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小识 藏书小识 7.5分

藏书人:时至今日 吾谁与归丨陆昕、韦力、艾俊川对谈藏书问题

京版人文社科
2019-03-30 看过

“一个人之所以要买某部书,最好也最明显的理由便是:他觉得买了会比没买开心。”


这句话将藏书者心底的想法理直气壮地摆上了台面。本期《星期学术》版邀请陆昕、韦力、艾俊川三位藏书家、爱书人就当今的藏书问题展开对谈。

陆昕先生的藏书按传统意义讲属于世家,他自己又有自己不受家庭传统影响的藏书观;

艾俊川先生就目录版本学而言是三人中唯一的科班出身,学并爱,加上独特的藏书,独树一帜;

韦力先生更是古籍善本领域不可绕开的人物。三人所谈设计九大问题,囿于版面,刊发时有所删节。

我们三个人能不能代表藏书的方方面面?肯定不行,因为人性的五花八门也就形成了藏书的五花八门。这种情况下,多少人都不能涵盖中国藏书观念的方方面面。怎么办?只能提纲挈领地找几个能够对此有深度认识,并且有过相应思维的人,这是我们的开场白。


陆 昕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爱好藏书,著有《闲话藏书》等 韦 力 爱书人,藏书已逾二十余载,有十余部相关著述 艾俊川 《金融时报》编辑,文史和藏书爱好者


韦力:我不切实际地想,希望读书不要变得那么功利,你读什么样的书最后变成什么样的人,是站在人性角度讲

艾俊川:人还是得有个爱好,这一辈子都挺闷得慌,收藏带来很多乐趣。古书能让我们和历史、和传统产生密切的联系

陆昕:朱家溍先生说过一句话,要藏宝于民。藏宝于民,又让它流通起来,这些宝就可以流传千秋万代

现在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藏书时代?

韦力:我跟一个人聊天,他突然提出一个特别直白的观点,他说今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人民富足、人人吃饱饭的社会。这句话听起来好像高大上,发表官方语言一样,可是我细琢磨,是不是现在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收藏阶段?

我觉得藏书和其他收藏一样,前提是社会的安定,和平时期是一个先决条件。当然不和平时期也有很多人收藏,但是不代表社会普遍现象,我还是把收藏认为是酒饭足的事,永远不是社会的主流。我个人认为,社会的安定促进了今天的收藏,所以说今天是藏书的最好时代。

陆昕:你说社会安定是收藏的最好时代,我个人认为还不仅仅是社会的安定。社会安定意味着人们文化的提高。你买东西不能花冤钱,这样就得提高文化。文化提高了,藏书事业就有发展。

艾俊川:我也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代,这是共识。现在好书能被很多人看到,引起人注意,被人收藏和保存。

另一方面从书被藏的角度,我不是从每个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现在信息不对称基本消除了,信息很透明,你知道的人家也能知道,所以藏书从个人来讲不一定是最好的时候,靠个人的知识、能力去识别好书、得到好书的时候过去了,现在更多还得凭财力。

当今藏书观和古人藏书观有何异同?

韦力:首先,任何书籍都是古代某个作者的思想观念,还有他的传承,或他对历史的记录,经过他的摘选,这是历史上形成的典籍。古人重视典籍,除了知识获取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它符合人们主体的价值取向。比如说科举考试,我们痛骂八股文,其实八股文是已知最好的手段。因为古人只有读书才有出身,科举制度是对那个社会而言的公平机制。它要求人什么?就要求人必须要读书。这种向好的姿态形成了社会观念,这个观念对社会特别好。

有了知识有可能得到好功名,有了功名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然后你用自己的地位施展所学到的思想。这种完整的链条,至少我认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完美。这就变成了藏书观。

书像陆昕老师讲是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想体系都有。但是科举是要考正统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代表是什么?是五经、六经、十三经。你把那个学好,才有后来一切的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儒家正统思想就形成了对经学著作的看重。中国的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不是平等的关系,其实是等而下之的关系,有尊卑之分。

今天藏书观的形成来源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先是好的,它体现人们的思想,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体系。它号召打倒孔家店,最先抛弃的就是集部,这种思想已经深入到社会,到今天仍是学术界主流。这种学术观的转变,直接影响到藏书观。我推测,新文化运动者想启迪民智,但不知道怎么弄,看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就做类比,也把戏曲、小说提上来,让它一跃超过集部的地位,成为社会藏书的主体,就是一个大的变迁。这个变迁到今天还有深入的影响。我们今天在拍卖会上看到什么时代的书最贵?同时代的书啊,集部最贵,集部又以词集最贵。现在这一切大行其道。

对于古今藏书观这个异同我是不可为而为之,我坚定地认为这个社会会回来。我们不相信来世,我们同样也不相信祖宗。我们新一代领导人重新提倡儒学至少表明一种观念,人们重新明白社会达到一定富足程度的时候必须整合人的思想。

陆昕: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主体思想维护,所谓主体思想就是在家里得懂规矩,到社会上得懂责任。这些规矩和责任谁传授于你?要有师,所以尊师重教。尊师重教能没有典籍、没有书吗?中国为什么有藏书历史,就由此而来。其实我非常赞同韦力的藏书观,但是我们俩的观点非常孤立。我一直支持他买正经正史,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根。

艾俊川:我抬个杠,当今藏书观和古人确实不一样,但是有变,也有没变。如果把目光看得再远一点,我说藏书有一定实用性,他要喜欢,先是有用。现在人对正经正史,尤其是对经书思想上不信仰,实用上也读不懂。像有版画的书,像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读一读,可以沉浸在历史中,这是从实用角度产生的藏书观。

韦力:读词怎么有实用性?

艾俊川:陶情怡性啊。三纲五常本身是令现代人反感的东西,文言和白话还有障碍,所以喜欢词集的比喜欢经书的人要多一些。把藏书观放宽了看,是实用性在指导人们买书、藏书,什么书对我有用,我通过读什么样的书能得到利益,这没有变。古人读书是为了考科举当官,不读就当不了官,所以要藏经部书。现在我们学计算机、学外语,可以找到好工作,买这类书就多一些,这是时代的变迁。

陆昕:艾俊川先生说得有道理。我记得有一个中国书店的老师傅,他的两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要留住书,手里就不要有钱;想留住钱,手里就不要有书。这两句话非常辩证地讲出了钱和书的关系。朱家溍先生说过一句话:收藏家最后都变成穷光蛋。为什么?比如一个收藏家进了古董店,一看,这个东西真好,买了。下回又看上个东西,太好了!没钱,借钱买。好不容易这一类藏品买齐了,可发现不少别的门类藏品和自己收藏的专项沾亲带故。比如一个人先藏书,但又发现古代某大藏书家用过的砚台、墨,继而又发现这位藏书家写的字儿、画的画儿、收藏的信札册页。于是就想把这份儿买全了,那份儿凑齐了。最后这份儿也全了,那份儿也齐了,自己也成穷光蛋了。

艾俊川:收藏的魔力。

现在的藏书家大概分哪些类型?

韦力:像我刚开始说的,有多少人性就有多少种藏书家。但是能大致归类吗?也能,一种归类是他的动机,另外一种是他的收藏范围。

陆昕:千万别用藏书家这个名,现在藏书家已经打起来了。家,已经提升为档次。藏书爱好者最好,现在大家对此比较认真:比方说,我红色收藏怎么了?就不是藏书家了?我小人书就不是藏书家了?所以干脆藏书爱好者。

韦力:(笑)类型就是动机,一种是为了文化,一种是为了钱,一种是兼而有之。保护文化,就是藏书的使命,让典籍得到最好呵护,长久流传下去。还有学者型的,我来做研究,保护是他人的事。类型也是这样的,刚才陆昕老师举了例子,藏小人书家、藏“文革”读物家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可能很了不起,不管他,我还是强调经典就是经典。儒学具有国家准宗教的地位,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对中国人性影响至深,这个概念下将它作为正统思想来看待,藏书也应该参照,这也是通过观念来收藏。

而今这么多类型,根据个人情况,又变化出更多花样,就是藏书范围发生了变化。艾俊川先生就藏活字,专门研究某一类别人不关注的东西,专题收藏。好处是利于对东西的整体把握,也利于对它的研究,因为你能看到全貌。还有一类是像我这样的,什么都收,我认为重要就收起来,这样搞不好只能客观看待各个门类,可能哪儿都搞得不深入,很难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

艾俊川:我觉得韦力先生说得很全面,现在社会多元化,什么都是多元的,藏书也受个性和财力的影响,也受学识的影响,影响因素还是挺多的。

藏书有什么好处?妙处在哪里?

韦力:这个涉及今天人的观念问题,藏书到底有什么用?先从大的说,古人讲,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这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观念。随着社会的变化,今天的读书和你的事业联系不大,它基本是陶冶人的性情,所以藏书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不切实际地想,希望读书不要变得那么功利,你读什么样的书最后变成什么样的人,是站在人性角度讲。

艾俊川:这个观点也很多年了。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自古希望书一代代传下去,不只是现在这样。

韦力:世界上最爱书的民族就是中国。

艾俊川:不能容忍对它有所不敬。藏书的妙处对我自己来说,人还是得有个爱好,没有爱好,没有一个能独自打发时间,或分享的事情,这一辈子都挺闷得慌,收藏带来很多乐趣。不管是利用它做点研究,还是摸一摸,翻一翻,可以打发一段时间。

陆昕:朱家溍先生说过一句话,要藏宝于民,很对。这些是我节衣缩食费多少心力花多少银子买的,还要把价钱压低了向太太汇报或者趁她没看见干脆就不汇报,这么得来的东西我能不珍视吗?还有,要让东西流通起来,拍卖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藏宝于民,又让它流通起来,这些宝就可以流传千秋万代。

艾俊川:我们毕竟是中国人,生活在传统里,但好像又离传统很远。一个现代人怎么才能比较紧密地和传统接触?也只有通过古书。它是文明载体、思想载体,也是古代的生产技术结晶,比较综合,既有思想,又有古人的劳作、辛勤在里面,能让我们和历史,和传统产生密切的联系。这也是藏书的一个乐趣吧。

今天古书的书源为什么比其他收藏品少?

韦力:这要解释一句,从近些年的情况看,古书已经走拍场20多年了。古书市场分为三块,一是拍场,二是古旧书店,三是民间自由买卖。这三块的共同特点是,书籍的货源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差。当然有人解释说藏书和其他不同,藏书的人比较少,买了以后就在家放着不拿出来,这样沉淀下去货源变少很正常,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古书的有限性,字画没有有限性,江山代有人才出,不断有大画家出来,可是古书是恒定概念,你说今天的书过若干年都变成古书,这不会。中国的古书特别,因为形式上和今天截然不同。线装书,全世界的书籍中只有中国有。

线装书的形态决定它的特殊性,新影印本也出,当然不算古书,说来说去是古书的有限性决定了这个问题。有限性有好的一面,有穷尽的概念,坏的一面是不能始终掀起市场的热点。这也产生一个悖论,按理说收藏是物以稀为贵,但古书始终贵不起来。比20年前已经翻几十番,但和现在比还差很多。

为什么?我觉得是今天快餐文化深入人心,并且以炫耀风气作为主体购买着眼点,不只是古书,汽车、房子也一样。这种情况下,古书就显示出它的劣势,因为它不利于炫耀,和你在家挂一张齐白石、一张张大千不一样。

陆昕:对这个我的看法倒跟韦力一样。红红绿绿的好看。玉雕的东坡肉活灵活现,人见人赞,值多少钱?无价之宝。因为人人能欣赏。一部书黄黄的,又破又烂还有味儿,要八百万,开玩笑。宁可要那块红烧肉。还省得被扫了黄。

艾俊川:古书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现在不再生产,只有存量。周作人有一句话:老朋友就像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因为它只是存量,不再增量。另外近一百年的多数书没能进入收藏领域,从民国,从抗战开始,中国一直积贫积弱,书籍的制作质量不高。

韦力:新书进不了收藏领域,因为有个难度,在于成品的制作工艺。我们今天的书,纸张的设计寿命是80至120年,因为其中含有大量化学物,会继续毁损木纤维。我们肯定近百年的书,要比近千年的书破烂很多。古书是纸寿千年,这不是形容词。我们看到超过千年的古纸比30年的纸好得多,所以社会不是一直在发展,有些工艺是在倒退的。

一百年后今天的书也有一百年的历史,可以收藏吗?可以,但是已经变得酥脆。西方有纸张脱酸技术,能让今书延寿。可是做一本最便宜的价格是70多美元,而一本书的价值才几美元到十几美元,仍然违反事物规律。西方卖得好的书依然是用木浆纸做的,它的书也是99%变成垃圾。

还要澄清一个最基本的观念,这个杯子过一千年就是古董。不是这样啊。一句话形容,一千年前是垃圾,一千年后还是垃圾,并不会因为时间垃圾就变成珍宝。收藏品意味着什么?无用之用。这个杯子做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吃饭用,包括汉代的碗,到今天还是吃饭的东西。

但一个光绪的官窑,到现在百十来年,已经可以买一千个那样的碗。为什么?光绪官窑做出来的时候就不是实用品,就是工艺品,它在当时是有价值的东西,未来依然可能有价值。

陆昕:是的,不要以为东西老和真就值钱。老和真,要看谁用。皇上用,叫官窑。百姓用,叫民窑。宋朝喝大碗儿茶的碗到现在也是大碗茶的命。这个观念好多人不知道。

韦力:我拜访过一位藏书家,是一个大老板,很有钱。他用一个楼面藏新书,一排一排的,专门藏成套的大文集,金装,真是壮观,我第一感觉是进了图书城。他问我觉得怎么样,我特别不愿意让人失落,就说也行。我婉转半天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这些东西存500年,500年后还完好,一定是一个天一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懂这句话了。他就是这种概念,他说任何古物不就是今物吗?

西方的藏书观是否会打破中国固有的善本概念?

韦力:这几年拍卖行逐渐在中国古籍善本里出现西洋书,以前没有。最初是跟中国事物有关的西洋书,比如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游览,回去写了一本英文版或拉丁文版的书。这类书一直是中国人关注的热点,中国人特别想知道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所以这类书最初进入中国很受欢迎。

这类书卖得差不多了就出现西洋版画,是站在艺术的角度考虑,因为中国绘画体系和西方绘画体系的差别,使得中国人对西洋版画特别感兴趣,想知道早期那些形象性的东西什么样,版画是比较真实的。上次我见到康熙皇帝的像,那些像很颠覆中国绘画的形象,画得那么尖酸。而今这类书的价格也被炒上去了,也就少了。

近两三年拍场开始出现西方人的签名本,还有签名照片,比如玛丽莲·梦露的签名照、林肯总统的签名照。这种东西中国人对它并不了解,很难鉴定真伪。这种东西逐渐渗入到中国,必然产生对理论的总结,因为理论的总结总是滞后的。那么,中国藏书观中不存在的一个门类,开始渗透进中国,会不会影响中国固有的藏书观?

我的想法是,古书货源有限,拍卖行年年举办,不能唱空城计,总要其他的东西弥补。但是涌入中国的西洋东西在西方具不具有价值?我们一点不知道,因为理论滞后,但是人们根据名字就争抢这些东西,像总统照。他们告诉我这些在美国很便宜,在中国类比于我们最高领袖签名,其实完全没有类比性。

艾俊川:中国正在融入世界,各个方面都会融合,和西方接触越来越紧密。

韦力:你认为西方人的观念会逐渐融入收藏人的藏书观?

艾俊川:比如说毛边本,鲁迅提倡快一百年了,变成了今天藏书圈子很平常的东西。作者签名本也是,实际上都在慢慢融合。随着经济发展,也一定会影响到文化,但是西洋的货源也是有限的,真正好的东西总是有限的,有多少到中国来,或者你有多大能力买进来,这个我不敢说。

陆昕:这个我不了解,可以作为一个门类补充。

目前局面下,什么书才有收藏价值?

陆昕:有句名言,一个熟人说的:什么书最值得收?值钱的书。虽然这几个字特别俗,但应该说有代表性,说出了书的商品属性。

韦力:我谈谈具体的书,一种是什么书都收,一是传统上认为是好书的收。我的观念是尽量不要独创门类,就像今天的国学,你得通读那么多的经典萃取出不同的观点,现在有些学者主动一叶障目,我不看这个,不管那个,我独立说出一个体系,在平地上立起一个小土堆,一脚踏上去就是顶峰,因为那座高山太难爬了,我哪辈子一览众山小,这是今人的投机学术观,并且很多人搞很成功。藏书如果以这种投机性方法搞也会成为问题,从事实讲可以,但是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制定社会游戏规则时就必须遵从先有的游戏规则,按照传统的藏法搞。

陆昕:我补充两句,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资料的垄断性。比如许多学者研究《红楼梦》,张三、李四先后侃侃而谈,最后来一学者,说,你们都胡说八道。怎么都胡说八道?我这儿有最早的本子。这位学者拿出一百年未见之秘本,上面记的史实不可辩驳地驳倒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藏书的重要性,在客观上它会产生一种类似于垄断的作用。

艾俊川:要么值钱,要么有用,两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怎么判定值钱、有用是功夫。

新的出版物值不值得收藏?

韦力:西方书从诞生到今天变化极小。收藏的概念在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因为这个产生了签名本、毛边本、编号本、特装本那么多的玩法,都是西洋式的。这种玩法会不会传入中国?我认为会,因为古书的有限性决定没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钱。

如果一个收藏者说,他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只要他喜欢,他就可以搞任何一个门类收藏,这当然没有问题,你只要不妨碍谁当然可以。但前提是,没有人认可你东西的情况下搞得怎么样都没有意义。

人需要什么?社会认可。你的行为需要别人认可,没有一个人说我就不在乎,这种绝对的不在乎不可能。这就产生一个观念,你收藏的门类别人完全不可理解,那这个东西也其行不远。

艾俊川:新书肯定可以收藏,没有新的哪来旧的,都不收藏,以后也不会有旧书了。但是新书的阅读性、实用性、收藏性还没有分离,将来它一定会分离,所以如果是为了收藏,要选择收藏性强一点的书。

韦力:新的古籍线装本值得收藏吗?这也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中关于新印线装本,一类是仿制线装书,不在于多少,而又回到纸张保护的问题。今天仍然有按照传统方式,用纯手工纸,再用手工装订的书,但用现代印刷。这一类收藏本作为限量本来看,比如我自己每年在做复制本,复制本保证长久就用手工纸,原始装订,让别人读到。所以藏书家不是为了把书垄断资源,不让更多的人读到,思想开阔的藏书家不应该是这种思维方式,而是想办法让古书化身千百,让更多的人读到它。

艾俊川:做不到这个就不是藏书家,死藏有什么意思?

韦力:古书流传到今天,你得到它具体的物理属性,但你并没有资格以此垄断这个作者的思想。

艾俊川:中国历史上书籍文化传承很大程度是藏书家在做,中国古代的国家、政府没有主动传播文化的意识,反而是垄断文化。永乐皇帝修《永乐大典》是了不起的事,他把人召集起来,编这么一部书,写一部放到皇宫里,也不出版,经过几百年以后,一万多册的书到今天只剩下几百册。你说他是在传播文化吗?

陆昕:他自己消遣。

艾俊川:所以藏书家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了巨大贡献,没有这些藏书家,中国的古书少一半。而且真正好的书,私人刻书更多一些。

在收藏史中藏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的变迁和原因是怎样的?

韦力:历史上收藏各种东西的都有,书是其中一种,书在其他的藏品中究竟什么地位,是大家很纠结的概念。这种纠结源于,一是敝帚自珍,自己藏书的说藏书好,别人就认为王婆卖瓜,藏瓷的也认为藏瓷最好,他认为这才是无字之书,藏画的更是这样。隶属于人文,各自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哪个是次好?能做到公允吗?我觉得尽量。公平,在这个世界上本来也不存在。

今天,从门类而言,中国第一大收藏的门类是集邮,据说全世界3/4的集邮者在中国,包括世界的珍邮,大部分到了中国。我以前对这个也不能理解,原因是不能超外地看待。我有一个经历,大概十几年前,我到日本,去一个日本集邮会副会长的家。那个老人大概不到90岁,在他那里我看到了很多我认为珍贵的、了不得的东西,我看到一面墙整版的票,我特别羡慕。我告诉他我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说了一大堆,没想到说完以后,老先生叫他家里人过来,把我说没有的从整版邮票上每版撕下来一张给我。他说我买这个东西很贵的,我们家很大的资产都买这个,现在基本上没人认了。我很吃惊,不仅是老先生的大度,因为在中国集邮最忌讳的是不完整。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没有用国际视野看问题,我始终是中国视野。由此我想到藏书,我特别担心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自得其乐的心态搞自己的闷头心思。

另一大中国最火的收藏是字画。我们经常和西方比名作如何,比较以后,我有了一种冷静,比不了。因为随着我们国力近200年的衰落,我们的影响范围只是东亚几国而已,我们不是拉丁语系,无法普及到西方世界。这一切就让我反思,中国的藏书在历史上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历史指的是整个大历史,它在世界史中有那么高的地位吗?这个我没答案,我想听二位的高见。

可是我们还和自己比吗?仍然可以。在跟自己比的时候产生的问题在于,100年前,就是1919之前,中国人有个习俗,修正史和修方志,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是很独特的人文体系。

变迁不是什么好词。从今天的实况来看,历史上价值高的书,远远卖不过当世所谓大名家的字画。动辄几亿元的画,为什么值钱?就一句解释,大!历史上没有这么大的画。大就好吗?这不容易吗?你画一万平尺,我可以画一万零一平尺,但是艺术性、价值体系在哪儿?不知道。没有一部典籍,不只是宋元,哪怕唐都没有卖过几亿的书。也就是说千年的文明体系,占不上当代所谓画家的一幅大画,这讲起来多少有些沮丧。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听二位讲讲。

陆昕:其实我的看法很简单,韦力的话有的我同意,有的我还真不太同意。什么意思呢?我只说一个现象,这世上所有国家,必然得有一个由国家建立的图书馆,剩下的字画、瓷器、玉石、各种工艺品,能每个都有一个馆吗?没有,只有一个博物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一个是它的图书馆,一个是博物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或民族最重要的东西,是它的思想传承。这是我同意韦力先生的。我不同意什么呢?现在为什么一张画值那么多钱?你认为不合理,我认为很合理。因为思想不能拿金钱来衡量,但其他可以,可以拿来玩,玩瓷玩画都可以,但没听说谁玩思想。可思想又是最重要的。我上课去讲传统文化,不能抱着大瓷瓶,说,同学们,今天我给你们讲大瓷瓶。肯定得讲孔孟老庄,得讲中国文化的根本。

艾俊川:刚才韦力先生说在古代藏书地位高,我倒觉得,因为这中间有一个文化断层。一百年前古书是中国文明和思想的载体,它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实用性。那时候没有公立图书馆,要多读书只能自己多藏,这是当时的一个特点。

有了文化断层以后,古书就归到收藏品行列。当然它还能读,但大家更多去读新版的。这里有一个比较,在收藏品里排排队,古书就排到后面了。我想可能也受国际的影响,刚才韦力先生说了,中国文化能影响世界,字画、瓷器确实代表了我国高超的艺术水平,国外人也能理解。从民国开始,受西方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影响,先把瓷器的价格抬上去了,其实瓷器在古代中国什么也不是,没有说谁专门收藏瓷器。

韦力:因为古代把它称为文玩。文玩,文人的雅玩,文人玩的东西。

艾俊川:玩物丧志的东西。字画我觉得是其次。这个评价体系可能潜意识里受西方的影响,我们没意识到。

韦力:艾先生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认为这种变迁是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因为西方人能读懂字画和瓷器。

艾俊川:从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西方和日本大量收购中国艺术品,首先是收这两种,能卖钱,因为清灭亡以后中国传统东西都不值钱。古书是作为书在卖,不是作为艺术品卖,这建立了新的价格体系坐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没有古书这一行,新时期古书进入艺术品体系以后,不受重视,尤其是文化断层太厉害,大家读不了,实用性基本上没有了。能读古书的不买,也买不起进入收藏品行列的书,买了的又不读。现在是商业社会,我认为中国艺术品的价值标准实际上是跟着西方走的。

另外,古书和字画不一样,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价值不好估量。古书是手工业产品,有副本,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它的估值。

陆昕:古书有很多副本,但门类也多,有手稿,手稿就有点超越咱们一般的古书的概念,你说司马光的手稿现在要有几页……

艾俊川:是跨界的。

陆昕:古书的门类非常之细。

艾俊川:还是文化的变迁造成的。其实日本也是这样,日本的古书现在他们也不要了,当然人家已经保存好的不在此列。就是社会上普通的年轻人对古书也不是太喜欢,欧美大概也是这样。


本文首发于《北京青年报》

1 有用
0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0条

添加回应

推荐藏书小识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