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后的现代性反思

只有在行动者之理性（一种心理现象）与行动之理性（对行动者而言依其客观的后果来衡量）共鸣和重叠的时候，理性才是个人行为的好的指导。纳粹繁复的官僚体制，强大的国家机器，利用“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谎言一步一步摧毁了作为犹太人管理的犹太委员和犹太警察的道德自抑——在两种理性不和谐时唯一的束缚和潜在的救命稻草。犹太人在独裁者希特勒的领导下仍然妄想着通过对官僚体制的理性回应得到来自于纳粹的理性，殊不知如同在盲人谷，独眼人就是国王那般，非理性的冒险家——希特勒在现代官僚体制的理性世界里已经成为了独裁者。大屠杀作为一种社会学上的现象不是偶然存在的，它不是现代化中的一个bug，而是其中产生的副产品，事实上纳粹大屠杀的行政效率堪称现代化的顶峰。如何在现代化的背景下避免大屠杀的出现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在这一角度上，去回顾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程不是为了缅怀或者同情犹太人的遭遇，大屠杀不仅仅属于犹太人，而属于整个人类。总的来说很有逻辑和想象力，但是部分问题上个人的道德价值感太强烈。

齐格蒙.鲍曼毋庸置疑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现代性与大屠杀》也是一本划时代的社会学著作，但这本书的翻译实在令人失望，前四章读起来甚至比读英文原文还费解，再读他的书还是直接看英文好了，免得受头晕目眩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