受到“他们”的追捕。他的宁死不屈中隐含着他的虚无主义:成全“计划”、把玩笑进行到底。吊诡的是,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反对神秘主义的神秘主义者。

      除了令人信服地写出两个人物如何从怀疑主义出发、最终却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在二人的故事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傅科”与“福柯”同音,所以许多评论家不约而同地联想到福柯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福柯颠覆了历史理性、放逐了历史主体、瓦解了历史客观性、反对历史进步观、拒绝历史总体化。 对照卡素朋和贝尔勃的所作所为,除了他们的“计划”有“总体史”倾向、不符合福柯对谱系学的要求外,在其他方面很像福柯理论的现实演练——他们关心“边缘”,圣堂武士属于冷僻的知识和局部的记忆;他们认定历史是话语游戏,历史文本是许多人不断填充、增殖、参照、质疑、批评、评价从而构成的大杂烩;他们嘲笑历史理性,反对必然,重视偶然;最关键的是,他们赞同历史只是一种诠释、或者说是一种故事、甚至可以说是个人与历史材料相遇的结果。

    环视学术界,卡素朋和贝尔勃当能找到许多盟友。比如海登·怀特,其“元史学”(metahistory)理论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而强调其诗性,声言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大同小异。 再比如保罗·利科,他在《历史与真理》中也强调:“历史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历史实际上是不精确事物的领域。……历史需要是客观的,但历史不可能是客观的;历史需要再现,但历史只能重建。” 特别是在今日方兴未艾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领域,卡素朋和贝尔勃还能找到更多的“合法化”依据。

    尽管新历史主义只是“一个没有确切指涉的词” ,内部亦不乏“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和“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的交叉与分野,但是新历史主义对于历史文本性的强调,实际上过度凸显了历史诠释的开放性和随意性,根本混淆了史实与虚构的区别和界限,从而将相对主义发展到了极端。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把客观存在的历史等同于文本形态的历史,而文本形态的历史又与文学没有了根本的区别,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驱使下,批评家便以为可以无须理会‘历史’,可以无拘无束地沉浸在文本阐释的欢愉中了。其实这样并无不可,关键是必须承认自己已被封闭在能指符号的转换链上,已经不可能、也无意再企及那最终的所指——那个本源的历史事实。从认识论上说,历史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前提。”

    卡素朋和贝尔勃的“野史”如果仅限于个人消遣并无不可,艾柯本人也喜爱那种虚构游戏的愉悦, 这样的创作甚至可以视为对历史的一种个人化、文学化的诠释。但是面向公众的历史撰述和历史诠释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面向过去、同时也塑造现在和未来。毕竟,历史不能简单地等用于文学,像老一辈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uwn)所指出:“如果说历史是一门想象的艺术,那么它不是杜撰的艺术,而是整理所发现的客观事物的艺术。” 如果打开历史客观性这个栅门,就如同卡素朋和贝尔勃的所为——解构了历史神秘性那头怪物,却又会放出弗兰肯斯坦这个妖魔。


    毋庸讳言,当今学术界仍然笼罩在赫耳墨斯的阴影下,或者说赫耳墨斯借尸还魂,在人们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阴影之际,又让人们重回不确定性的泥潭。借人物狄欧塔列弗之口,艾柯指出学术界已经染上了癌症——细胞们“逆转、移项、转换,将自己改变成没有听说过的细胞,没有意义的细胞,或者与正确意义正好相反的细胞。” 在随心所欲的游戏中,崇高已死、意义已死,然而玩火者必自焚、学术大限将至。艾柯通过《傅科摆》所呼吁的,实乃一种“限度”意识。即便符号学、诠释学、乃至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依然受赫耳墨斯制约,——甚至唯其如此,我们更应该有这种睿智——既不僭用科学之名,也要避开游戏的陷阱。



[注释]
1、6、7、20、21: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4-35页、第36页、第46页、第172页、第175页。
2:茨维坦·托多罗夫《象征理论》,王国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页。
3:张大春《小说稗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6页。
4: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
5:Svetlana Boym,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literary ethics: Umberto Eco, Danilo Kis and The Protocols of Zio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Spring 1999).
8、9、10、12、14、15、16、22、23、24、25、26、27、28、36:艾柯《傅科摆》,谢瑶玲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610页、第703页、第265页、第426页、第698页、第252页、第311页、第56页、第106页、第252页、第496页、第610页、第460页、第599-600页、第640页。
11: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3、30: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关于怀特的元史学理论及其批判还可参见:陈启能等编《书写历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17: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52-560页。
18: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6页。
19:刘玉宇《诠释的不确定性及其限度——论艾科的三元符号模式》,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9:余章宝《散乱的历史——福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31: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32: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33: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1页。
34:Peter Bondanella, Umberto Eco and the Open Text: Semiotics, Fiction, Popular Cul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5: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此文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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