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动机 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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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捕手

1994年发生在心理学界内部的纷争。当时,德西已成为业界权威,却面临人生第一次理论上的大挑战。青年心理学家卡梅隆(J. Cameron)在博士论文中使用元分析研究技术,综述了100多项实验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奖励无害,奖励促进创造性。她试图反驳德西、莱珀、阿马比尔等人的研究结论。

德西等人能经得住考验吗?在这场卷入多位著名心理学家、持续六年多的学术争论中,结局是德西等人完胜。在指出卡梅隆与其导师的各类研究错误(比如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研究报告、忽略不利的研究报告、对奖励厘定不清)之后,德西等人在1999年,通过一份非常完善、堪称元分析典范之作的研究报告,彻底捍卫了声誉,从此一锤定音。德西等人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对过去30年128项实验研究进行了审慎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外部奖励削弱内在动机。这场争论使得自我决定论在动机心理学中,令人信服地领先于其他研究模型。

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如何才能去做喜欢的事情》(How to Do What You Love)一文中写道:“最危险的谎言来自孩子的父母。如果某人选择无聊的工作是为了让全家人生活得好一点(很多人也真的是这么做的),那么他的孩子很可能受其影响,也认为工作挺无聊的。如果父母能为自己多考虑考虑,教出来的孩子反而会好一些。热爱工作的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昂贵的房子无法带来的。”

自主与控制

这本书阐述人类动机,围绕着某一行为是自主的还是被控制的这一重要区别来组织其内容。从词源上讲,自主(autonomy)一词源于自我管理(self-governing)。实现自主,意味着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也就是说,凭自己的意志做事,并感到自由。自主行事时,人们完全愿意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且带着兴趣和决心沉浸在做事的过程中,其行为源于他们真正的自我感觉,所以,他们是真实的。相反,受到控制(controlling)意味着人们在压力之下行事。假如人们受到控制,在行动时便没有一种获得个人认可的感觉。他们的行为并未表达自我,因为自我已经屈服于他人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地将人们的状态描述为疏离(alienated)。

在某种程度上,非自主的行为就是被控制的行为,它有两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是顺从(compliance),即顺从掌权者希望实施的解决方案。顺从意味着做别人要你做的事情,因为别人已经告诉过你要做这件事。

第二个类别是反抗(defiance),这意味着仅仅因为人们期望你怎么做,你就一定要悖逆这种期望来行事。顺从和反抗存在于一种不稳定的关系中,代表着对控制的互补反应。哪怕在某一个体之中,也总是有一种倾向占据主导地位,不是顺从,就是反抗。

只有自主的行为能带来真实性,因为它意味着行为人要成为自身行为的创造者,也就是说,按照一个人真实的内在自我行事。理解自主、真实性和自我的关键是被称为整合(integration)的心理过程。一个人心理的各个方面,与他内在的核心自我相整合或者相一致的程度是不同的。只有当引发和调节某一行为的过程与自我相整合时,该行为才会是自主的,这个人才是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真实就是与真实的自我一致。

当他的行为带有“不得不做”而不是“选择去做”的体验时,就既不自主,也不真实。

自主:激发内在动机的第一个心理需要

德查姆斯的观点是,人们努力寻找个人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努力让自己感觉自己像是行为的本源)只是一个开始,而人格心理学家亨利·默里(Henry Murray)等人的贡献,有助于完善这一概念。默里认为,人不仅有生理需要,也有精神需要。人们对于自主感和自我决定感或许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需要,人们需要去感受德查姆斯所说的个人因果关系。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感到他们的行为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不是由某些外部来源强加的——他们行为的缘由,存在于他们自身内部,而不存在于某些外部控制之中。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观点,但其意义极其深远。人们需要感到自主,这暗示着这种需要一旦不能满足,就像不能满足温饱的需要一样,可能导致人们幸福感下降,进而产生各种不良适应(maladaptive)的后果。

我们使用与金钱实验相同的通用索玛范式,通过威胁研究对象(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认真拼拼图,就要惩罚他们)来激励他们拼拼图。结果,研究对象确实做得很好,没有受到惩罚,但这是一种负面的体验。事实上,威胁很像金钱:它鼓励人们尝试着拼拼图,却剥夺了他们参与这种有趣活动本身的愿望。

不久前,我的朋友又见到了他姑妈,她告诉他,自己好多了。她一直坚持服药,有几个月没被送去急诊室了。什么情况?首先,她换了个医生。她说她更喜欢这个新医生。有趣的是,新来的医生和她谈了很多关于药物的事情,在谈话中,医生问她一天中什么时候服药对她来说是最好的。(这在医学上真的并不重要。)她想了一会儿说:“晚上,就在我上床睡觉之前。”她说,如果医生可以接受,那她就可以将这种服药计划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她还说,睡觉前她总会喝杯牛奶,可以一边喝牛奶一边吃药。这一切都很有道理。她的医生给了她一个选择,让她自主安排自己的服药方式,这让她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她每天都服药,疾病对她的影响也减小了。

当医生让我朋友的姑妈自己选择时,似乎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让她更负责任地坚持到底。第一,她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每天晚上喝杯牛奶的习惯)来安排任务。换句话讲,她选择的时间表对她来说更可行。第二,这位女性感到自己被赋予了权力,有了选择的机会,这对她是一种激励。她的内在动机增强了,因为这个选择支持了她的自主。当然,有些时候,医生应该做出决定,因为他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但如果他在可能的情况下为患者提供选择,就能产生积极的激励效果。

依靠奖赏和控制来激励员工,仍然存在一些实际的问题,在决定使用激励策略时,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

第一个问题是,一旦你开始用奖赏来控制人们,就不可能轻易回头。实验表明,当行为成为赢得金钱奖赏的工具时,换句话讲,当人们为了获得回报而行事时,只有预期会得到奖赏,这些行为才会持续下去。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好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奖励的活动,是我们在停止奖赏后还希望能长期坚持的活动。例如,假设你经营一家健身中心,使用奖励制度鼓励人们锻炼,你会希望那些人在你不再奖励他们时仍然踊跃地参与健身。但很有可能的是,如果他们锻炼是为了获得奖赏,那么,一旦没有了奖赏,他们就会停止锻炼。如果你奖励你的孩子学习,比如每获得一个A就奖励1美元,那么,你会希望孩子在奖励制度不再执行后仍然对学习充满热情。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会不会这么做。再一次提醒,你还记得当人们不再给海豹吃鱼时,它们就会停止令人愉快的表演吗?

第二个问题,我们已经提到,人们一心想着获得奖赏时,很可能会选择走捷径。然而,走捷径并不是我们希望提倡的。还记得丽莎是如何看着时钟,只想演奏最简单的曲子吗?更麻烦的是,你还记得保险推销员是如何欺骗和操纵他人来推销自己的产品的吗?

根据我自己早期的经验,我也知道上述这种情况真实存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在刚入学的第一周,我们的老师库克小姐告诉我们,所有的书都放在教室后面的书柜里。和大多数5岁孩子一样,我渴望成为一个爱读书的学生,库克小姐热情地鼓励我们读书。她解释了签名取书的程序,因为这就像个图书馆,我们每拿走一本书,都要签名登记。然后,为了增加一点激励,她告诉我们,读书最多的学生将在年底获得奖励。库克小姐没有说奖金是多少、奖品是什么,而年底肯定还十分遥远。但我知道,不管奖金多少,奖品是什么,我都想要。我猜想,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得到伴随这些奖励而来的表扬。

但是,到后来我终于弄明白,这个奖实际上颁给了签名取书最多的学生,而不是读书最多的学生。于是,我开始一本接一本地签名登记。我不记得自己读了多少书,但肯定不如签名登记的书多。当年底终于到来时,我赢得了一大盒蜡笔。现在回想起来,我很难过。当时赢得蜡笔是件很美好的事情,但它们早就不见了。本来我有可能读更多的书,可以从那些书中获得更多的知识,但我把目标确立为尽可能多地签名取书而不是真正地读书,所以,我的读书变成了应付,也没能从书本中学到知识。至于我是如何侥幸成功的,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现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点难堪,觉得自己有点像前面介绍过的保险推销员。这就好比我为了一盒蜡笔而出卖了自己的道德。不过,5岁的孩子当然不太了解道德,因为道德推理能力是在孩子一生中,按照可预测的时间系统发展起来的,那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形成道德的概念。

在好奇心和兴趣的推动下,对胜任和自主的共同追求是一种互补的成长力量,使得人们在一生中不断取得成就并且不断学习。目前报告的研究以及之后的研究都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各个层面上,感到胜任和自主并且主导自己生活的人,都比不具备这种胜任感和自主感的人过得好得多。

瑞安了解到,尽管斯蒂芬妮很瘦,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很胖。不管别人怎么想,她的臀部在她看来宽得令人讨厌,大腿也显得很粗。但有趣的是,她对自己身体的这些感知,只有在她感到无能、挨批评或者被人评判的时候才会出现。

我想强调一点:说到胜任和自主时,真正重要的是个人的感知。要获得内在激励,人们需要认为自己是胜任和自主的,他们需要感到自己是高效的和自我决定的。别人的意见不起作用。

人们对胜任(或者不胜任)的看法,往往与他们在某些目标活动中的实际表现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当人们在一项活动中取得成功时,可能认为自己更加胜任。他们赢得

当卡尔·罗杰斯描述心理自由或者“全面发展”的人时,他变得欣喜若狂。罗杰斯说,这样一个人“完全投入在做自己的过程中,从而发现自己是完全而真实地融入社会的……”罗杰斯指出了瑞安和我认为的第三种内在心理需求。人们不仅需要胜任和自主,还需要在感受到这种胜任和自主的时候感受到与他人的联系。我们称之为联结(relatedness)的需要,即爱与被爱的需要,关心与被关心的需要。

内化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摄(introjection),弗里茨·皮尔斯把内摄比作全盘吞下一条规则,而不是消化它;另一种是整合,它包括“消化”,是内化的最佳形式。坚守一条推动你前进的严格规则(这条规则对你做出规定、提出要求并且贬低你的身份),并且按照这条规则行事,这意味着你只是将这条规则内摄了,并不能为活动被真正自主地执行打下基础。自主行事需要你将某条已经内化的规则作为自己的规则加以接受,规则必须成为你的一部分,必须与你的自我整合起来。通过整合,人们愿意为那些重要的但没有趣味的活动(也就是那些本身并不具备激励作用的活动)承担责任。

人们对自主的需求,即人们在自我管理时对内在因果的要求,为规则的整合(而不仅仅是内摄)提供了能量。因此,尽管对联结和胜任的需求可以激发内摄信念,但正是对自主的需求,才倡导将价值观或调控过程整合入自我。

人们常常接受他们所属群体的价值观和规则,并随之采取相应的行动。当这个过程不够充分时,就会导致内摄——也就是说,内化将以“应当”和“应该”的形式出现。可以这么说,内摄信念是一个人头脑中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外部,并且发出命令——有时像是军事训练中一个心胸狭窄的中士,有时像是充满爱意的好心阿姨(尽管这依然是侵入脑海的声音)。当内化整合起来时,当它们成为某人真实的一面时,它们就允许更真实的行为和互动出现。

当一系列的内摄信念对某个人的控制没有那么牢固时,第二种可能的反应就会出现。其结果是人们半心半意地坚持。有人给我讲了一个年轻人接管家族企业的事,年轻人并未将接管家族企业这件事情整合入自己内心,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真的感到很无力。这使得他以一种矛盾的心态经营公司,最终导致公司经营失败。他抱怨事情的进展缓慢,为糟糕的事态找了无数的借口,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他无法从这些内摄信念中解脱出来。这些内摄信念对他的控制强大到足以使他继续经营公司,但不足以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公司的经营。

内摄的价值观和规则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结果,但这些都不是最理想的。显然,这种半心半意的服从以及彻底的反叛,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而且,虽然死板的服从可能会使社会化代理人感到高兴,但服从者将承受沉重的代价。

孩子对价值观的内化与整合越充分,取得的成就就越大,也能做出更好的调整。通过把在学校表现出色(以及在家里帮父母做家务)的价值观内化,年轻的孩子变得更有责任感,也洋溢着更大的幸福感。特别有趣的是,支持孩子的自主,对于孩子保持内在动机并因此变得更富创造性、更能深入地处理信息、更加喜爱他们的活动等,都是至关重要的背景因素。同时,事实也证明,支持自主对于促进那些重要但没有趣味的活动的动机内化与整合,同样十分关键。

内化的表现是指研究对象晚些时候会再次做这项任务,也就是说,把他们随后的自由活动时间花在这项任务上,而不是花在其他事情上,比如阅读杂志。

实验结果表明,如果研究对象在这些支持自主的行为(提出理由、承认感受和尽量不施加压力)出现时内化了某条规则,那他们也就整合了该规则。这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在随后的行为中感到自由,并表现出对任务的喜爱,而且,他们相信这对他们个人来说很重要。他们带着真正的意愿去做这件事。

真正的自我始于内在的自我,源于我们内在的兴趣和潜力,源于整合我们体验的各个全新方面的有机体倾向。在完善和提升真实的自我时,人们会产生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出于对自主、胜任和联结的需求,人们愿意为他人付出,也愿意给予他人需要的东西。整合了这些价值观和行为,人们会变得更有责任感,同时也保持着他们个人的自由感。

摄的东西是不完整的,或者说不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僵化的要求、概念和评价而存在,这些是虚假自我的基础。

内摄可以是强大的动力,无情地推动人们以特定方式思考、感受或行事。但内摄也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这证明了内摄是一种不良的适应。内摄与焦虑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人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对失败和失去尊重的恐惧之中。内摄还伴随着一种内心的冲突,即在我们内心提出要求、哄骗和评价我们的内摄控制者与被指导和被批评的内部自我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愈演愈烈。内摄是一个过程,它促使了虚假自我的出现,促使了一套僵化的规则和严格身份认同的出现,同时,它也是一个使人们失去与真实自我的联系的过程。

自我卷入(ego involvement)是心理学家用来定义人们感觉自身价值依赖于特定结果的过程的一个术语。当人们坚持内摄信念,而这些内摄信念又被有条件的价值所支撑时,这就被称为自我卷入。如果男人的价值感依赖于从工作中积累财富,他就是自我卷入于工作;如果女人的价值感依赖于在健身俱乐部赢得比赛,她就是自我卷入于运动。

研究表明,自我卷入不但会削弱内在动机,而且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它还会损害学习能力和创造力,使人们在任何需要灵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任务上的表现变差。自我卷入的僵化妨碍了有效的信息处理,它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变得更肤浅。

简而言之,自我卷入建立在脆弱的自我意识之上,它不利于自主。因此,要变得更自主(更加自我决定),就需要人们从自我卷入中摆脱出来,并且逐渐放弃自我卷入。

夏洛蒂·塞尔弗(Charlotte Selver)发展了“感官觉察法”。这是一种允许一个人的内部功能与真实自我结合得更紧密的方法。夏洛蒂有很多著名的学生,比如精神病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弗里茨·皮尔斯和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他们和她一道,努力找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内心平和以及对周围环境更敏感的感知。我曾听夏洛蒂说过:“如果你不怕变胖,那么你就能变瘦。”如此简单的表达,却道出了极其深刻的道理。

夏洛蒂强调了存在于许多人内心的挣扎,他们在迫使自己变瘦的自我卷入和抵制这种压力的自我之间不停挣扎。人们试图强迫自己减肥,并且威胁自己,如果没能减肥就会恨自己,这样一来,他们就产生了抗拒。他们给自己施加压力,然后又抗拒这种压力,最终削弱了自己成功的可能。出于对内摄控制的怨恨,他们会进行自我妨碍。为了减肥,或者说,为了改变任何其他行为,人们如果从一开始就放弃自我卷入,让自己从内摄的挣扎中解脱出来,从不可避免的自我憎恨中解脱出来,就会更加成功。做到这点,“他们就会变瘦”。

从主人和奴隶的角度来思考。你脑子里的主人认为你应该变瘦,讨厌你变胖。所以作为主人的你不断对你加以批评、威胁、哄骗、羞辱。尽管你的一部分自我试图取悦主人,另一部分却想反抗,去报复主人,这并不奇怪。这当然很容易做到:只要保持肥胖就行了。问题是,主人也是你自己,所以说,怨恨主人就是在怨恨你自己。

允许自己失败,你就更有可能成功。这就是夏洛蒂·塞尔弗所说的,也是梅尔·韦尔林最终意识到的。

当认识到内摄和自我卷入如何通过有条件的自我价值过程来激发我们的动机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显现了出来:自尊实际上有两种类型。我们称之为真正的自尊和有条件的自尊。真正的自尊建立在相信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坚实基础上,是一种健全的、稳定的自我感觉。它伴随着发展良好的真实自我,在这个自我中,内在动机得到保持,外在的界限和规则得以整合,调节情绪的必要过程得到发展。因此,真正的自尊与自由和责任相伴相随。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自尊,它不太稳定且在根本价值感方面缺乏安全感。这种自尊在某些情况下是存在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就消失了,它使人精疲力竭,自我贬低。这是有条件的自尊。当人们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感受到压力和控制时,他们的自尊往往取决于这些事情的结果。事实上,自我卷入能控制人们,是因为它伴随着有条件的自尊。如果一个人的自尊依赖于不断地完成大生意——尤其是比他的同事更大的生意,那么,假如他相当成功地持续做成这些生意,他通常会自我感觉良好,但这些感觉将是短暂的,不是真实的。这些感受可能会以自我膨胀的形式出现(可以说是一种巨大的自我),而不是一种坚实的自我意识,而且,它们往往会形成自己比他人更好的感觉,而不只是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好和有价值。

真正自尊的人能够尊重他人,接受他人的缺点,而不是评价和贬低他们。

卡尔·罗杰斯提倡他所谓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注(noncontingent positive regard)。从本质上说,他的意思是讲,获得他人的关注(最重要的是自我关注)是我们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我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还活着。赞美通常与关注不同。赞美通常取决于孩子考试是否得A,是否吃完你给他夹的蔬菜,或者是否打扫他自己的房间。其中隐含的信息是,如果你没有达到目标,你就没有价值。

那个人是你可以求助的人,可以依靠的人,可以支持你的人。那个人会倾听你,会在别人听不懂的时候理解你。但是,那个人也需要你为之付出,伸出援手,倾听他,理解他。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相互依赖。这允许他们通过依赖于同样依赖他们的人来满足自身对关系的需求。

这些关系必不可少,许多人围绕这些关系构建自己的生活。但在考虑相互依赖的关系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相互依赖的过程中,是否也存在相互自主以及相互支持对方的自主。对于相爱的人来说,支持自主是一条双行道。

最成熟和令人满意的关系的特征是,一个人的真实自我与另一个人的真实自我相关联。每个人都依赖对方,但每个人都保持着他的自主、完整,以及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是自主的,有真正的选择意识,这样的关系将是健康的,伴侣双方都将能够回应彼此的真实自我,并且支持彼此的个性和特质。

研究人员发现,相对于3种内在愿望,一个人如果对金钱、名声、美貌这3种外在愿望中的任何一种渴望更强烈,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例如,一位训练有素的临床心理学家认为,对物质成功有着异常强烈的渴望,与自恋、焦虑、抑郁和较差的社会关系有关。其他外在愿望也与较差的心理功能指标有着类似的关联。相反,对任何内在目标的强烈渴望(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个人成长以及为社区做贡献),都与幸福感呈正相关。例如,那些强烈渴望为社区做贡献的人更有活力,也更有自尊心。当人们根据内在的努力(相对于外在的努力)来行事时,似乎更为满足,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感觉更好,并且显示出更多心理健康的迹象。

在对人生愿望的研究中,卡瑟和瑞安要求研究对象报告他们内心对实现这些愿望的相信程度,即他们认为实现3个外在目标和3个内在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回想一下,前文所述的第一个发现表明,如果人们非常看重外在目标,那么心理健康就十分脆弱。第二个重要的发现是,即使人们认为自己有着很好的机会实现那些代价高昂的外在目标,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很糟糕。心怀外在的愿望,并且相信自己无法实现这些愿望,这肯定会使人忧郁,但是,来自这一研究的一个不太明显但更发人深省的发现是,心怀强烈的外在愿望,同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这些愿望,同样与较为糟糕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关联。更重要的是,人们心怀愿望的类型,才是预测幸福感的关键因素,而不是他们对实现这些愿望的期望。

过度强烈的外在愿望可以被理解为虚假自我的表征。它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有条件的自尊依赖于这些目标的实现。

詹姆斯·帕顿(James Pattern)和彼得·金(Peter Kim)在他们的著作《美国说出真相的那一天》(The Day America Told The Truth)中的说法,大约25%的美国公民愿意为了得到1000万美元而放弃他们的整个家庭;大约7%的人愿意为了这个数目而杀死一个陌生人;3%的人愿意为此让别人收养他们的孩子。在如此强烈的对金钱的欲望的包围之下,要想培养我们的孩子在外在和内在目标之间很好地保持平衡,成了一项艰巨的挑战。

自主则是有个人意愿地行动,具有可选择感、灵活感和个人自由感。它涉及根据你的利益和价值观,感受到一种真正的意愿,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自主的反面是被控制,这意味着你被迫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思考或感受。控制往往是他人施加的,即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或者社会施加的,但话说回来,人们也可以通过控制自己来满足他们的内摄。给自己施加压力、强迫自己行动,或者觉得自己必须做某事,这些都在削弱自己的自主。

给孩子和学生设定界限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告诉他们,生活中充满了选择,每个选择都有它的后果。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但需要为承担后果做好准备。这是生活中的现实。如果界限设定者试图强迫他人遵守规则,就是在阻碍自己目标的实现。只有当其他人选择接受界限的约束,并且当界限设定者能够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尽可能不施加压力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时,界限设定的流程才最有可能成功。

对人们来说,戒酒、戒烟、控制饮食、加强锻炼,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那么合理,那么自然,事实上这些都是以生存为导向的。然而,许多人却继续他们的不健康行为。因此,人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所有参与治疗计划的人都不愿意对自己的饮食行为负责,更概括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完全自主地对那些能让他们更健康的行为进行自我调节。

原因很简单,酗酒、吸烟和暴饮暴食都是有目的的。它们与焦虑捆绑在一起,是一种逃避压力的方式,给人带来安慰。例如,喝酒可以减轻人们的孤独感;吃东西能让人们不再害怕被拒绝;吸烟可以帮助人们忍受在社交场合遇到一群人时的紧张情绪。这些行为中的每一种,都可以服务于众多不同目的,使得人们不愿意摒弃它们。

由于患者不遵医嘱,许多医生对患者采取高压手段,一方面高度专制,另一方面使用各种恐吓手段,但问题仍然存在。

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与许多人采取的控制立场有很大不同。事实上,我们甚至没有将这个问题说成是一个关于顺从的问题。顺从传递了一种“做个小卒”的感觉,传递了一种“因为别人告诉你要做某件事,你才去做某事”的感觉。因此,使用这个词,可能强化这样一种观点,即“鼓励人们采用促进健康的方式行事”,就是控制他们的行为——让他们顺从。相反,我们的观点是,如果人们觉得自己是自主的,如果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他们自己,如果他们愿意为病情好转承担责任,那就要坚持服药。

再次强调的是,接受责任需要人们对自己的动机感兴趣。很简单,这意味着要考虑他们是否相信药物的效用,并且决定他们是不是想要康复得足够好,使得医生愿意为此付出努力或者想办法提供支持以帮助他们。这是他们的瓶颈。如果他们确实相信处方的价值,如果他们确实认为值得付出努力去追求健康,那么,他们很可能坚持服药。

好家长、好老师、好经理或好医生都有一些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采用支持自主的人际风格。事实上,任何一位处于优势地位的人要取得成功,与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的绩效、发展和幸福也有关,这需要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从支持自主的人际风格开始。首先要开放地倾听,这样才能从别人的角度了解情况。

接纳自己

改变的起点是接纳自己,并且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举例来说,人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过度饮食?我为什么对妻子大吼大叫?我为什么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么少?我为什么这么离不开香烟?人们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这些做法(也许是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因为这是他们能找到的应对某种困境的最好方法。

探寻人们做某事的原因可以是个有益的开始,但绝不能成为责备他们的理由。意识到人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适应不良的行为,将使得改变的过程顺利进行下去,也会因为将这种行为归咎于自己或他人而使得改变受到阻碍。当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做某件事,并且承诺要做出改变时,责备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他们可能发现,每当他们害怕工作中的某个项目失败时,就会暴饮暴食。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这让他们能够想出怎样以不太伤害自己的方式来管理焦虑。但是,责备自己暴饮暴食或者用适应不良的方式控制自己对失败的恐惧,只会妨碍持久的改变。记住夏洛蒂·塞尔弗说过的话,“敢于变胖”。对你为什么变胖感兴趣,你就可以变瘦了。

有意义的改变取决于有机体是否做好了准备。当人们觉得应该坚持的时候,当他们准备好每时每刻都做出承诺的时候,改变就会发生。施压无济于事,事实上可能会伤害到你,就像自我责备可能伤害自己一样。当人们感受到压力时,就会顺从或反抗。顺从将产生不太可能维持下去的改变,反抗则会一开始就阻止改变。有意义的改变发生在人们接纳自己之时,然后,他们有兴趣了解自己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变,最后,他们就会确定自己准备好改变了。

亚伯拉罕·马斯洛也这样认为,他说:“责任是令人愉快的,履行责任让人快乐。”对他来讲,“责任”并不意味着义务或强制,而是意味着根据情况做要做的事。

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认为,自由意味着完全接受自己的界限。自由存在于约束之中——不是别人任意施加的约束,而是真正的约束。

真正的自由需要在主动改变环境和尊重环境之间取得平衡。心理上的自由需要一种接纳他人的态度。我们不是我们自身的目的,而是一个更大体系中的一分子,因为真正的自我具有自主和联结的双重倾向,而一个根据发展良好的自我来行事的人,将会接纳他人,尊重环境,并且积极地影响两者。

自由的核心是选择的体验。当人们自主时,便会体验到关于如何行事的选择,但当他们受到控制时(无论是顺从还是反叛),他们就体验不到选择。如果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说,“跳下去”,你可能会跳下去,没有选择。所以,如果一个内摄的声音对你说“跳下去”,你可能也会跳下去,没有选择。这些力量,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都会减少人们对选择的体验,进而对人们的行为质量和幸福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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