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对于中国科学落后的历史根源的探讨

 专制皇朝的“愚民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诡辩代替了说理，折中代替了争鸣，迷信代替了研究。“于是终于佛有释藏，道有道藏，不论是非，一齐存在”，哲学和迷信混为一谈。中国历来以政代经、官学不分的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使大批读书人把读经当作做官的敲门砖，专心探求真理的人寥寥无几，为科学献身的几无所闻。中国学术界长期盛行的“文人相轻”、弄虚作假的腐朽作风，正是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物。
    鲁迅指出：中国做学问全不如欧洲人那样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挂就算成功了”，“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其根源在于官学合一的官僚制度。
林毅夫教授在解读李约瑟问题时，将技术变迁方式的改变作为中西方分岔的主要原因。西方实验方法的采用以及发明可能性曲线面积减小时求诸自然科学，共同造成了工业革命。而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动力。对于“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他做出了“官僚体制和科举考试将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心转移到四书五经和求取功名之上”的假说。陈平教授对我国古代官学制度的批判与此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