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 当戚继光有血有肉,历史也就照进了当前

海蓝仁
2019-04-07 看过

「民穷」之根源

明朝政府并不是唯一的高税负政府。

按比例来说,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终的是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其余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而同期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50%。

按总额来说,17世纪末总人口500万的英国,年税收达到700万英镑,折合约银2000万两,与中国大体相当(中国人口是其30倍)。

因此,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国家税负过重,而在于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无能。

「大失败的总记录」

这本书写到的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用作者的话说:

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伦理道德:帝国立国根本

以道德替代法制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

不得不承认,在多年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下,精神力量常常可以鼓励孔孟信徒们实现「开挂」,达到令人称羡的成就,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比如从未经过军事训练的文官,却可以在率领仓促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直至杀身成仁。

但是,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应该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而不是一次又一次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为救命的符箓。

只有道德而无法制的危害在于,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没有一个「合法」的缓冲带。惟有这种缓冲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施政措施适合时代需要,个人独创精神才能得以发挥。

科举取士在中国为什么「合理」?

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可以当皇帝顾问,成为大政治家?当然不是,但中华帝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以道德为支柱,依靠文牍进行管理,所以并不需要真正的技术官僚。

文官制度:帝国的支柱

历史:文官的逆袭

10世纪以后,唐宋两代,中国经济重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华南的水田地带,导致内部复杂性增加。官僚阶层过去由豪门望族垄断,至此变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军队将领逐渐失去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

平衡是奉行原则

文官集团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

在本朝的社会中,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他们一旦位列封疆或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例如东南各省本来可以由海外贸易而获大利,但由于顾全大体,没有坚持这种特别的经济利益,就得保持全国政治的均衡。

施政之要诀

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以后之成败,全赖于文官集团能否通力合作,否则再完美的理论也只是空中楼阁。

帝国既不尚武,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宏愿,它的宗旨是,让「黎民不饥不寒」,以此维持统治的长治久安。

这一宗旨的推行,不能依靠与农民合作实现,因为农民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事理,与统治阶级缺乏共同语言;也不能依靠与绅士阶层合作实现,因为绅士阶层四散各地,利益之间千差万别;只有依靠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才能实现。

施政之要诀,不以抽象方针为主,而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和谐,以此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文官是统治阶级

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

除了洪武、永乐两朝,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成为绝对趋势。多数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实际上属于技术人员。即使是高级武官,在决定政策时也缺乏表示意见的能力,偶有陈献也不会被文官重视。

文官的「双重性格」

有两个层面的「双重」:一方面,虽称公仆,实系主人;另一方面,既竖起道德伦理的大旗,又有人性使然、难以抑制的贪心私欲。

私欲与道德,书中作者常用「阴阳」以示。

军事制度,落后在哪?

在万历朝,重文轻武达到巅峰

从洪武开始,明朝就具有重文轻武的趋向。经过多年发展,到万历年间,文官集团早已进入成熟阶段,其地位上升到历史最高点,武官则反之。

出现这种畸形的原因是,本朝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以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为基础。如果军人集团保持独立,就会对文官集团形成挑战。这是文官集团所不允许的。

在文官集团看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是施政前提,他们标榜稳健和平,信奉中庸之道,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是失败的象征。他们认为上至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武将的气质则大不相同。军旅经历告诉他们,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更注重实效,且不避极端。对他们来说,自己和部下的生命是战场赌博的筹码,必要时可以孤注一掷。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将加以轻视,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指责。比如,高级将领准备率部迅速投入战斗,那就是贪功轻进,嗜勇好杀;而高级将领想要按兵不动,就成了畏惧不前,玩敌养寇。

在这种风气下,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他们发现自己在军营习得的技能,退伍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人们注重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而这些,多数军人都不具备。

明官军落后在哪?

三方面落后:军制、补给、装备、人才选拔。

军制规定,常备军由200万「军户」提供,每户出男丁一人,代代相因不变。但各个驻兵卫所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便层出不穷。

补给方面,由于制度混乱,缺乏有效管理,供应不足时有发生,导致军队后勤很成问题。

装备上,能工巧匠们多被召入皇城,为禁卫军打造精美甲胄,野战军只能穿衬以小铁片的棉布袄,士兵们的武器多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部分制造缴送,质量欠精良,规格也谈不上标准化。戚继光曾在著作中提到,各地造的鸟铳铳管常有炸裂的危险,士兵们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铳作精确瞄准,有的火炮铅弹与口径尺寸不一,甚至导火线无法燃点。

人才选拔上,军官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子继父业,由考试当上军官并升任高级将领者寥寥无几(考试也侧重弓马而轻文墨,军事科学内容更是无所见到),并且当权者认为将领的素质应该是勇猛而不在于头脑清晰,于是乎,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军官,几乎没有人具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故鲜有为帅者。当然,这也符合了文官集团的预期。

种种落后的情况,使得明朝野战军战斗力与农村民兵相差无几。

倭寇:职业化军人

表现在纪律性强、战术素养高、装备精良。

纪律性强:倭寇小头目可以对下级战士实行严格的纪律管制。

战术素养高:倭寇作战时与近旁战友保持密切联系,互为呼应,听从统一号令,进退有序;善于利用当地向导,派遣尖兵和斥候,有层次展开兵力,以佯攻、驱使难民等方式,扰乱明官军;迎战大队明军时,还会制造恐怖气氛,形成心理优势,再伺机发动进攻。

装备精良:倭寇的双刀,长不过五尺,使用熟练者挥舞起来,但见一片刀光,「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在一丈八尺方园内造成杀伤;倭寇的竹弓,「近身而发,无不中者」;倭寇的标枪,「不露杆,突忽而掷,故不测」。

虽然在中方资料看来,是明军清剿海贼,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外行在对阵职业化的日本军人。

明军现代化的可能性?

在抗倭中,名将俞大猷提出过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他主张以战船和火炮将倭寇歼灭于海上,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如果要实现他的主张,所牵涉的就将远远超出军备范畴,涉及政治问题。比如,各省财源就将由原来的小单位收支变成集中管理,后勤机构人员必将增加,而且需要一扫拖沓苟且的作风,形成高效、准确的行政效率,才能与军事现代化的改造相配合。

但明帝国本质上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而成的一个大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违法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是忠厚和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都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现代化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不能相容,要么就是新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要么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技术。不要说在当时,在未来几个世纪内,前者都无法在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发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俞大猷壮志难酬,戚继光则顺势而为。

万历皇帝朱翊钧

为何懒政?

为了心爱的郑贵妃,他想废长立幼,立皇三子常洵为太子,代替皇长子常洛,遭到文官反对。于是他产生了报复心理。

不过他的懒政并没有使政府瘫痪,文官集团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自动控制程序。

对于皇帝来说,他要尽心竭力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既要给予物质上的奖励使他们乐于效劳,又要动员其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

但是,决意懒政的万历皇帝,一方面有意不与文官合作,对官员的人事升降不闻不问,不补官对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官员们鞠躬尽瘁却一无所获,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愿望都成泡影;另一方面皇帝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对礼仪之事兴趣寥寥,将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们,觉得自己的一片丹心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诗曰,「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大概就是这样吧。

皇位囚笼

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张居正

衣着仪表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奢靡作风

张居正去世后,人们才知道他回籍葬父时,坐的轿子要32个轿夫来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童侍奉。随行侍卫中,有6名戚继光所委派的鸟铳手(本来戚大帅派了一整连,张居正只选了6名作仪仗),要知道在当时鸟铳时髦得很。

得罪文官

文官集团基本上包罗了本朝最出色的人物,虽名为公仆,实际上却是权力的源泉,是帝国实际的主人。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把文官集团仅仅视为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孚众望者也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

他把所有文官都摆在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严重威胁了整个大文官集团的安全感。因此他为人痛恨。

「和事佬」申时行

「全世界距离最长的一千米」

在办公时间内,皇帝和他的首辅相去不过一千米。但是这一千米,也是全世界距离最长的一千米。这种距离不在于宫寝和文渊阁之间有重重叠叠的门墙和上上下下的台阶,而在于除了早朝和讲读外,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于纸头书面。偶尔皇帝也派宦官口传圣旨,直接宣召大学士面商国事,但在申时行任首辅期内,已属绝无仅有。

与文官集团通力合作

除非把全部文官罢免,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新的原则,否则即便贵为首辅,也只能与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

管理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文官之间一定是会生罅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实际上是在强迫各人不生罅隙;而申时行以恕道待人,鼓励诚信,期望各人自动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

与张居正不同,他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矛盾,以至于常被人说「首鼠两端」,对此他只有付诸一笑。

海瑞

海瑞的执法观

重视法律的作用且执法不阿,但他是圣经贤传培养出来的文官,同时也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

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为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他认为十之六七的诉讼,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剩下有待斟酌的是非,可以依据这样的标准来判定: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海瑞的这一想法,暴露了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

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作为这种制度的产物,其个人道德之长,远不能补救制度之短。

海瑞不傻,也会变通

从他对徐阶一家的处理就可以看出来。

1569年,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当时,地方上的豪绅富户通过放高利贷的方式实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被迫借款者大多无法偿还以致于失去了手中的土地。在南直隶境内,最为人痛恨的是前首辅徐阶一家。

徐家是大家族,房贷时间颇为长久,海瑞把要求徐家退田的诉状封送徐阶,责令其解决。徐阶对海瑞有救命之恩,按法律徐阶可以受到刑事处分,海瑞一方面强迫徐阶退田,另一方面只逮捕了他的弟弟。如此兼顾公私的做法,大大增加了海瑞的威信。

戚继光

1588年1月17日,即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戚继光去世。他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但即便如他也不能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明朝武官那些令人同情的际遇,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

治军之道,纪律为先

一方面是纪律从严,另一方面是依靠不断的胜利鼓舞士气,缺一不可。

从严治军方面,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不依赖卫所和军户,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志愿兵,并以道德义务告诉他们要心怀感激:官府向百姓征税养你们,不过是希望你们一年打一两场胜仗,你们如果不肯拼命杀贼,养你们何用?

此外,他募兵的原则是石收农民,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市井之徒都狡猾无赖,只有农民靠得住。因此他规定,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之人一律不招。

第二,部队中实行「连坐法」,要求作战时战士们同进退。

第三,赏罚分明,作战失败也奖赏有功者,打了胜仗也惩罚作战不力者和逃兵。

科学训练,身先士卒

除了严格的军纪和道德的约束,打胜仗还需要技术保证,也只有胜利才能不断给予部队信心,终成百战百胜的王者之师。

要打胜仗,就需要科学的训练方法和艰苦操练。戚继光把训练细节都写成了一部操典式的书本,还率部演练「鸳鸯阵」,成为戚家军主要战法,在抗倭战斗中大放异彩。

戚继光自己,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喜爱操练、阅兵、举行各种典礼和对部下训话,他借这些机会向部下显示了自己体格强壮、动作敏捷。有一次他对部下将领讲解近战武器的利弊,当场要求一名下级军官用军刀对他展开攻击,他自己持长枪防御。他还经常巡视各部,一次驰马到长城以外二十里,无一人随侍。

指挥作战,周密细致

从指挥作战的风格来看,戚继光毫无疑问是信奉「细节决定成败」的人。

平日里,他要求部下严格训练,一丝不苟,哪怕伤筋断骨;作战时,他「榨干」自己,绞尽脑汁,以期准确预估作战形势。

临阵前两三天,侦察兵每隔两小时就向他报告一次敌情;作战地图由红黑两色绘制,一目了然;他的部队中备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落的时间表;在没有钟表的年代,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念珠,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来计算时间。

一个细致的人分析问题,离不开量化思路。因为只有量化,他/她才能将步骤和过程具像化,在脑海中将复杂的事物抽象出来,作为调配人力、精力或其他资源的依据,以期实现目标。

戚继光认为,一个士兵在作战时如果能使出平日所学武艺的10%,就可以在格斗中取胜;使出20%,就可以以一敌五;使出50%,则纵横无敌。

他还为部队使用的火气规定了一个保险系数,有多少不能着火,又有多少虽然能着火但不能杀伤敌人。

文化修养,傲视同侪

繁忙军务中,他还抽空写军事著作和诗文。在当时高级将领中,除了「少好读书」的俞大猷,戚继光的文章造诣让其他武官望尘莫及。

在平常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经据典(当然是儒家的),文官们以此对他刮目相看。等到他官阶越高,就有更多文官将他引为同类,一起饮酒赋诗,往来应酬。

贵人相助:谭纶、张居正

谭纶,进士出身,长期任职于东南海滨地区,累迁至福建巡抚。因为职务需要加上个人爱好,用兵之道成为他技能树上的亮眼所在。他常常亲临前线,据说还参加过战斗,两手沾血。他对戚继光募兵练兵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还推荐戚继光任福建总兵。

后来他升任蓟辽保定总督,护卫京畿,也把戚继光调了过去,在自己辖区中担任最高将领。戚继光担任蓟州总兵前后达15年,等于他前任10人任期总和。

张居正对戚继光极度信任,对戚继光蓟州练兵给予了很大的财政支持,这种优待还招致了其他军镇的不满;不少与戚继光过不去的文官,也被他不动声色地调离。

张居正返江陵葬父时,担心自己的离京会引起戚继光不安,特地私下通知他,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自己的门生梁梦龙,请他放心。戚继光则派出一整连鸟铳手作为护卫随行,张居正只选了其中6人作为仪仗,以彰两人关系之密切。这事前后,蓟州总兵的传骑频繁往来于首辅私邸,以至于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时,这成为对两人「图谋不轨」的指责。

天才在于现实

戚继光是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将领,按现在的网文写作习惯,还要加一句「没有之一」。

他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发挥自身才华的将领。他的成功,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能看清并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使军事技术成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从上帝视角来说,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方案。

在一个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里,想要获得极高的现代化军事效率,使得武官集团地位提升,乃至与文官集团并驾齐驱,这无异于白日做梦。

作者对他成功之道的一些总结,非常确切到位,忍不得改写、缩编,特此全抄:

他从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
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英雄的另一面

他娶妾三人,生子五人,可直到儿子们长大成人,他都隐瞒了他们的存在,以至于泼悍妻子竟不知将门有子。

他对部下提过士兵生活的痛苦,洒下同情的眼泪,废止了让士兵采伐柴薪供他家用的成例,以至于有一年除夕总兵府缺柴难以及时辞岁;可是北京著名餐馆的名菜,如抄手胡同华家的煮猪头,却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至。

他并不廉洁。他给张居正送礼之事,见于张居正的书牍;他后来被弹劾的一个理由,是蓟州账簿不知去向。《明史》本传把他和俞大猷作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

他在军营中还创造了不少宗教式的做法,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对部下训话时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作者写道,难道当时最出色的将领竟沉沦于迷信?

不过我感觉似乎不难理解:考虑到人面对解释不了的事情,就会相信迷信,中国古代科学欠发达,戚继光也是在四书五经里长大的。

凄惨晚年,英雄末路

戚继光去世前,妻子已经弃他而去。他生前素以慷慨著称,对人豪爽,不怎么注重储蓄,被皇帝斥退以后,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这样的结局也增加了他的悲剧色彩。

结尾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生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零散知识点

官员薪俸:各部尚书官阶正二品,全年俸银仅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可相当于十倍年俸。

皇帝的「冕」:在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冕上布板为长方形,前后两端各缀12串珍珠,它们在皇帝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很不舒服,目的在于提醒他保持端庄的仪态,不要轻浮造次。

司礼监秉笔太监:10岁前就因为天资聪颖被送入宫内「内书堂」,即特设的宦官学校。内书堂教师都是翰林院翰林,宦官在这里接受的教育与世家子弟相差无几,毕业后逐步升迁,与文官仕途相似。个中特别优秀者,文字水平可以修饰出大学士水平的文章辞藻,故被称为「秉笔」,在御前有重要地位,绝非侥幸。

秉笔太监同高级文官一样用绯色袍服,以有别于低级文官的青色。有的人还会获得皇帝赏赐的蟒袍、飞鱼服、斗牛服。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骑马,在宫内乘肩舆,这些都是为人臣者能够得到的最高待遇,其威风权势超过六部尚书。

不过这种显赫权威的局限在于:他们只对皇帝负责,不能步出皇城,且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都取决于皇帝一人的意志。这种制度如果执行得当,皇帝就可以成为文官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

金榜题名,「全村希望」:农民家庭如果希望生活稳定并获得社会声望,唯一道路是考试做官。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很多时候非一个人或一代人所能完成。通常的方式,是创业的祖先辛勤劳作,积铢累寸,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通过土地兼并成为地主,这可能就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打下经济基础后,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必不可少。所以金榜题名的背后,是种种看不见的努力、数代人挥洒浇灌的结果,绝非一时的考场笔墨所能达到。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人,自然成了「全村的希望」,对家庭负有道义责任,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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