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与阐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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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0 看过

鲍曼认为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身份经历了从立法者向阐释者转变的过程。他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起源、知识与权力的结盟、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和作为阐释者知识分子、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等的论述来认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这篇读书笔记就按照以上问题进行整理。

一、知识分子的起源:知识-权力的共生现象

鲍曼在对知识分子的历史起源进行考察后发现,知识分子总是在和权力结盟的进程中进行自我建构,知识和权力结盟的历史进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宗教中,在启蒙时代,作为现代性之最显著特征的“知识/权力”之共生现象被确立。

(一)宗教起源:保尔·雷丁的研究

首先,知识和权力的共生现象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中“教士-思想者”和普通信徒的对立。鲍曼在对知识分子的宗教起源考察时引用了人类学家保尔·雷丁的研究。雷丁把原始社会中的居民分为两类,一类是“教士-思想者”,一类是普通信徒。普通信徒认为行动是首要的,他们关注宗教现象的效果,其人数也占社会人数的较大比重;而“教士-思想者”则认为行动是次要的,他们更关注对宗教现象的分析,属于社会中的少数人。原始社会当中,人类的生存有很多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人恐惧的来源,人们渴望通过一些手段对世界进行控制。宗教阐释者正好承担了这种角色,他们利用了普通人的不安全感,通过逻辑深入偶然性的表面的深处,预知社会当中的偶然性,从而实现对决定命运的外在要素的控制,对决定因素的客体化和预知就被普通信徒称为“知识”。作为知识的垄断者和代言人,宗教教义的阐释者就和权力结合在了一起。鲍曼认为在知识求索过程中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这一特点激发了一个无限的、自我推进的、自我扩张的进程,“知识/权力”关系显现为一种无限的自我生长的机制。在知识求索过程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知识领域相距甚远,而普通人的生存要求和他们在生存活动中不确定性的增长同时也增加了对知识的需求和依赖程度,由此,这种“教士-普通民众”之间依赖型的对立关系不断被强化。换言之,思想者和非思想者之间永恒的区隔使得普通人的恐惧感越深,知识专家的权力就越凸显,对知识专家的依赖度越强,知识和权力便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权力/知识的共生现象滥觞于“教士-思想者”和普通信徒之间的对立关系中。

(二)社会起源:启蒙时代的园艺师

知识和权力的共生现象虽说可以从原始社会中找到线索,但知识分子的形成和知识权力结盟开始于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时代以来,前现代世界逐渐瓦解,具体而言,人口不断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劳动力过剩,再加上疾病、饥荒、瘟疫等现象肆虐,种种不确定性导致无主者数量剧增并涌入了地方共同体世界,他们置身于现存的社会控制和管理的有效范围之外。这种后果恰恰说明了传统的社会维持机制已经陈腐不堪,共同体无法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对权力进行重新配置的要求迫在眉睫。而能够对社会进行监视和控制的机构只能是国家,因此,国家开始了疯狂的立法活动,这一进程大概以1590年为起点。国家一开始采取的措施是迫使流浪者返回原籍,这种做法很快便显示了其困境,因为流浪者仍然有能力逃离被监视的社会。于是国家开始寻求更有效的手段达成被监视者“可视”的目标,其采取的方式有打烙印和强制监禁,后者主要以监狱、劳改场所、贫民院、医院、精神病院等为场所。在两种措施的作用下,流浪者在国家眼中变得透明和无害,他们不再是不稳定的根源和社会秩序的威胁。国家重新安排社会控制机制的背后是“全景式监狱”的诞生,监视的技术也不断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具体而言是控制的不均衡,是一方对另一方持续、单向的监视。不均衡监视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人类行为模式进行改造,把监视者纳入到千篇一律的范畴内,这一任务仅有暴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专业实践知识和技能的人的参与。不均衡监视的制度化提供了一种典型结构,在这种结构当中,对人类不完善认识的观念被塑造成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再造了个体的不完善并使其客观化;同时,教育者(专家)被带到了权力领域。因此,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拥有知识就是拥有权力。鲍曼进一步将国家的新型权力的特征归纳为牧人式的权力和改造思想的权力。前者的目的在于每一个人的完善,把个人理解为集体性中的自主性单元,也就是使个人成为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后者认为臣民没有能力使自身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去,承认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是唯一优越的并接受是臣民的唯一出路。

除了新型国家权力的诞生,公共领域中的讨论活动也推动了“知识/权力”共生现象的确立。知识分子群体在启蒙运动时期是封建制度的批判者和理性主义的急先锋,他们拥有有效的、正确的、权威的知识,因此成为社会公民中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群体。这些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职业派别,对公共道德责任和公民共同权力责任的承担有种共同的自觉,他们“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这种讨论和实践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由此,知识和权力也开始结盟。

于是,在启蒙时代,作为现代性之最显著特征的“知识/权力”之共生现象被确立。这一现象产生于两种趋势共同作用之下,一个是包含着多种多样权能的新型国家权力的诞生,它必然会根据某种预定的秩序模式形成并管理整个社会系统;一个是与此相对的自治性的和进行自我管理的讨论活动的确立。活动导致秩序模式的产生,由于实现秩序模式所需要的实践,形成了这种活动。

二、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

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鲍曼根据知识分子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将其划分为立法者与阐释者。作者正是以知识分子群体为切入点深刻剖析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

知识分子呈现何种角色,依据的是对世界的看法。现代型社会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有序的总体,它具体表现为一种非均衡分布的模式,于是就有赖于人们对其进行解释。而解释正确的话,就是一种预见或者说控制的手段。这种手段往往和命令性行为相关,命令性行为又可以被理解为对可能性的操纵。操纵的有效性取决于你能掌握多少关于自然秩序的充分知识,也就是说操控的有效性和知识的正确性直接相关,这二者(控制/知识)共同提供了一种评判标准,从而可以区分实践的优劣,而这种分类是一种客观存在,每一次对实践进行区分都可以利用这个评判标准,从而进一步检验和证实实践。但是,总有一些无法被客观检验的实践活动,他们就被认为是低劣的,如地方习俗。之所以被称为是“低劣”的实践活动,原因就在于这类活动使知识歪曲,限制了控制的有效性。当实践等级提高时,也就意味着实践更具有普遍性,较少地方性、特殊性、局部性。

在鲍曼看来,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园丁的存在。在上述现代型世界观的指引下,立法者充当了“园丁”的角色去构建现代理性秩序。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有足够的知识对社会进行控制,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计划来塑造社会,并设计了监狱、贫民院、精神病院等机构试图强加规训的权力,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

三、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

后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的,每一种都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秩序并非先于实践,因此不能作为实践之有效性的外在尺度。每一种秩序模式唯有从使其生效的实践角度看才是有意义的,总之,它并不认为可以按照“控制/知识”进行评判,检验标准是多样的,不同的实践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它们由“意义之共同体”中的习俗和信仰来维护。同时,后现代世界观强调知识相对主义是世界的永恒特性。换言之,实践是具体的、特殊的、情境的,而知识也是相对的、短暂的、变化的。当知识分子野心勃勃地对社会进行设计和控制时,这种观念告诉知识分子,那些在现代社会中的理性秩序的工程会失败,理性是有限的。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心中的信念开始倒塌,并不断对普遍法则、建构理性等进行反思,他们的角色也从立法者走向了阐释者。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对此一共同体的传统进行阐释,从而能够被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他们更加希望促进独立自主的共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

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向阐释者转变的现实原因是现代生产社会向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型。现代社会是“生产者社会”,生产是社会的主要表征,个体的生产能力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立法知识分子们建构了一系列理论,并和统治阶级联盟,用理论来设计现代民族国家,同时在后现代社会中,市场机制起到重要的作用,市场规律控制着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使得人们需要求助于市场逻辑来理解当代的艺术或政治。在论证政权的合法性,规划完美的社会蓝图,并且承担着启蒙和教育被统治阶级的使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整个社会成为了一种消费者文化主导的消费社会,它也创造了一种多元主义文化的社会,在多元社会中,大众逐渐粉墨登场。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他们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自信心逐渐丧失

首先,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享有权威的合法性。高贵与平庸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后现代社会中,中产阶级大量出现,原先的二元对立意识淡化了,知识分子的权威位所缺失了。缺失的原因是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品的数量不断增加,制作艺术作品时的参与要素的不纯性使得对于文化的评判没有统一的诞生,知识分子本来独占高雅文化领域,但大众在消费社会中也创造了不同的权威位所,坚信自己享有自主性和对文化的审美能力,于是对于文化的判决权从知识分子失落了。

其次,除美学领域以外,与真理和确定性和相对主义问题有关的哲学话语、涉及社会组织原理的那些领域也受到了消费社会的挑战。知识分子在目前不确定的状况中认为可选择的东西中没有一个是好的,之前对于社会建构的信心和完美的追求无法在后现代社会中国得以实现,他们的现代之美梦破灭了。

最后,随着全景式控制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权力的日益渗透化,意识形态合法性在事实上丧失了与维持系统整合之间的联系,国家权力的基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即使没有知识分子为国家提供权威的合法性,国家的统治效果也没有打折扣,如果知识分子仍想为国家提供权威合法性,就必然会与国家发生冲突。与其说知识分子从国家的限制中得到了解放,不如说他们是被迫切断了与政治系统的联系,成为被抛弃的群体。正是上述三个原因共同导致了知识分子信心的缺失。后现代社会中的多元主义文化需要的是一种有教养的谈话艺术,它也推动了阐释实践的专业化,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作为阐释者的角色也更加凸显。

四、后现代知识分子何去何从?

在后现代社会,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无法适应社会的转变,承担着阐释者角色的知识分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但即使是阐释者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他们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也就是构建道德责任和干预政治过程,他们逐渐在日常生活领域沦为解决个体矛盾的专家。

在鲍曼看来。专家不等于知识分子。他眼中的知识分子拥有未分化的普遍性的专业技能,他们是一群承担着特殊社会责任和使命的群体,他们自觉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监督和审查公共事务,当职业管家们属于管理时,知识分子会站在全体公民的立场发表讲话并讨论该事务的合理性。因此,鲍曼认为,知识分子是超越党派利益、代表公众利益,为社会全体服务的一类人。而专家拥有的是权力工艺的控制手段,他们是提供专业而又精密和复杂的服务的技术人员,其标志是他们作为一个知识阶层已经在教育过程中获得了正式的凭证,或已经获得某个专门的职业团体的成员资格。而鲍曼眼中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各自专业的最前沿的实践者,而且他们站在公众立场,获得了民主的信任和尊重。所以,知识分子肯定是专家,而专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随着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知识分子已经很少需要知识分子的服务,社会民众也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解释,相反,国家和民众对专业化专家的需求却不断增长,这使得知识分子处于困难的境地,要么为了取悦国家和民众沦落为专家,要么被国家和民众抛弃。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具体的处境为:

一方面,后现代的消费社会创造了多元的文化,多元主义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不可能出现全球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现存的各种世界观均牢牢地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各种传统的交往是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知识分子承担阐释者的角色。伯恩斯坦也认为,“在共同体之间,知识分子应履行阐释者的功能,在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内部,他们应行使立法者的角色”。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和专家之间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斯坦利·科恩的研究中,新的权力程式(专家知识机制)具有自我推动、自我维持、自我分裂、自我决定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当专家知识在某一特定领域变得越集中化、专门化和自治化,新的技能就越有机会被发明出来,当技能被运用时,需要专家知识来解决,于是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衍生出了更多的问题,专家知识实现了自我增长和繁殖。而知识分子的立法角色和阐释角色都无法做到这件事。综上,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中有被需要的命运,但在和专家进行竞争时又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命运扑朔迷离。

五、小结与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鲍曼通过对知识分子从立法者角色向阐释者角色转变的论述,阐明了不同的角色产生的社会条件,深刻剖析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担忧。在他看来,知识精英应当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承担起应有的公共责任,建构合适的道德话语。而后现代社会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威胁到了知识分子原有的权威位所,破坏了他们的等级权威,这种状况似乎可以用“礼崩乐坏”来形容。在阅读时能联想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公共人的衰落》、《人的境况》、《大众的反叛》等书,但想要把这些书放在一起进行总结时,发现自己的能力还远远没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只能就本书的内容进行整理,但对主题相关的文献进行阅读和整理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这也是接下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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