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 8.6分
读书笔记 “春秋家左传家当分为二”专题摘录
平江少也贱

《春秋通论》

1. 论春秋是作 不是抄录 是作经 不是作史 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 陆淳驳之甚明

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 作是做成一书 不是抄录一过 又须知孔子所作者 是为万世作经 不是为一代作史 经史体例所以异者 史是据事直书 不立褒贬 是非自见 经是必借褒贬是非 以定制立法 为百王不易之常经 春秋是经 左氏是史 后人不知经史之分 以左氏之说为春秋 而春秋旨晦 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 而春秋之旨愈晦 杜预曰 周礼有史官 掌邦国四方之事 达四方之志 诸侯亦各有国史 大事书之于策 小事简牍而已 孟子曰 楚谓之梼杌 晋谓之乘 而鲁谓之春秋 其实一也 ……

锡瑞案杜预引周礼孟子 皆不足据 孟子言鲁之春秋 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 其义是孔子创立 非鲁春秋所有 亦非出自周公 若周公时已有义例 孔子不启得不称周公 而攘为己作乎 杜引孟子之文不全 盖以其引孔子云云 不便于己说 故讳而不言也 周礼虽有史官 未言史有凡例 杜预云 其发凡以言例 皆经国之常制 周公之垂法

正义曰 今案周礼竟无凡例 是孔颖达已疑其说 特以疏不驳注 不得不强为传会耳 正义又曰 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 皆云丘明以意作传 说仲尼之经 凡与不凡 无新旧之例 据孔说 则杜预以前 如贾逵服虔诸儒 说左氏者 亦未尝以凡例为周公作 盖谓丘明既作传 又作凡例 本是一人所作 故无新例旧例之别也 至杜预乃专据韩宣疑似之文 尽翻前人成案 以左氏传发凡五十 周公旧例 周衰史乱 多远周公之旧 仲尼稍加刊正 余皆仍旧不改 其称书不书先书 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 乃为孔子新例 此杜预自谓创获 苟异先儒 而实大谬不然者也 自孟子之两汉诸儒 皆云孔子作春秋 无扰入周公者 及杜预之说出 乃有周公之春秋 有孔子之春秋 周公之凡例多 孔子之变例少 若此则周公之功大 孔子之功小 以故唐时学校 尊周公为先圣 抑孔子为先师 以生民未有之圣人 不得专享太牢之祭 止可降居配享之列 春秋之旨晦 而孔子之道不尊 正由此等谬说启之

据孟子说 孔子作春秋时一件绝大事业 大有关系文字 若如杜预承旧史承赴告之说 只是抄录一过 并无褒贬义例 则略识文字之抄胥 皆能为之 何必孔子 即曰据事直书 不虚美 不隐恶 则古之良史如司马迁班固等 亦优为之 何必孔子 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 其义窃取之言 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 配古帝王 说得如此惊天动地

与其信杜预之说 夺孔子制作之功 以归之周公 曷若信孟子之言 尊孔子制作之功 以上继周公乎

陆淳驳杜预(略)

柳宗元亦曰 杜预谓例为周公之常法 会不知侵伐入灭之例 周之盛时 不应预立其法

2. 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 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 其事之合与不合 备与不备 本所不计

借事明义 是一部春秋大旨 非止祭仲一事 不明此旨 春秋必不能解

董子曰 孔子知时之不用 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以为天下仪表 贬天子 退诸侯 讨大夫 以达王事而已矣 曰 我欲载之空言 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锡瑞案…… 而(后人)未必人人能解春秋一书 亦止是载之空言 如何说是见之行事 即后世能实行春秋之法 见之行事 亦非孔子之所及见 何以见其深切著明 此二语看似寻常之言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者 明于公羊借事明义之旨 方能解之 盖所谓见之行事 谓托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 以明褒贬之义也 …… 立一王之法以待后世 然不能实指其用法之处 则其意不可见 即专著一书 说明立法之意如何 变法之意如何 仍是拖之空言 不如见之行事 使人易晓 犹今之大清律 引旧案以为比例 后办案乃有把握 不得不借当时之事 明褒贬之义

如鲁隐公非真能让国也 而春秋借鲁隐公之事 以明让国之义

祭仲非真能知权也 而春秋借祭仲之事 以明知权之义

齐襄非真能复誉也 而春秋借齐襄之事 以明复誉之义

宋襄非真能仁义行师也 而春秋借宋襄之事 以明仁义行师之义

……故其所托之义 与其本事不必尽合 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义

3. 论三统三世是借事明义 黜周王鲁是借事明义

论春秋三世之大义 春秋始于拨乱 即借隐桓庄闵僖为拨乱世 中于升平 即借文宣成襄为升平世 终于太平 即借昭定哀为太平世 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 其义与时事正相反 盖春秋本据乱而作 孔子欲明驯致太平之义 故借十二公之行事 为进化之程度 以示后人治拨乱之世应如何 治升平之世应如何 治太平之世应如何 义本假借 与事不相比附

4. 论春秋本鲁史旧名 墨子云百国春秋即百二十国宝书

孔颖达曰 …… 凡此诸文所说 皆在孔子之前 则知未修之时 旧有春秋之目 其名起远 亦难得而详 ……

郑樵曰 …… 墨子曰 吾见百国春秋 以至于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著书 皆曰春秋 盖当时述作之流 于正史外 各记其书 皆取春秋以名之 然观其篇第 本无年月 与错举春秋以为所记之名则异异

5. 论左氏传不解经 杜 孔已明言之 刘逢禄考证尤详晰

刘逢禄 左氏春秋考证 曰 左氏春秋后于圣人 未能尽见列国宝书 又未能闻口授微言大义 惟取所见载籍 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 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 故往往比年阙事 刘歆强以为传春秋 或缘经饰说 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 ……

(皮锡瑞认同刘逢禄之说 主张左氏传与春秋经合并始于杜预 而非刘歆 补充考证与春秋相较 左氏阙漏部分)

刘逢禄曰 左氏以良史之材 博闻多识 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 后人增设条例 推衍事迹 强以为传春秋 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 名为尊之 实则诬之 左氏不任咎也 余欲以春秋还之春秋 左氏还之左氏

6. 论左氏传止可云载记之传 刘安世已有经自为经 传自为传 不可合一说

张杓提出“训诂之传”(公、穀)与“载记之传”(左氏)

锡瑞案 经传分行 实古法也

7. 论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 读者宜加别白 断之以春秋之义

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 作者意在兼收 读者宜加别白 或古今异事 各有隐衷 或借儆其君 自有深意 或阿附权臣 实为邪说 未可一概论也

8. 论春秋是经 左氏是史 必欲强合为一 反致信传疑经

左氏记载诚善 而于春秋之微言大义 实少发明

锡瑞案 分别春秋是经 左氏是传 离之双美 合之两伤

9. 论公穀传义 左氏传事 其事亦有不可据者 不得以亲见国史而尽信之

左氏与公羊 不止义例不合 即事实亦多不符

(皮锡瑞批评)郑(玄)发墨守(公羊) 亦仅存一二; 起废疾(穀梁) 亦得失互现; 针膏肓(左氏) 多强说

10. 论春秋家左传家当分为二 如刘知几说

刘知几说春秋虽谬 犹知春秋左传之分 其论史体六家 一曰尚书家 二曰春秋家 三曰左传家 四曰国语家 五曰史记家 六曰汉书家 前二家经也 后二家史也 中二家左传国语 则在经史之间 是刘知几犹知春秋家与左传家体例不同 当分为二 不当合为一也

11. 论孔子作春秋增损改易之迹可寻 非徒因仍旧史

(皮锡瑞举例“春秋特笔”)是知圣人修改之迹 不可胜数 善善恶恶 然后是非由此明 功罪由此定 治乱由此正 故曰 春秋天子之事 苟徒因仍旧史 部立褒贬 则诸侯之策当时未始亡也 孔子何为作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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