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 8.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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钰宝宝

1. 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作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一个政治事件,此外,还是一个经济事件。

2. 在一个科学已发展到足以准确预测一颗与地球遥隔霄汉的彗星到达地球的确切时间的时代,一个想当然地认为一切大规模传染性流行病一去不返的时代,SARS病毒却像一个来去无踪的幽灵,这强化了它的神秘性,而神秘性正是隐喻的滋生地。同时,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又是一个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因而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奇特地显示出一种非科学的态度

3. 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义的科学性思维,一方面是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前者试图创造一个只有事实的世界,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义的科学性思维,一方面是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前者试图创造一个只有事实的世界。当然,“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并非是近来才有的一个现象。两者的分裂可追溯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到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代,这两种文化就分别找到了各自最雄辩的意识形态家。然而,“两种文化”的分裂的背后,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分裂,是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在与资产阶级进行的政治领导权和经济领导权的争夺战相继失利以后,贵族发现自己的真正社会优势在于“文化修养”,尽管这种修养仍旧是贵族自身阶级的美学理想和伦理寄托,充满了种种从道德和美学上贬低其他阶级的等级制陈见,但为了赢得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争,它却以普世主义的面目出现,而不那么有阶级意识的人或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的人就把这些陈见当作了不言自明的东西加以接收,他们脑袋里大抵就塞着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于是,结核病成了具有贵族色彩的浪漫病,而痛风则成了资产阶级的病,更不用提中风和癌症了,仿佛疾病也具有了阶级性和不同的美学等级(疾病当然有阶级性,但这只不过是经济方面的阶级性的医学表现,与道德、美学方面的阶级性不是一回事,却偏偏被认为是一回事)。但疾病隐喻还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

4. 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5. 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因此,数量惊人的癌症患者发现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回避自己,而自己的家人则把自己当作消毒的对象,倒好像癌症和结核病一样是传染病。与患有一种被认为是神秘的恶疾的人打交道,那感觉简直就像是一种过错;或者更糟,是对禁忌的冒犯。

6. 《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年轻女子,因而白血病并没有和“美”的意象重叠在一起,因而给人的感觉是痛苦的,而《血疑》和《蓝色生死恋》、《泡沫爱情》中的女主人公却都是非常美丽的年轻女子——美丽而柔弱,这是一种东方传统的理想女性美,尽管导致柔弱的因素是一种疾病,但一旦与美结合在一起,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成了一种罗曼蒂克的病,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痛苦,还不如说是感伤。女主人公的美净化了白血病,而仅以柔弱为症状(指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症状)的白血病则净化了女主人公的灵魂,使其更为超凡脱俗。——译者

7. 正如当初结核病被认为是源自太多的热情,折磨着那些不计后果、耽于情感的人,现在,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折磨着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正如癌症在今天被想象成压抑带来的报应,结核病也曾经被解释成失意带来的恶果。

8. 众多的史家在研究西方现代的“manhood”(男子气质)和“womanhood”(女人气质)意识的起源时,往往把时间追溯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认为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对“manhood”和“womanhood”的意识形成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时期。例如艾伦•摩尔斯在《纨绔子:从布鲁梅尔到比尔波姆》(Ellen Mores,The Dandy:Brummell to Beerboh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一九六〇年)一书中,分析了“绅士形象”的形成,所谓“绅士”,在英国的摄政时代,是指一类冷淡的、高雅的、无所事事的人,具有植物性的静态特征,与当时具有动物性特征(野心勃勃、冲劲十足、到处奔波)的资产阶级形成鲜明对比,是对后者的贬抑。但到了维多利亚时代,随着英帝国越来越倚重工业家、商人和殖民者,“绅士形象”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更强调力度,而不是美感,或者说,开始把力度视为一种美,例如《简•爱》中简•爱评价罗切斯特的那句话:“你的严厉中有一种美。”——译者

9. 结核病影响下的关于身体的观念,赋予贵族的外貌一种新的模式——恰逢贵族已不再是一种力量,而主要以一种形象开始出现之时(“富无尽头。瘦无止境。”温莎公爵夫人曾如是说)。的确,把结核病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种颇有现代特色的做法的第一个广为流传的范例。一旦痨病相被认为是优越、教养的标志,那它势必就被认为有吸引力。“我咳个不停!”二十四岁就香销玉殒的马利亚·巴什克釆夫在一八八七年发表的一度广为传诵的遗作《日记》中写道,“但奇妙的是,它不仅没有使我变得难看,反倒给我增添了一种相称的柔美气质。”曾经作为贵族“夺魂妇人”和有抱负的年轻艺术家的时尚的东西,最终变成了普通人的时髦。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所形成的那些与结核病浪漫化息息相关的隐喻,在二十世纪妇女的那种时髦(对瘦的崇拜)中,找到了得以栖身的最后堡垒。

10. 尽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度出现了对结核病罗曼蒂克崇拜的某种程度的反击,但到这个世纪结束,甚至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结核病仍保住了其罗曼蒂克的特征——作为一种优越品性的标志,作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如果读者仍觉得难以想象,说这样一种令人恐惧的疾病的现实怎么会如此荒谬地被歪曲,那不妨考虑一下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与之不相上下的一种扭曲行为,那种感到有压力、需要去表现自我的罗曼蒂克姿态导致的扭曲行为。……二十世纪,被当作高超感受力的标志、能够显示“超凡脱俗的”情感和“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的那种讨厌的、折磨人的疾病,是精神错乱……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11. 不管结核病如何被归因于贫穷和不健康的环境,人们仍然认为,要感染结核病,某种内在的癖性是不可或缺的。……在十九世纪的疾病中,梅毒是另一种声名狼藉的病灾,它一点也不神秘……梅毒起着一种天罚的作用,它意味着(对不正当的性关系和嫖妓行为的)一种道德评判,而不是心理评判结核病这种曾经一度如此神秘的疾病——正如当今癌症之神秘——却令人想到要对该疾病作更深刻的评判,既是道德评判,又是心理评判

12. 古代世界对疾病的思考,大多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工具。这种上天的审判,要么降临于一个群体,要么降临于某个单独的人……而为现代幻象所包围的那些疾病——结核病和癌症——则被视为自我审判的一种形式,自我背叛的一种形式。一个人的心灵背叛了他的肉体……即便该流行病不被认为是上天对某个群体的审判,但只要从结果一路追溯到源头,它势必就变成了上天对该群体的一种审判,似乎它启动了道德和风尚的不可阻挡的崩溃。

13. 把疾病视为惩罚的观点衍生出疾病是一种特别适当而又公正的惩罚的观点。

14. 结核病人或许可能是一个反叛者或一个不适应社会的人;癌症人格则被以简单得多的方式加以看待,而且带着居高临下的怜悯意味,人们将其视为生活的一个失败者。拿破仑、尤里西斯·S·格兰特、罗伯特·A·塔夫特和休伯特·汉弗莱都患有癌症,其患病原因被诊断为政治上的失败和鸿鹄之志的委顿。而对些虽死于癌症却较难归类于失败者行列的人,如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则有另外一种诊断法,说他们患上癌症,是对他们终生否弃本能的那些行为施加的可怕惩罚(几乎没有人想得起兰波也死于癌症)。

15. 那种认为忧虑能影响免疫功能(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导致疾病免疫力的下降)的假说,与情绪导致疾病的观点几无共同之处,而且也没有为这种观点提供什么证据,更别提那种认为某种特定的情绪导致某种特定的疾病的观点了。——作者对癌症人格的虚构的反驳

16. “情绪导致疾病”的理论被应用于结核病,到二十世纪仍然相当流行——直到最终找到了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才告寿终正寝。这种理论在当今的时髦应用——它把癌症与情绪消沉以及缺乏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联系在一起——可能像当初它被应用到结核病上一样站不住脚。

17. 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

18. 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19. 结核病是一个暧昧的隐喻,既可以意指灾祸,又可象征高雅。癌症却从来就只被看作灾祸;在隐喻意义上,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

20. 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癌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当有太多的事需要严肃对待,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严谨?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然而,现代的疾病隐喻都不过是些廉价货。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人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

21. 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

22. 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French pox),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kness),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等同起来。污染者总是邪恶的,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不错: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

23. 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把任何灾难性流行病解释成道德松懈或政治衰败的症候,与把可怕的疾病同外国(或那些受人鄙视、战战兢兢的少数民族)联系起来的做法一样,都屡见不鲜。

24. 健康本身终于被等同于这些既带宗教色彩、又含商业气息的价值准则,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

25. 疾病暴露出道德的松懈或墮落,也是对这种松懈或堕落的惩罚——这种看法之根深蒂固,可以从另一种角度观察到,即混乱或腐败也被根深蒂固地描绘成疾病。

26. 法尔柯主教宣称艾滋病是“道德颓废的后果”,而萨尔斯红衣主教则双管齐下,把艾滋病描绘为“上帝的惩罚”和“自然的报复”。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此等恶毒言辞的世俗附和者,因为他们的目的更复杂一些。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这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重大疾病是可资利用的材料。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

27. 艾滋病这种流行病充当着第一世界的政治偏执狂们表达自身意念的理想工具。所谓艾滋病病毒,不仅可被看作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精锐的入侵者。而且,它还可以代表一切具有神话色彩的威胁。在美国,艾滋病尚没有引发露骨的种族主义反应,像在欧洲国家的情形那样,这其中也包括苏联,它强调艾滋病的非洲起源。在苏联,艾滋病既是有关第二世界威胁的那些感觉的一个提示,又是第三世界入侵的一个意象。

28. 人们储存自己的血液以备将来之用。匿名献血本来是我们社会中利他主义的典型行为,现在也受了牵连,因为没有人敢保证匿名捐献的血液是否安全。艾滋病不仅带来了这种令人不快的后果,即强化了美国在性方面的那种道德主义,而且还进一步巩固了那种常常被推崇为“个人主义”的自利文化。自利如今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医学上的谨慎,获得了额外的抬举。

29. 艾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它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部分内容是,作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洲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循环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

30. 哈佛大学著名的科学史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宣称,艾滋病流行可与核武器并列为“我们时代最大的危险”。……这里来了一位理性的慈悲为怀的科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起码的安慰: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天启说。艾滋病是一个“自然现象”,而不是一个“具有某种道德意义”的事件,古尔德指出,“在艾滋病的扩散中,不存在任何启示。”当然,在道德评判的意义上赋予一种传染性疾病以意义,这委实荒谬。不过,如此不动声色地思考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死亡,其荒谬性或许也只略逊一筹。

31.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就其影响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政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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