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阿栗
2019-03-03 看过

中国近代的历史,姑且就按最常见的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说法吧,从晚清到民国,又到建国初,直到21世纪的今天,在一直一直的由不同的人反复书写。一如薛福成在19世纪末回顾前半个世纪的文字又被民国以及后来者作为当事人心态和思想的史料研读琢磨,一层一层涂抹砌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近代史的模样。

上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时候常和室友感叹,中国古代史两千年也通史课也就上一年,近代史洋洋百余年堪堪一年内也才勉强讲完。年份近了,资料多了是一方面,关心的人也更多,更重视;和现在的政权的联系也更紧密,从民国以来,就用晚清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为自己的行为做注脚。这本也无可厚非,甚至历史最终会要拿来为政治服务的,即便你做学问做研究的时候主观上力求客观,不受其他因素扰乱,其结果或许会被应用到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但我想如果自己的成果能为他人提供了一点帮助,定会有意义。

清帝国的转变实际是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叫醒了这个浑浑噩噩的帝国,之前的二十年时间说是开放,其实与先前并没有多大改观。西方的生产方式,思想对整个帝国来说影响甚微。现在或许会有人嘲笑清政府因为无知而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实力强劲的千百年来都居于自己的世界的中心的团体,对自己的生命力是非常有自信的。一个在以往千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国,很少会在受到鸦片战争这个级别的扰动而迅速做出大幅度的调整。因为内部改革带来的变数和损失或许都会大于战争的骚乱。

近代的阵痛的因果分析不该仅仅归结到鸦片战争就结束了,鸦片战争只是引线的点燃,早在之前的闭关锁国就埋下了长长的火药。

近代的纠结与震荡主要来源有王朝正常的周期盛衰,以及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当两者同时到来,用以往的法子就难以应付。很多的时间,我们一直是在中与西之间摇摆,或中体西用,或满腹自信,或全盘否定,或尊孔或批孔,卢梭马克思一个个接踵而至,在中z西的碰撞中挤出一条路来,再走一遍会不会还是会走出同样的路,真的不得而知。回望这段历史时,又会写出怎样的故事。

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汤因比在他五十年代的环球游记《从东方到西方》中这样写道:

时至今日,在东亚摆布新艺术,新制度或新理念一以贯之的做法向来不是新陈代谢,而是让新旧并行不悖。东亚人并不抹去旧事物并在原地上安顿新事物,他们总是保留原有的东西,总能为新旧事物找到相应空间并排摆起来。

我以为陈旭麓先生的所谓“新陈代谢"也是大抵上这个涵义,因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新陈代谢并不是如汤因比想表达的那样旧的全部消失,新的一次性出现,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旧缓慢交替融合,无用的排出,有营养的收下。

也不知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回望这段历史时,又会写出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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