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化研究 试译

讀冊無閒
2019-03-05 看过

第七章 文化研究

一、“文化研究”是什么?

一所大学的美国小说研读班正在阅读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这位教授指出了非洲文学和文化的来源,并描述了多层叙述结构的一些影响,接着简要回顾了这本书的女性主义框架,以及它对当代美国性别和种族态度的批评。学生和教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讨论,并对课文中的一些关键段落作了分析。

一名学生举手表示,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电影版本引起了许多非洲裔美国观众的愤怒反应。讨论开始了:艾丽丝·沃克对非裔美国人的刻薄描绘是否“背叛”了非裔美国人?斯皮尔伯格是强化了这本书的这一特点,还是淡化了它?故事对白人的描绘“公平”吗?这时,另一个人举起了手:“沃克是在宣扬女同性恋吗?”“斯皮尔伯格真的淡化了这一点!”教授回答道。

教室后面传来一阵有争议的声音:“好吧,我只是想知道一部有奥普拉·温弗瑞参演的电影还算是一部严肃电影吗?”在教授的指导下,同学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对其中种族、性别、流行文化、媒体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一番考察。他们对在小说、奥普拉·温弗瑞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和好莱坞电影中运作的手法——既从历史的,也从当下的角度——作了一番讨论。他们试图从沃克《紫色》中找出她在塑造人物个性及其社区时所采取的至关重要的手法,以此得出结论。

我们可以说,这节课堂正在进行“文化研究”。

文化评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①]表示,对文化研究下定义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文化”这个词本身就是出了名的难下定义。与本书中讨论的其他方法不同,文化研究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方法”,而是一系列实践。正如帕特里克·布兰克林格(Patrick Brantlinger)[②]所指出的,文化研究并不是“一种紧密连贯、统一的,有一个固定议题的理论思潮”,恰恰相反,它由“一系列松散连贯的倾向、争论和问题”组成。在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中兴起的文化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人类学、种族和民族研究、电影理论、社会学、城市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等元素:这些领域关注的是社会和文化力量,这些力量要么构建共合体,要么导致分裂和异化。

在《批评研究》、《文化研究》、《变音符号》、《女性主义研究》、《媒体》、《文化与社会》、《表征》、《符号》、《社会文本》、《工作与时日》等众多期刊的实践中,文化研究涉及到对一种文化现象——包括意大利歌剧,拉丁肥皂剧,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监狱建筑风格,人体穿刺——的审视,并针对这一现象在特定时期内的演变得出结论。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文化研究不一定是关于文学,甚至是“艺术”的。但是文化研究方法通常有四个共同的特征。

1.文化研究超越了文学批评或历史等特定学科的局限。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卡里·纳尔逊(Cary Nelson)和葆拉·特莱切勒(Paula Treichler)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导言中强调,文化研究在学术上的前景在于,它试图“跨越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利益,解决当下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它的方法论大致包括文本分析、符号学、解构主义、人种学、访谈、语言分析和精神分析。根据文化研究实践者的观点,智力作品不能也不应该停留在单一文本、历史问题或学科的边界上;批评家与被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构成了分析的一部分。

2.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导向。文化批评家将他们自己视为社会权力结构的“反对者”;他们质疑包括课堂在内的权力结构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并试图调整主导文化和从属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意义和个体自主性是从文化层面上被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们是可以被重新建构的。但当文化研究走向极端,它就构成了对个体自主性的否定,无论这种个体是一个真实的人还是一部文学作品。这是对人文主义“伟人”或“巨著”方法的一种反叛,并将美学和文化从审美和感性的理想领域,转向了整个社会日常生活的舞台,融入到了它的共同的“建构”之中。[③]

3.文化研究否认“高”与“低”或精英与大众文化的分离。所有形式的文化生产都需要结合其他文化实践加以研究。文化研究致力于研究整个社会的信仰、制度和交际实践,包括艺术。这可能意味着,除了在中央公园说唱,还要学习以斯拉庞德(Ezra Pound)的诗歌。流行文化,在大学里已经被研究很久了,但是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和透彻的分析。文化研究被一些人视为一种途径,通过打破知识壁垒的“反”学科方法,让大学重新与公众接触。

4.文化研究不仅分析所生产的文化作品,而且分析生产资料。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早就认识到这类辅助问题的重要性:谁支持某个艺术家?谁出版他/她的书,这些书是如何分发的?谁买书,如何营销?贾尼斯·拉德威(Janice Radway)对美国言情小说及其读者进行了里程碑式的研究(《阅读罗曼史: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它展示了文本对大众市场出版业决策的影响,即哪些书可以将其财务风险降至最低。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凯茜·N·戴维森编辑的《美国阅读:文学与社会史》一书。这本书包括了研究新英格兰殖民地文化和性别;十八世纪纽约的都市杂志读者;对技术革新,诸如更优质的眼镜、电灯和火车等对阅读的影响;读书俱乐部;以及作家和文本如何经历流行度和规范性的波动的文章。这些研究帮助我们认识到,文学并不是发生在一个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大多数关注点分离的空间。

因此,文化研究将自主性(即与个人生活有关的文化)与参与性结合起来,这是一种打击社会中阶级不平等的直接途径。虽然文化研究的实践者否认将“人文主义”或“人文主义”作为有效的范畴,但他们努力追求所谓的“社会理性”,这往往与(人文主义)民主理想极为相似。

与其他批评方法相比,文化研究方法对学生来说有什么不同?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和詹姆斯·费兰(James Phelan)观察到,“人们普遍预测,下个世纪的文化将‘重视人们富有成效地处理冲突和文化差异的能力’。从争议中学习是对未来公民的良好训练”。他们建议:“如果你觉得自己与传统的、客观的学术批评格格不入,那么你的这种疏离感可能会因为最近有人坚持认为,我们都是从特定的‘主体立场’和视角来阅读的,而不是从客观的视角来思考普世价值的,而有所减轻。” 对于“为什么要研究批判性争议”这个问题,他们指出,今天的学生可以从一个从未质疑过西方文化价值的班级,到另一个班级,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那种认为西方文化无可救药地受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帝国主义损害的观念,同样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些不同的课程中为自己构建一个对话可能是你所受教育中最令人兴奋的部分。

传统的维护者和文化研究的倡导者正在发动学院里有时被称为“文化战争”的战争。一方,对人文主义作为西方文明和现代民主价值观的基础——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观念进行了热情的辩护。而另一方,就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相信的,当前人文学科的“危机”可以看作是人文学科失败的结果;这种关于“不朽”价值的“话语体系”有时在其实践中否定了这些价值(《社会人物》序)。

“文化战争”最具争议性的特征之一是对传统的性别和性范畴的攻击。与所有其他绝对价值不同,这范畴被矛盾、含糊和多重的身份所取代。我们在第六章看到,女性主义不仅重新定义了女性特征,而且还催生了整个性别研究领域。这就意味着,继米歇尔·福柯之后,文化批评家们认为性与生理层面上的性别以及二元对立的男性/女性无关。我们也研究了一些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评论家的观点。但最大的争议来自于关注男同性恋美学的批评家们的争论。我们只要想想20世纪90年代初罗伯特·梅普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摄影作品展览后的强烈抗议,就会明白,当艺术中涉及到男同性恋时,文化冲突会有多么激烈。这是一场涉及到各个阶层的激烈争论。

在《暗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一书中,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解构了同性恋的病态,并将性本身视为“一系列行为、期望、叙述、快乐、身份建构和知识……的集合”。以塞奇威克为出发点,一些自称“酷儿理论”实践者的批评家拒绝了单一性别认同的概念,并将性的不稳定性与欲望的不可言说联系起来。PMLA[④]专门研究酷儿理论的特刊编辑, 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和迈克尔·瓦尔(Michael Wamer)认为,“酷儿理论”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种渴望创造“能够以持续、不加惩罚的方式提供性和亲密关系”的公众的实践。“酷儿公众”包括自我认同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与此同时,这种“公众”在“不同的时代对成员有不同的理解”。酷儿这个词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具有令人震惊的价值和“重新语境化的扭曲感”。

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为艺术而艺术”运动的美学家们一样,“酷儿”拒绝进步的社会变革这一启蒙性的概念,他们只追求快乐。唐纳德·莫顿(Donald Morton)说,欲望是“人类主体进入文化规范和习俗时,伴随着意义的产生而出现的难以控制的、难以抑制的过剩产品”。因此,欲望是一个独立于历史之外的实体,“无法捕获”,“无法表达”。莫顿认为酷儿理论的根源在于尼采的无政府主义怀疑论,甚至可以与20世纪90年代的“衰落的、网络化的、不规范的社会”相提并论。酷儿评论对“封闭性的代价”和“不羁的次要情节、民间成语与民间知识、表达策略、流言蜚语、省略和委婉语、笑话、识别和其他读者与文本和话语的关系带来的愉悦”进行了大量分析。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等评论家对莎士比亚和其他剧作家提供了令人惊讶的新解读,而其他读者则“回到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等同性恋作家那里,对文本中蕴含的性密码有了更好的线索,对欲望在文本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好的认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研究的弱点在于它的长处,特别是强调方法和主题的多样性。文化研究可能仅仅是知性的大杂烩,批评家在没有充分研究和解释是什么首先造就了一个“文化”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把引人入胜的文本和对象结合起来,以回应其他文本和对象。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并不总是伴随着历史学家为建立“文化”而进行的“艰苦”研究。通常,文化批评家仅根据少数文学资料和少数轶事,就假定文化的存在。许多文化研究的反对者认为,如果一切都是“文化建构”的,而不是由个人的情感——也就是人类的情感——所创造或对待的,如果我们没有可以诉诸的真理领域,无论是宗教、哲学、心理学,还是其他领域,那么世界以及伟大文学的书架就会突然变得空空如也。但是,就像所有的文学研究方法一样,虽然文化研究不是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艺术的唯一手段,它也能提供很多东西。在简要讨论目前流行的三种文化研究方法之后,我们将转向从文化研究的许多视角来看待这五部作品。

二、文化研究的三种方法

A.英国文化唯物主义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致力于重新定义英国文化,这对后来的文化研究——在英国通常被称为“文化唯物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是一位人类学家,他的开创性研究《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开篇写道:“从最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讲,文化或者文明,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员而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到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是对英国思想家产生重要影响的欧洲大陆思想家,他也同样倾向于认同原始人就已产生文化的观点(见《神话学:生食与熟食》(The Raw and the Cooked)),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改革派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工人阶级也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文化并不是文学精英和艺术精英的专利,认为文化是“普通平常的”。正如威廉姆斯所说:“实际上没有群众;只有把人视为群众的方式。”(《文化与社会》)

因此,在英国有两条发展“文化”的轨迹。一种主张回到过去,回到统治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文化具有神圣的功能,即保护过去以对抗现在。第二种则面向未来,追寻一种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它将消除劳动和休闲之间的区别,使一成不变的规则发生转变。正如《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所指出的,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具有左翼政治倾向,“即批判战后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方法中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反历史主义和非政治主义的东西”。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文化唯物主义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其创始人是F.R.利维斯[⑤],他的作品深受阿诺德的影响。利维斯试图利用教育系统更为广泛地传播文学知识和欣赏能力;为了提高读者的道德情感,他发扬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伟大传统”。 这个计划受到大众文化的威胁。雷蒙•威廉斯和西蒙•霍加特(Simon Hoggart)这两位工人阶级出身的理论家,对利维斯主义[⑥]的反应颇为矛盾。他们称赞经典文本的丰富性,但发现它往往会抹去围绕它的公共生活形式。在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帮助下,文化“霸权”的概念变得流行起来:这个词指的是一种不可见的统治关系。威廉姆斯将霸权主义描述为“为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组成的一种真实感,……,使人们习以为常地接受,离开它便难以行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基于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研究,出现了一种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个体在意识形态的规训中被生成,如果国家和资本主义要摆脱革命的阴影从事再生产,这种意识形态是必要的。认同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会让人感到强大,因为正如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所主张的那样,人们看到自己在主导意识形态中的镜像,出于一种“对阉割的恐惧”或者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独立的焦虑,采取行动以“取代父亲的位置”。它的诱惑总是虚幻的。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一种对现实“错误的认识”,它通过一种逃避的过程作用于人。但历史唯物主义,如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使人们认识到意识形态的运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称之为“政治无意识”。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s)等人的符号学——即把语言当作“符号”来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它能让人们以与阅读文学同样敏锐的批判性思维来“解读”文化。英国批评家们被引导去“解读”这个“符号”,认为它是意识形态或霸权主义的,并在他们的准则中揭示出“意义地图”。意义成了阶级斗争的场所。正如俄罗斯形式主义者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和他的同事们所主张的,意义是在这种斗争中对话产生的,它既是矛盾的,又是集体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

“一词多义”——或者说是意义的转移——帮助批评家们看到了文化产品如何与新元素结合在一起,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不同的影响。女性主义在帮助文化唯物主义者认识所谓“公正”的观念实际上却是由父权制等权力结构塑造的。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精英与大众形式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了最具争议性的研究,他对英国思想的贡献是提出了“符号资本”的概念:例如,在许多文化中,姓氏是社会“最有价值的积累形式”。那些拥有物质资本的人也必须建立和展示符号资本,例如艺术,以保持对劳动和他们的物质产品的控制。例如,像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这样的作家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传播的印度形象,看似不带恶意,却揭示了白人“种族”比亚洲人优越这样根深蒂固的论点;但对英国人来说,种族本身不是问题,布尔迪厄会说:这是钱的问题。

B.新历史主义

“拉普他岛”——“妓女”。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为什么在《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第三次航行中给飞岛起了这个名字?自18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读者和专业评论家。这座岛屿的科幻色彩仍然吸引着我们——但为什么是“妓女”呢?也许会有答案,而新历史主义或许是一种解读它的方式。本节稍后将详细介绍这一点。

“如果20世纪70年代可以被称为解构主义的时代,”约瑟夫·利特瓦克(Joseph Litvak)[⑦]写道,“对20世纪末批评的一些概述,很可能会把80年代描述为复归历史的标志,或者或许标志着指称物的复苏。”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所坚持的那样,“永远要历史化!”他认为这是一个口号,“对所有辩证思维来说都是必要的”。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历史学科的一种回归,其多样的实践形式涉及到文学之外的问题,包括书信、日记、电影、绘画、医学论文等等。它不仅在文本中寻找对立的张力,还从相关的历史中寻找对立的张力。新历史主义者寻求“令人惊讶的巧合”(我们在本节末尾给出的一个例子),这些巧合可能会跨越以往维持的一般的历史和文化界线,突出隐喻、仪式、舞蹈、服装或流行文化让人不曾意料到的传播和互换形式。

新历史主义产生于一系列不同的实践,这些实践本身并不新鲜:正如卡瑞利·伯特(Carolyn Porter)所言,“‘向历史的转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认为,美国研究、妇女研究和美国黑人研究项目在大学校园的出现,是文学批评性质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文化研究一样,新历史主义也难以界定;正如H.阿兰穆·威瑟(H. Aram Veeser)所指出的,“新历史主义以一种方式将文学、民族志、人类学、艺术史和其他学科与科学囊括在一起”,而这种方式“它的政治、它的创新性、它的历史性,以及它与其他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新历史主义者拒绝用一种单一的方法论来定义他们的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和文化是一种由各式各样对其感兴趣的人建造的不断变化的结构,因此,新历史主义学者必须包含福雷斯特·G·罗宾逊(Forrest G. Robinson)所称的特质,即“基于原则的变通能力,洞察所有观点中歪曲部分的敏锐观察力,以及在发现双重性和颠覆中培养出来的愉悦感”。

福雷斯特·罗宾逊和其他人认为文艺复兴学者、《表征》(Representations)杂志的创始编辑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是新历史主义的领袖。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在英国学院的论文《即兴与权力》(Improvisation and Power),以及一系列开创性的文章和现代语言协会会议,启发了其他早期新历史主义作家,如路易斯·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沃尔特·本·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和凯瑟琳·加拉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格林布拉特在《文类》专刊一篇文章的序言中提出了“新历史主义”一词,不过这个词实际上是由文艺复兴研究领域的另一位批评家创造的。格林布拉特将对自己实践的主要影响归源于福柯、詹姆逊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他们都将艺术与社会问题作为相关的制度化实践提出。格林布拉特指出,詹姆逊指责资本主义造成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错误区分,以及利奥塔认为资本主义迫使这些世界错误地融合在一起,新历史主义存在于这两极之间,试图在打破僵化的历史和经济理论的情况下,解决“资本主义明显矛盾的历史影响”。

根据威瑟的观点,新历史主义“推翻了禁止人文学家去干预政治、权利,以及影响人们实际生活中所有问题的不干涉原则,”主流观点认为,最好还是留给那些可以信赖的专家,以此维护‘我们’全球知识领域的秩序与稳定。”这种跨越边界的行为已经对新历史主义的反对者构成了威胁,他们警告说,如果“我们”——批评家——越界进入“他们”的领地,那么“他们”——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很可能会威胁“我们”的领地,模糊以前被认为是特殊的、受保护的文学批评实践。爱德华·佩克特(Edward Pechter)最恰当地表达了反驳,他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即文学研究的“新政治化”。然而,正如威瑟所回应的那样,正如新历史主义是对形式主义的攻击一样,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反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延续”。凯瑟琳·加拉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支持这一观点,她认为,好的批评不应体现特定的政治价值,而应始终对所有话题最严格的讨论持开放态度。

尽管新历史主义希望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认同,但新历史主义经常使用来自市场的经济术语:思想意识的“交换”、“谈判”、“流通”。正如威瑟所指出的,正是这种“交换的时刻”吸引了新历史主义者,因为社会价值反映了文学文本中可能出现的“符号资本”:批评家的作用是打破经济和非经济的界限,以表明那些据称最无私和自我牺牲的行为——包括艺术——都是为了最大化的物质和象征利润。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说,“当代理论必须重新定位:不是在阐释之外,而是在谈判和交易的隐秘处”。(《通向文化诗学》)

伯特把新历史主义和旧历史主义作了对比;后者试图“参照电影《进步》(Progress)中通过一系列场景被权威地展现出来的世界观,将(历史)分期”,仿佛所有伊丽莎白时代的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新历史主义反对这些场景,主张只有通过权力形式的相互作用来安排历史。然而,一些新历史主义者,如道格拉斯·布鲁斯特(Douglas Bruster),正在重新评价“旧的”历史主义,他们认为,“只有采用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形式主义批评的丰富传统,我们才有可能纠正莎士比亚与历史的关系。”这种对二元论、动力论、对话关系的持续关注,使得新历史主义令人兴奋。

让我们以一个新历史主义阅读一篇著名文章的简短例子来结束这一节。在《飞行的岛屿与女性解剖学:格列佛游记中的妇科与权力》(60-76)一书中,苏珊·布鲁斯(Susan Bruce)读了格列佛游记的第三本书《拉普塔之旅》(A Voyage to Laputa),对这本神秘的书有了新的理解。熟悉西班牙语的学生总是难以回答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什么斯威夫特把飞行中的岛屿命名为‘Laputa’,在西班牙语中它的意思是‘妓女’?”在她的文章中,布鲁斯将格列佛游记出版后不久的1727年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包括18世纪的性别问题、助产士和医生之间的关系,以及涉及“畸形分娩”的著名丑闻。

布鲁斯首先描述了1727年由科洛里尼·迪马科出版的四卷本《格列佛游记》。在书中,作者简洁地描述了他对斯威夫特作品的观察,直到第四本书《慧骃国之旅》(A Voyage to the Houyhnhnms)的一章,在这一章中,格列佛捕捉兔子作为食物。在这一点上,迪马尔科失去了对自己言辞的控制,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

但在这里,我必须告诉你,迪安先生,顺便一提,格利佛先生的兔子是野生的科尼兔,不是驯服的、没有胆量的兔子,比如圣·安德烈那个无耻之徒向公众宣传的那只从萨里的戈达尔明一个女人身体里生出来的兔子。安德烈不知凭怎样的运气,欺骗了那些外国人,得到了皇家解剖学家的职位。

迪马科指的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丑闻, 涉及皇家医生圣·安德烈,和"兔子女人" 萨里的玛丽·托夫特(Mary Toft), 1727年她设法说服了医疗行业的各个成员,使他们相信她生了一些兔子, 实际上是她将这些兔子已经插入到她的阴道, 然后“分娩”出来。布鲁斯问,为什么迪马科会觉得有必要把这一点包括在注释内?通过研究玛丽·托夫特(Mary Toft)著名审判的记录和圣·安德烈最终名誉扫地的结局,她把这一事件与格列佛游记和其他作品中对女性身体的文学描写联系起来。

布鲁斯描述了助产士教育的趋势,以及医学界希望消灭助产士的愿望。通过查阅那个时期为有文化的助产士出版的相关书籍,以及玛丽·托夫特受审时的证词,布鲁斯发现这种敌意不仅针对在这场骗局中与托夫特合作的助产士,而且还针对一般女性。布鲁斯接着将男性当权者对骗局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权力的愤怒,与格列佛在《格列佛游记》中对女性的描述联系起来,尤其是他对女性身体令人作呕的描述,比如,他对坐在桌旁的巨人国王后以及他爬的那个长在巨人国女人乳房上的巨大肿瘤的描述。这意味着在男性的视角中, 放大的女性身体导致的并不是理解的加深,而是恐怖和厌恶。但布鲁斯将格列佛对身体的渴望与他那个时代由科学的兴起带来的焦虑联系了起来。

翻到第三卷,布鲁斯对悬浮岛拉普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将它描述为对一个女性身体的巨大隐喻。拉普塔岛是一个圆形的岛屿,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深坑,岛上的天体学家通过这个深坑,下到一个名叫“弗兰多纳·加诺拉(Flandona Gagnole)”或“天体学家之洞”的穹顶,在这中心有一块推动拉普他移动的巨大天然磁石。布鲁斯将使拉普他悬浮的物理结构比为女性的子宫和阴道,认为格列佛和拉普他人能够随意进入这个洞穴,不仅控制了磁石的运转,而且控制了整个社会的运转。正如布鲁斯所言,“这个岛的名字正源于此:在一个典型的厌女症的环境中,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使这个身体成为妓女:拉普他。”

然而,布鲁斯继续说到,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最终驱动拉普他走向毁灭,岛上的男性越限制他们的女人前往巴尔尼巴比(在那里女性与巴尔尼巴比的男性私通),男性无能就越威胁着拉普他的社会。有人回忆说,格列佛在几个方面注意到了男人的无能,从那些将他们从科学沉思中赶出来使他们说话的“拍子”,到格列佛告诉我们拉普他女人“异常欢快”;她们瞧不起自己的丈夫,并且格外喜爱陌生人……但没劲的是,他们的行动太过容易和安全,因为做丈夫的总是一心一意地思索,只要给他一张纸和必要的工具,负责拍打他的仆人又不在他身边,那么妻子和情人尽可以当着他的面尽情亲昵。”布鲁斯将“各种各样控制女性身体的科学尝试”与第三卷中关于语言的争论(比如只产生支离破碎句子的所谓“改进思维知识的机器”),以及女性和平民希望“像祖宗先辈那样用舌头讲话”的要求联系起来。

因此,在“拉普他之旅”中,试图将女性身体置于控制之下的尝试与这样一种认识相冲突,即这种控制必须包括对该身体产生的话语的控制。但斯威夫特暗示,女性的身体不能被这样控制,因为没有人能够控制女性的话语和性欲。迪马科对玛丽·托夫特事件的焦虑表明,那个时代最受推崇的讽刺文学中最令人困惑、最不为人理解的部分,“与这一时期关于女性权力的争论有直接联系,这种权力围绕着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以及对“话语”或与之相关的权力的控制。”最后一个历史记录:1727年出版的一本据说是“利力浦特和不来夫斯古国王的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巴尔尼巴比科学院院士,莱姆尔·格列佛,”写的小册子。它的题目是:被解剖的解剖学家:最终被带到床上的男性助产士。它的主题是玛丽·托夫特,那个“兔女”。

布鲁斯的这种创新和启发性的方法清楚地表明了新历史主义的潜力。正如伯特所说,一旦我们从“历史”中解脱出来,从僵化的“世界观”和文学批评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可以抓住机会“将文学文本视作文化变迁的媒介和影响,参与到一种文化对话中去,而不是仅仅重复在对话中得出的结论,好像它不可能得出其他结论一样……此外,我们应该提出一种批评以更好地理解“历史语言:那个完整的领域”。

[①]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其一生中,威廉斯广泛研究了文学艺术、政治、大众传媒、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独具匠心的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②]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英语教授。代表作有《阅读课:19世纪英国小说中大众文化的威胁》(1998)、《国家小说:1694-1994年英国的文化与信用》(1996)、《黑暗统治:1830-1914年英国文学与帝国主义》(1990)、《克鲁索的足迹:英美文化研究》(1990)。

[③]政治指向:对于传统的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而言,文化是艺术与审美的自主领域,它超越了功利关系与社会利益,并具有超时空的永恒价值。文化研究解构了这种“自主性”的神话。它不通过参照文体的内在的或永恒的价值,而是通过参照社会关系的总体地图,来解释文化差异与实践。

[④] 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

[⑤]利维斯(F.R.Learisite,1895-1978),英国文学评论家。1925年起在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任教,1962年退休后曾任多所英国大学教授,1967年在剑桥三一学院开设克拉克讲座,1978年被授予荣誉勋位。利维斯认为文学应与对生活的批判紧密联系,文学评论家的职责是按作者的道德立场去评价作品。1932-1953年间他与妻子多萝西创办的评论季刊《细察》,被许多人认为是他对英国文学的最大贡献。代表作有《英圈诗歌的新方向》(1932)、《英国诗歌的传统与发展》(1936)、《伟大的传统》(1949)、《共同的追求》(1952)等。

[⑥]利维斯主义(Leavisism)的核心是强凋英国文化的“伟大传统”,它对文化的看法,这与法兰克福学派颇为接近。那就是强调经典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强调高雅文化,而面对大众文化的侵蚀则忧心忡忡,因为后者对前者是巨大的威胁。面对这种精英主义文化观,文化研究努力想扭转方向,把研究的焦点对准被利维斯主义所忽略了的文化现象。在威廉斯的研究中,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始终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他的文化研究与霍加特、汤普森等人的研究构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后来在伯明翰学派的领袖霍尔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⑦]约瑟夫·利特瓦克是塔夫茨大学的英语教授。1981年,他在耶鲁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维多利亚文学、文学批评与理论、冷战大众文化和犹太文化研究。他著有《奇怪的美食家:复杂性、理论与小说》(杜克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著有《表演:19世纪英国小说的戏剧性》(加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他还著有《犹太人之后:鸽子文化》(After the Jew: StoolpigeonCulture)和《好莱坞黑名单》(the Hollywood Blacklist),即将由杜克大学出版社(Duke University Press)出版。他关于普鲁斯特和“复杂性”的文章出现在伊芙•塞奇威克(Eve Sedgwick)编辑的《凝视小说》(Novel Gazing)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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