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中晚唐中央与地方之前权力的一种特殊的静态平衡

自由无用的咸鱼
2019-03-15 看过

长期以来,藩镇割据常和宦官专权、牛李党争一起被人们提起,它们被看做中晚唐的三大政治毒瘤。然而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恐怕并不客观,多少有出于政治需要而有意无意的放大。北宋士人惩唐末五代武人专权、纷乱割据之弊,从中央集权话语体系出发,将中晚唐的历史构建成一部藩镇割据的历史,以为世鉴(以欧阳修主持修纂的《新唐书》中的《藩镇传》为这种历史书写的典型代表,在中晚唐诸多藩镇节帅中,其立传专取强藩骄帅,给读史者留下一种藩镇即分裂割据的印象)。

近代封建帝制瓦解以后,对中晚唐藩镇的评价便不再受封建时代道德观及中央集权话语体系的束缚,学者们开始认真审视中晚唐的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而到了新中国以后,唯物史观下出于批判封建地主阶级即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话语需要,学者们又不能对这段历史平心而论。改开以后,掀起了一股对机械运用唯物史观的反动思潮,大呼“回到乾嘉去”,相比史观与主义,更加关注历史事件本身。张国刚老师《唐代藩镇研究》一书,便是改开后思潮上的继承者,也是对藩镇研究学术上的集大成者。

本书系张国刚老师的博士论文,勾勒了唐代藩镇研究的基本线条,探讨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藩镇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存在的条件、藩镇藩镇的类型及动乱的特点、藩镇与中央政治和财政上的互动。上个世纪至今,藩镇研究基本上还在本书的框架下展开(近日复旦仇鹿鸣老师的新书《长安与河北之间》广受赞誉,书中基本上沿用了张著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是本书结论的立体化呈现)。

一、藩镇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存在的基础

以往的旧史家认为,唐代藩镇割据的成因,是评定安史之乱时唐廷对安史残余势力的姑息纵容所致,这种结论过于主观而片面,且带有强烈的为后世鉴的色彩。当然,亦不乏有真知灼见者,但在中央集权话语体系下这种结论还是占了主流。至于近代,陈寅恪等人进一步思考藩镇割据背后的社会基础,并且提出了河北“胡化”之说,认为在大量少数民族迁居的情况下,河北有着与中原不同的种族构成与文化性格,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基础。

张国刚认为不能把平定安史之乱时对降将势力的处理不当当作藩镇割据的成因。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瓦解,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西北、东北常年的边事使得兵与将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边将的权力也愈来愈大。在安史之乱中,玄宗幸蜀时下令赋予各道节度使自行调兵食、总管内征发、任免管内官吏等权力。这样,诸道的军事权与行政督察权实际上是合并了。而肃、代之际,由于安史之乱导致的帝国边疆防御体系的崩溃,西北边患十分严重,这同时也掣肘了平叛行动,使得唐廷不得不优容姑息降将们的不臣倾向。

关于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张国刚和他的老师杨志玖一样,否认大庄园地主是割据的阶级基础的说法(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唯物史观绝对化下的一种阶级偏见),认为相比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方割据,唐代的藩镇林立的经济背景与之有着很大不同:唐代的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土地流转十分频繁,这种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一方面使得土地私有者难以长期保持对大地产的垄断,以形成巩固的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农民破产而投向军队,成为募兵制下的职业军人,即“官健”,而非庄园主的部曲。职业军人以国家赋税支出的军费为生,此外,赏赐也是他们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他们极易因为优厚的赏赐而效忠军将,也可能因为经济待遇的不公而驱逐节帅,成为藩镇动乱的基础。

二、藩镇类型与动乱特点

对于藩镇的类型,张国刚的划分至今仍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他根据藩镇与中央的关系,将藩镇分为四类:

(1)河朔型,最显著的特征是割据,王赋不上供,节帅皆自立,是其本质特点。在安史之乱后至于元和的时间里,他们时常与中央对抗,成为帝国最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他们也并非完全独立,与中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他们还是帝国赖以巩固东北边防的重要力量。到了宪宗之后,长安与河北之间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自此再无大的动乱;

(2)中原型,为保护帝国漕运、抵御河北藩镇而设立。因为处于用武之地,时有藩帅拥兵自重,成为唐廷的隐患;

(3)西北边疆型,为抵御吐蕃等异族入侵长安而设置,但这也给唐廷带来了很大的军事压力和威胁。从西北藩镇设立的一开始,唐廷就通过各种手段削弱这些藩镇的力量,并且将嫡系的神策军的势力向这些藩镇扩展;

(3)东南型,主要是为了维护唐王朝的财赋供给而设置,藩帅一般由文士担任,且不长任。总的来说叛乱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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