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世界观 7.9分
读书笔记 求知识于世界
van314159

19 世纪后半叶,日本充满着对西方文明入侵的恐惧与对幕府无力应对变局的失望。18 世纪的思想传统在 19 世纪终于能一较高下:“儒学强调义务与忠诚,国学推崇尊王思想与国家神圣,兰学着力于证实国家危机。” 在 1867 年,大政奉还于明治天皇。天皇颁布《五项誓文》,要”求知识于世界“。1871 至 1873 年派遣岩仓使团周游世界。久米邦武完成了使节报告书。[1]

德川末期 ------------------------------------------------

日本充满危机感的部分原因是邻国中国的遭遇。中国鸦片战争失利的情况给了日本人当头棒喝。如果连庞大的中国都无法对抗西方势力,那日本又该何去何从。此时,主张中国优越性的保守派就变得滑稽可笑。西学由此更加引人关注。

显然,出国实地考察有利于深入了解西方文明。更现实的出国需要是处理外交问题。初到美国的日本副使村垣范正仍以旧目光审视美国,一切都不和他的意。他厌烦女人出现在官方场合,对国会议员依次发言感到吃惊,对生物标本感到惊骇。在安哥拉,与佛祖面貌相似的当地人,让他对日本人崇拜这些原始人感到羞耻和荒谬。“相对于国家声望的新结构还未建立,但旧的声望序列显然已在解体。”从亚洲大陆而来的价值观,世界观,在西方文明下,显得是如此愚昧与落伍。

频繁的派遣使团也让外国对日本产生好感。外国认为日本比中国更先进,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序列迅速下降。这无疑让日本感到满意。游历的一大成果是人们开始关注日本如何作为统一国家。“新的国际环境难以容许一个封建分割的日本”。

日本也逐渐意识到,西方不是毫无差别的整体,日本可以而且实际上也必须从中挑选所需。给西方国家论资排辈,择优学习,就成了之后使团的任务。

19 世纪 70 年代的旅行者 ---------------------------------------

日本精英求知识于世界。日本平民接受到的指令则“糅合了传统观点与新时势,包括儒家道德的隐晦提醒、禁止反叛逃亡、坚持排斥基督徒和严禁攻击外国人。” “旧来之陋习” 似乎在民间不那么被批判。

对西方进步学说传播影响最大的是福泽谕吉。其著名的《劝学篇》销量近百万册。

尽管海外游历并非对所有人都能起作用,比如安场保和长期学不会阿拉伯数字,但“稳步而温和的改革” 得到了大家的共识。“激进分子认识到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后冷静了下来,保守分子也明白反对改革没有希望。”

在久米看来,美国的建立是人民意志,自然资源与生产力的美满联络。“美国的经验证明了联邦共和制的力量,美国人民亦以信仰坚定和精力充沛著称。” 但使团怀疑美国选举制度是否能真正选出合适领导人以及领导人是否能准确支持那些哗众取宠之上的人才。

欧陆方面,“大英帝国在领土规模,历史和生产力结合方面为日本提供了更多的榜样。” 德国和法国也令人印象深刻。俄国贫富阶级相差悬殊则让人震惊。欧洲也存在蛮荒之地。

在久米等人看来,“ ‘东方和西方基本的不同在于西方民族的不安、浮士德精神,以及对物质世界的强烈竞争意识。...... 西方政治之要必在 justice 和 society。两者虽可归 仁义 二字,然仁义立言于道德,前者立言于财产保护,故意味不一。’ 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区别是因为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恶,所以就有节制竞争的必要,而东方人则相信人性本善。 ” [2] 因此,西方国家所构建的国际社会遵从丛林法则。“国家之间表面友善而暗中猜忌;万国公法只是用作凌弱的工具。” 日本使团洞见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日本必须要适应这种情形,增强自身实力。至于如何独立自主,大可不必完全效法西方。

在考察中,使团注意到一些有意思的情况。

1. 每个被访问的发达国家都尊重和重视该国历史。“西方国家现在的进步,深深源于人民的历史经验。” “进步不是指扬弃过去和追求新颖,国家的发展是通过传统的积累;它会琢磨其中的瑰宝。”

2. 对比专注道德说教的儒教和佛教在东亚的式微,带有迷信色彩的基督教在西方国家的势力之强令人惊讶。日本使团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各地的上层阶级都标榜崇敬宗教,但实际上是利用它增强人民对权威的服从。” 尽管有成员比如木户孝允不清楚西方人为何对宗教如此热心,但不妨碍另一些成员比如佐佐木高行认为有必要撤销对基督教的禁令。“不依赖宗教,社会习俗显然无法变革。”

3. 代议制度似乎与欧洲国家的进步程度紧密相关。日本也应该准备建立代议制度 [3]。

“使团对西方赞赏的背后,是对东方的悲观失望。” 当时,中国落后贫穷,鸦片泛滥。日本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对中国文明与风雅的尊敬荡然无存。在普通日本人身上,敬意或许还会留存多一些。不过,“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时,成千上万应征入伍的日本军人的亲身体验和印象扩散开来,并固定成为一种对他们所蹂躏的国土上的国民的傲慢。甚至是蔑视。”

总之,使团逐渐清楚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差别,也洞悉了它们的优势与短处。总的来说,西方模式比东亚传统模式更先进。那问题就是,如何将西方模式改造成符合日本国情的形式。

新日本主义----------------------------------------------------

使团回国后,就着手把学到的新知识付诸实践。 可以料见,海归领导人和土鳖领导人在如何改革上起了纷争。海归领导人清楚认识到日本与西方的区别,认为要实施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但土鳖领导人为了讨好西方列强进而修改不平等条约,主张立即成立宪法政府。

尽管上层对改革意见不统一,但对学习西方制度与方法的重要性均无争议。19 世纪 80 年代掀起了欧化运动的高潮。“大批日本学生出国。” 学生难以接受日本如此落后,感到痛苦,进而激进地认为日本的一切都需要改变。但本土势力很快就掀起了“重新肯定日本文化自我意识的反潮流运动。”

在欧化浪潮中,“一群从事新闻工作思想家” 创立了新日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他们 “以黑格尔的历史观,从地理学和美学方面解释日本的传统价值。” 执笔人内藤湖南 “利用了一切传统学说——中国哲学、日本忠君思想以及西方科学——论述文明从发源地转移到新的中心地。”欧洲已在式微,欧洲人亦开始感到物质主义的空虚。“ ”日本的任务不是把西方文化引进中国,也不是保护中国的古董并把它卖给西方。日本的任务是振兴具有独特趣味的日本文化,并使其光照四海。“ 位于东亚的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邻邦,是日本开始这项工作的首要目标。”全新的日本世界观和使命感正在萌芽。” 日本人的文化自信让人惊叹,尤其是考虑到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如此渗透。

尽管新日本主义宣传要摆脱中国形象,但也默默采用了许多中国的传统价值。比如 1890 年发布的《教育敕语》,以儒家的忠孝观念作为日本 “国体之精华” 和 “教育之渊源”。求新知识是“皇祖皇宗之遗训”, 是为了 “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岩仓使团的书记官久米邦武。他在回国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日本史教授。“这时,他的儒家理性主义和西方偶像破坏主义,使其以学者性的批判态度对待日本早期典籍的真实性问题。” 他甚至“冷淡地评价神道教只是个过时的仪式。” 于是,新日本主义的拥趸无法容忍他的胡言乱语,迫使他从帝国大学提早退休。

尽管日本文化是否辉煌灿烂,是否值得光照世界还有待商榷,但那批出国日本人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仍是相当准确。他们没有妄自菲薄,全盘接受西方文明,而是考虑国情,适度拣选。这种理性之风,无疑是兰学传入后,结果数代积累而成。

[1]. 久米初始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后直接接触西方文明。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如何看待科学理性与日本王道思想的矛盾。

[2]. 这里表明日本人所理解的 “善” 还是相对于“恶” 的善,而不是超越善恶的 “善”。

[3]. 代议制是以议会为国家政治活动中心,由少数代表通过讨论或辩论进行主要立法和行政决策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亦称国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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