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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斯特以其迂回曲折的叙述方式努力向精神世界掘进。然而他的创作模式并不是把创造力看做某种内在的东西而加以体现，那是一种平凡的“艺术”感。他所掘进的是与现实主义或“现实性”直接对立的整个文化。但他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社会小说家一一解开这个悖谬也就解开了他的那种现代主义。普鲁斯特为探索新的空间和时间而与实在的客体保持着距离，并以此作为进入抽象和非再现性的一部分，而马拉美则通过对客体的实在性表示怀疑而否定了一切时空范畴，在后来的萨缪尔·贝克特的创作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对于马拉美来说，虚无成了一切存在的基础：普鲁斯特却总是为取代他所抽象的那种文化而寻找另一种文化，他不是要否定他们，而是去显示它们的超越常规的潜能
    马拉美经常谈到格调或结构，这在普鲁斯特那里变成了某些非凡而享有特权的瞬间，它们是引发无意识回忆的时空连续的触发器。这两个作家表面上似乎相同。各自的创作都是抽象的：马拉美通过虚无进行抽象，普鲁斯特则通过感觉将客体无限延长。马拉美经常利用客体来表示超越客体的；普鲁斯特则运用客体去图解客体的神秘。在这些方面，他们各自都在重新建构客体，只不过马拉美否定它们，普鲁斯特却将其扩
展到非事物所属的领域。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的无时间性的表达是相互关联的，一个表达的是无，另一个则是延伸。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相似都是表面上的；重要的则在于这些相似性表明了普鲁斯特是在被马拉美的文学所東缚的同时限定新的文学范畴。他们惟一的致是都坚持现代主义的基本立场：重新限定客体的意义，把意义从客体中“抽象出来”。于是客体的死则在于它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