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神圣性

罗伯特.赫尔兹作为涂尔干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在一战中不幸英年早逝，死时仅有33岁。但是年轻的赫尔兹似乎并不惧怕死亡，早在他26岁的时候就写下了《一项关于死亡的集体表象的研究》这样一篇象征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正如他写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死亡在人们内心构成了一个既分离又整合的双重的痛苦过程。只有当这个过程结束时，社会才能恢复它往日的平静，超越并战胜死亡。”毫无疑问，死亡会给死者身边亲近的生者带来难以言说的伤痛，但是罗伯特.赫尔兹的贡献正在于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清死亡在社会中占有何种位置，它又是如何将生者与死者连接起来。赫尔兹很好地继承了涂尔干的衣钵，如文中随处可见“集体意识”、“社会现象”等这类涂尔干式的词汇，但是他也还是尽量避免涂尔干那种先验的哲学教条带来的对社会事实的误解。

《死亡与右手》由赫尔兹的两篇论文组成。《一项关于死亡的集体表象的研究》研究关于死亡的仪式和社会对于死亡的态度，另一篇《右手的优越：一项关于宗教两极性的研究》研究的是左右手的不平衡与人类原始思维中神圣与世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按照赫尔兹的观点，其实死亡更多的是与人的左侧或左手相联系，而与右手没有多大关系，该书名不过是将他的两个研究对象并列在一起罢了。不过也多亏了人类学家尼达姆将这两篇论文译为英文，并集结出版，赫尔兹的影响不至于随着他的英年早逝而隐没。赫尔兹独辟蹊径的地方可能就在于他对于人类社会中习以为常的社会事实提出了有意思的问题，他并没有沿着涂尔干和莫斯的方向去研究澳洲的原始图腾制度，但是他仍在涂尔干开创的“集体意识”的道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死亡的集体表象》这篇论文。死亡不仅仅是生理现象，同时还具有特殊意义。“但是，在与个体有关的情况下，机体的生理现象并不是死亡的全部。人们将一系列复杂的信仰、情感和行为加诸这个只与机体相关的生理现象，从而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性质”。死亡不仅意味着死者生命的终结，它还会强制生者服丧，而与葬礼相随的大型庆典又蕴含着生者的各种复杂情感。正是由于死亡对于社会意识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而死亡及其相伴随的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需要进行科学而具体的研究。死亡的观念在无文字社会里难以被探究，但是人类学家们却可以敏锐地通过仪式来分析人们对死亡的感受。赫尔兹没有办法和原始人进行交谈，但是他通过对印度尼西亚达雅克人中收集到的资料很好地认知到有关死亡的观念。在达雅克人死亡和最终葬礼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赫尔兹称之为“中间阶段”。而之所以要等待一段时间再进行葬礼有这么几种原因：一种是人们要为举行规模盛大的葬礼而进行长期的耗资巨大的物质准备；再者是“只有当死者尸体完全腐烂，死亡才算最终完成”。最后，人们对于死者的情感也可以对此进行解释，例如孩童的死亡往往可以直接下葬，因为它几乎不会触动人们的情绪。在中间阶段，腐烂的尸体往往容易招致危险与邪恶，这也就需要人们为他净身、举行各种相关仪式。灵魂在此期间也处于既为世间所恐惧，又不能完全被亡灵们的世界所接受的过渡状态。而死者的亲属在服丧期间也会被社区隔离开来，必须遵守种种禁忌。可以说，死亡强制性地将死者和某些生者紧密地联系了起来，直到最终的庆典仪式完成，他们才能彻底从服丧中解脱出来。最终的葬礼宴会可以说是死亡过程中的一个高潮，它既介入了死者王国，又包括了死者亲属，它意味着死者脱离于世间，并使得死者家属重归世俗化。最后，赫尔兹得出结论“与死亡紧密联系的都是复活，与排斥紧随的都是整合。”换句话说，死亡既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赫尔兹将死亡仪式与青年人的入会仪式、诞生礼或婚礼等重大仪式联系起来，也说明了它们都具有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转换的功能。这种思考毫无疑问对于后世的盖纳普的过度仪式理论有着极大的启发。对于赫尔兹来说，死亡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个人乃至家庭的重大事件，它更是一种将生者与死者整合起来的方式，通过一系列仪式，使得现实社会和灵魂世界得以沟通，而其中的中介正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灵魂。死亡虽然令人痛苦，但并不可怕。死亡虽然可以结束人的肉体生命，但是并不能带走社会人被集体意识所赋予的伟大尊严和信仰。这也正是赫尔兹给我们留下来的珍贵的思考。

《右手的优越》这篇文章篇幅较前者短得多，不过22页之长，但是它的重要性却丝毫不亚于前者。赫尔兹可以说开创了关于“左与右”的研究，后世的人类学家纷纷受到他的启发，展开了对于“左与右”问题的一系列思考，例如葛兰言在法兰西社会学院所作的“中国的右与左”的演讲，尼达姆的《Mugwe的左手》的论文以及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矛的象征》都与赫尔兹的研究观点相呼应。在这篇文章中，他想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右手何以在大部分社会都具有优越性。首先从生理角度看，人体确实存在左右手使用不平均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并不能解释何以左右手的地位如此迥异，更何况这种倾向也并不是绝对的，通过相应的锻炼，右撇子的左手可以变得和右手一样灵活（反之亦然）。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赫尔兹重新将目光放在了集体表象上，因为他相信“我们身体左右两侧在价值和功能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社会制度的特征。”在原始思维中，神圣与世俗是两个基本要素，它也深刻地影响着原始人类的宗教崇拜活动。既然社会和整个宇宙都具有神圣与世俗的分化，那么人的身体显然也会具有相应的不对称性。这样一来，“右”就多用来表示勇敢、有力、神圣、生命、男性等积极一面，“左”则代表着相反的消极一面。当赫尔兹将原始思维中宗教的二元对立思想与人体左右手的巨大差异相联系起来时，解剖分析难以解决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变得豁然开朗。而人类鼓励使用右手而抑制左手的社会意识也极好地体现出了人类渴望用神圣超越世俗的愿望。在文章结尾，赫尔兹表明了这种神圣与世俗的区分已经使得人类在生理上受到损害，或许平衡使用人体左右两侧身体才会更有利于未来人类的和谐发展。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赫尔兹留下来的有限的文字中汲取到丰富的人类学启发。虽然《死亡与右手》中的两篇论文都可以说是“书斋中的人类学”，但是正如埃文斯.普里查德所说：“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当今的人类学家的理论基础大部分是由这些从事文献研究的学者们的著作构成的，这些学者虽然并未走出书斋，但他们以其非凡的能力、广播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方法对他人观察和记录下的事实进行了研究。一旦这个基础倒塌了，我们将陷入单纯的经验主义泥潭，一个又一个田野研究只会增加已知事实的数目，却因为缺乏创见而无法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自马林诺夫斯基确立科学民族志的方法以来，田野调查就成了人类学的安身立命所在。但是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在田野中看到了什么，而是如何去理解那些在田野中观察到的材料。如果没有掌握人类学的基本学科思维和研究方法，哪怕在田野呆得时间再长、访谈的内容再多，恐怕也难以产生影响深远的民族志。

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兹的这两篇论文只不过是他学术主业之外的研究兴趣，他的研究主业在于原始社会的罪过与赎罪。不幸的是，他在离世前仅仅完成了该书的导论部分。另外，赫尔兹于1912年的一次长假中，开始对圣.贝斯的礼拜仪式研究时，也逐渐意识到个人亲自获得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而这种意识较之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奠定实地调查研究的地位的时间，提前了整整十年之久。倘若赫尔兹没有英年早逝，或许“科学民族志”的开创者也会有赫尔兹的一席之地。赫尔兹在他所属的时代里，无疑远远地走在了思想的前列，直到今天，他的思想仍能予人们以启发。例如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人在直系亲属去世一百天内，忌探亲访友。真正经典的思想永远不会过时，赫尔兹短暂的生命在人类学史上仍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对于仪式和象征的贡献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