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的语言

王中玉
2005-10-13 看过
失重的语言

    如果没有艾布拉姆斯教授精湛绝伦的细密编织,我们至今对浪漫主义一词仍旧停留在望文生义的层面上:或者将它简单地与情感至上等同起来,或者将它与夸张的想象力以及自我中心的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似乎所有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艺术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都突如其来地做了一场青春期迷梦,然后又突然清醒过来,在现实主义的大潮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与古典文学传统决绝的态度,他们众多的分支和纷繁复杂的理论流派,使得本来就迷雾重重的更加晦涩,让我们这些文学史家们头痛不已。在大众眼中的“情感论”与中国式学院派的“非现实论”之间,浪漫主义难以清晰地还原为本义。
    然而不那么清晰的描述也许更加贴近浪漫主义者们的初衷。艾布拉姆斯教授谨慎地运用了他的才华。《镜与灯》在批评史和思想史方面对浪漫主义美学的疏理达到了极其清晰的程度,从中体现出来对历史学科的职业素质让我们不由肃然起敬;而相对比诸多精彩的引文,他本人的观点就显得不那么突出,这种低调似乎在向我们反复暗示浪漫主义是个用清晰难以囊括的词语。镜与灯的隐喻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贯穿这本书的矛盾:事物在镜子面前保持着清晰的完整,在灯的投射下成为变幻莫测的影子,而浪漫主义者将这个影子与其本体之间的距离通过象征符号的转换无限拉长。自英国怀疑论经验主义之后,对世界本质的探索已经被如何探索世界这个主题所取代,与这一哲学趋向相对应的是十七世纪以来商业功利精神和科学实用主义的崛起。浪漫主义者们以其前卫的姿态拒绝传统的镜子模仿说,但更为隐蔽的动机也许来自于他们对镜子的复制功能的恐惧,以及对这种冰冷复制必将在未来导致的普遍平庸的不祥预感。因此,天才的力量,敏锐的感受,自然崇拜以及圣经的重新发现,所有这些都成为浪漫主义者们再造神话的一部分,在这些颇具英雄气概的口号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与当时影响普遍的实用说之间日趋紧张的对立。
    那么,当浪漫主义者纷纷逃逸到野兽、树木、溪水,以及林仙们的桃源梦幻中时,我们如何将其诗歌里的神话符号和文艺复兴之后那些寓言诗区分开来呢?是否可以在斯宾赛的仙后与华兹华斯笔下的黄水仙发现其共通之处?带着诸般疑问,让我们再回到浪漫主义者对《圣经•雅歌》的再三称颂上。信仰时代的宗教唱诗,一种近乎发自灵魂深处神秘而虔诚的喃喃自语,它代表了人们彻底卑微的自我定位,而仰视成为唯一接近天主的途径;文艺复兴诗歌对异教的发掘从一开始就带有高度抽象的象征化和符号化特征,并在以后两个世纪里蜕化为平庸的修辞学把戏。到了科学主义大为盛行的十九世纪,语言所载负的古老经验已经支离破碎,它变成飘浮不定的文字游戏。浪漫主义者面临着语言的双重暗夜,他们努力使语言回归大地,回归到它被塑造之前的本源状态。这样,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自然或者前神话时代作为开垦的处女地。
    与拓荒者的英雄主义情结相呼应的便是这一时期抒情诗占据的主体地位。自从柏拉图毫不留情放逐了抒情诗在文学体裁的合法位置后,它一直像个苍白的幽灵穿梭在历史的黑夜里。经过中世纪的游吟与文艺复兴的放纵,直至在浪漫主义运动中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抒情诗以其短小精悍的形式,在较短的时间内震慑人心的强烈效果,博得了众多浪漫主义者的青睐。试问在一个重新塑造神话的伟大时代,有什么比抒情诗更符合创造新纪元的雄心?然而,抒情诗为我们勾勒出来的不是史诗中超人般的英雄形象,而是一群陷入自我分裂和迷幻无法解脱的痛苦灵魂,随着十九世纪中期城市阶层的激烈分化与市民斗争,现实主义的叙事越来越多地受到注目,诗歌则成为浪漫主义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直至象征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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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与灯 镜与灯 8.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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