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

梅丽尔斯特里普
2019-03-28 12:16:31 看过

张仲礼先生《中国士绅——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写于1950年代,一经问世,名满国内外学术界,成为研究中国士绅群体绕不过去的一部经典著作。西方海外汉学着力研究中国在帝制时期何以能维持长时段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这种“超稳定”社会结构在近代是怎么发生剧变的,期望能够从中发掘理解现代中国的线索。当时西方学界流行的“冲击—反应”理论框架,除此之外也要从中国内部审视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国家、地方精英与社会控制是其关键词。张仲礼先生以经济学的背景留学美国,既有对中国本土的文化理解,又接受了西方学术严格的训练,在研究士绅这一课题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把传统史学研究中扎实的史料功底和西方的数量分析数理统计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士绅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入手,对帝制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做了科学实证的分析。书后随附的正史、典章文献、地方志、文集、奏稿,以及书中大量的数据图表,足见这本小书所蕴藏着作者深厚的功力。

本书名为“中国士绅”,英文Gentry的含义并不严格对应中国的士绅阶层,中国典籍中也无西方有地产的“绅士”概念。虽然这是因为本书在海外由英文写作,是翻译的问题,但作者将中国的士绅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类群体。他们是传统社会的精英,掌握政治权力和文化资源,并主导着基本的社会秩序。全书聚焦19世纪的士绅,共分为四项研究:构成和特征的考察、人数分析、科举生涯、传记的数量分析。

提到士绅,就会想到近代农村的缙绅、乡绅以及土豪劣绅。士绅的演变经历很长的过程,后来作为革命对象的土豪劣绅一般是指民国时期,与本书研究无关,所以按下不表。首先,作者厘定士绅的范围:通过功名、学品、学衔、官职获得士绅地位。接着,在士绅内部细分为:

上层士绅

正途

异途

官吏

进士

举人

贡生

官吏

下层士绅

生员

监生

例贡生

下层不能直接取得官职,上层与仕宦紧密相连,通过科举考试是正途,捐纳获得是异途。不同层次、出身的士绅,拥有特权、社会地位、承担责任、仕途待遇等都有严格不同。上层士绅当官比下层士绅有优越条件,上层特权、行使社会职责多于下层。家族中的婚丧和祭祀仪式、衣冠的差异也作了区分。在科举时代,通过正规科考入仕是康庄大道,而捐纳当官则要低人一等。士绅的特权有:

1.可与地方官平起平坐,不必行下跪礼,自由见官。也可免受平民的冒犯;

2.诉讼中,平民不得指名士绅出庭作证,士绅不必亲自听审。犯了罪,不上刑。如果罪行很重,地方官必须要惩治违法士绅,必须采取特定程序,先向上级报告,革去士绅身份,再处置;

3.特殊的称呼、饰物、顶戴、服装

4.参加礼仪:文庙的官方典礼、每年一度的家族祭礼、地方节庆和典礼、琼林宴

5.免服徭役和丁税(人头税,家族成员也可沾此特权)。田产要交的赋税不免但可少交,还可拖欠赋款

6.得到政府给的月例银

7.去考乡试时,受邀地方官设宴招待,还给盘费。应试考生会得到本家族或士绅主持的文会的资助。考试中式,新举人可得旗匾银20两,并建造牌坊

8.若遇灾荒,生员得到的赈济特殊待遇不同于一般百姓

……

士绅地位附带如此多好处,难怪顾炎武《郡县论》写道:“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可见考科举的动机,不仅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怀着诸多现实利益。

除了明文规定的特权外,士绅还凭借其社会地位谋求经济和其他好处,且多不合法。如有,士绅拒纳田赋,逃避徭役,或向百姓收租包揽赋税;与胥吏走卒、官员串通勾结;干预政府司法权力,私设公堂,私藏刑具;掌管寺庙,将庙宇当作私产,田产田租归自己。这些都是士绅群体受到批判的原因。

不过,权利与责任在士绅身上是对等的。士绅承担着必要的社会职责,起着官府(国家)与平民之间的中介。士绅地位的获得取决于国家功名的承认。而在政府官员面前,士绅代表着本地利益,且在地方起着文化领袖的角色。政府官员任期有限,在治理方面也要多依靠士绅,甚至还会讨好他们。书中数据统计,清代知县任期很短,少则0.9-1.7年,长则4.5-5.5年。一个知县从上任到熟悉政务民情,任期也就满了,离职了。所以“盖官有更替,不如绅之居处常亲。官有隔阂,不如士绅之见闻切近。”(《皇朝经世文续编》): 士绅代政府而行事,但又不是政府的代理人。士绅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在自愿基础上行事。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所以即使士绅有上述那些非法不端行为,官府有时只能默认或勉强容忍。

士绅实际管理大量地方事务——营造地方工程、募款、关心本地水利、地方福利、作为仲裁人调解纠纷、兴办书院、捐助资金和土地以津贴学生、维修文庙和官学校舍、为本地考试而修造贡院、修建会馆接待同乡等。尤其是随着朝廷的权威和行政效率日益下降,士绅更要承担更多的责任。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战乱,中央和地方官府无力应对,靠的就是地方士绅或离休官员兴办团练,组织防御保卫地方。

在书中,另一个有趣的观点是:作者认为考试的频次与取中名额是政府控制“正途”士绅人数与分布的手段。且太平天国在这其中也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每一级考试的录取人数、每一级官学的学额,随各地方行政单位的不同重要性和级别,都有固定。但对于少数民族等特殊社会集团,会开特殊学额,属于特例。太平天国动乱打破了这一固有局面。由于朝廷财政紧张,凡捐输军饷、捐助团练经费的地方,都增加生员学额,以作为奖赏。此应变措施,改变了原学额分配制度,其结果则有利于富裕地区。上述上层与下层、正途与异途的界限被逐渐打破。太平天国后,监生捐纳人数增多。曾国藩、李鸿章每次获一胜仗,都会向朝廷保举百人至千人不等。甚至朝廷对此该有的控制力也在下降。太平天国前,户部控制颁照(捐纳者的证明和享有特权的凭证)。太平天国后,各省都用空白捐照。这象征中央控制权旁落,由地方自主。

书中讲到,雍正曾想扩大捐纳制度,目的是可形成一种平衡力量,以制约正途出身的士绅结成朋党,作为一种控制手段,但那不同于太平天国后朝廷关心捐纳能增加财政收入,而放松控制。太平天国时期前后具体比较如下:

太平天国前

太平天国后

官员及有虚衔者

8万

15万

举人

1.8万

1.9万

贡生

2.7万

3.5万

总数

12.5万

20.4万

杨国强老师曾在讲座中讲到,在清代中后期,捐纳和保举是科举被废的内因。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只能开保举之风。曾有户部六品主事官员在六七年间因保举,历职三品布政使,从湘军出来后,做到山东巡抚的高位。李鸿章兄李瀚章从秀才一路保举到兵部尚书……保举产生的不是一两个人物而是一个群体。太平天国内战结束后,发展到无论海防、河工、赈灾还是制造、洋务、出使等官员都可以保举。保举人数一多就乱。杨老师举例,当时吏部规定一个缺口最多保举6个,而光绪二十年黄河出问题,山东一二十里地就保举了六百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朝廷维持的是:官可以捐,功名不可以。太平天国后,这一局面再也不能维持。光绪初年山西,候补与实缺比例为10:3;到了宣统初年,江陵一州候补知府300人,一个知县候补1400余人……当异途淹没科举,人心就开始漠视科举。

太平天国对晚清的影响有多方面。如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将太平天国作为清朝衰落的重要转折点,同时,将科举停置前后士绅阶层的衰落视为中华帝国衰落的关键,自此,帝制稳定的社会结构崩塌,且再也无法重塑了。不仅是士绅或异途士绅的人数猛增,士绅阶层之前的构成结构也改变了,异途比例上升,渗透到上层集团。士绅集团人数上升,对百姓负担加重。更重要的是,士绅摆脱了中央政府权力的制约,难以驾驭,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化。异途出身的士绅不比正途,对传统纲常伦纪日益淡漠。

最后,探讨士绅阶层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制度——科举制。围绕科举制的研究及争论,已有很多。过去对科举的批判多集中在公平性、形式僵化、对士子的摧残等。正如书中所说,科举是作为朝廷的一种控制手段,并非仅是简单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如果不想应试,或很早就无意进取,那么就能从读书应考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吗?答案是不能。生员的升迁取决于岁考的成绩,缺考三次革去功名。所以无论图谋晋升还是保留原位,士绅都必须将很大部分时间耗费于读书应考。这当然是对读书人施加了很大压力,但考试作为国家的一种控制社会手段,则无可厚非,至今依然存在。唐太宗那句名言“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扬雄解“英雄”一词含义“多智为英,大胆为雄”,“英雄”在古汉语中完全没有道德含义:聪明大胆的人,类似“枭雄”。科举就是要将这一群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分子纳入朝廷控制之下,吸收他们为王朝服务。西方中世纪也有以基督教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即使不是科举,也会有其它制度来代替之,规训整个社会。

如果太强调科举带来的弊端,就会陷入死胡同。科举制作为一项制度,其本身内部就经历了不断的沿革。有人批判八股考的内容和形式僵化,扼杀了士子的独创性。须知如果考策论,的确没有标准答案,考生答案也多元化,但存在的问题就是会按照判卷者的喜好来录取,录取之后考生与考官会结成恩主-门生关系,同样观点的人容易形成小集团,引发党争,这在帝制时代是不被允许的。所以考试的趋势只能是答案越来越形式化,在价值上中立,纯粹考记忆力、做语言游戏的能力。况且即使考策论,自然需要考生真正有自己的想法,可是考生之前并无接触多少国家实务,答出的内容也无法作为建言献策,判卷上有困难和主观性太大。而且,做八股文其实非常考验人的智力,要做到填字规整非常难。甚至有人说,会写八股文的,什么都写得好。其次,对人才的定义不一,真正的人才放到哪种考核制度下,都能脱颖而出。“此非科目能致豪杰之士,而豪杰之士或有时而出于科目耳。”(龙启瑞)曾国藩、李鸿章、张謇,都经历过八股的“摧残”,也并不妨碍他们成就功业。科举制最后的崩溃,取决于国家控制能力、顶层制度设计、社会风气流变、教育培养目标、社会结构变革发生了变化等等,多因促成一果,对科举的道德性批判,只是因素之一。

本书的第4章是对于19世纪中国士绅传记的数量分析,似乎是为本书的续编《中国士绅的收入》做准备,这一章在内容上创见不多,结束得也有点突然,就士绅传记统计资料中所呈现的一些要点做了“蜻蜓点水”般的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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