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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第三帝国的到来
“低端人口”的德国版德国许多地方的司法官员当时大量使用“寄生虫”或“害虫”之类的词语描述罪犯,以一种新的、生物学的方式,把社会秩序的概念表达为一种生物体,它如果想茁壮成长,就必须把有害寄生虫和外来微生物从身上清除掉。为了寻找更精确、更全面的方法来定义和运用这些概念,医学专家特奥多尔·菲恩施泰因(Theodor Viernstein)于1923年在巴伐利亚创建了“罪犯生物学信息中心”(Criminal Biological Information Centre),收集所有已知罪犯、他们的家人和背景的信息,从中鉴别出偏常人格的遗传链。……许多专家认为,甄别出这种世代相传的“劣等”人之后,防止他们继续繁衍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制绝育。 这类专家中的两位,律师卡尔·宾丁(Karl Binding)和法医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霍赫(Alfred Hoche),于1920年迈出了超越上述观点的关键一步,他们在一本薄薄的、创造了“不值得过的生活”这个短语的书中提出,那些被他们称为“压舱物式的存在者”,即毫无价值、只会给社会增加负担的人,应该一杀了之。……这是关于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残疾人、罪犯和行为偏常者的论辩中令人不安的新动向。 只要经济状况还允许人们想象共和国的社会理想有朝一日可以实现,强制绝育和非自愿的“安乐死”的持续争论就依然不会有结果。 克伦佩勒日记: “我为什么要写如此庞杂的日记”,对此他并无真正的答案:这只是强烈的冲动使然——“我就是停不下笔。”[187]日记不见得会出版,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是记录人生。一直记录。印象、知识、阅读、活动,什么都记。别问为什么或有什么目的。” 而且,我没必要书写我这个时代的历史。我提供的信息是枯燥的,我对这个时代半是厌恶、半是恐惧,我不想任人摆布,对任何政党都全无热情。一切都毫无意义、不成体统、令人不快——没人敢作敢当,个个皆是傀儡……希特勒即将上位,还能有谁呢?我这个犹太教授的出路在哪里? 多数德国犹太人支持稳重、开明的中间派政党,其次支持社会民主党,而不支持革命的左翼政党,因为它们暴力的激进主义让克伦佩勒这样的体面公民既震惊又胆寒。然而,1918—1919年的局势助了右翼反犹主义一臂之力,使许多犹豫不决的人相信,种族主义者关于犹太人的阴谋理论终究是对的。 1918年后的反犹主义……前所未有地致力于把强烈的偏见转化为暴力行动。……反犹主义的语言却前所未有地嵌入了主流政治话语之中,……许多煽动性口号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无论是作为社论的表达,还是出现在政治事件、演讲和审判的报道中。……1918年之后,许多右翼和中间派的德国选民都热切期盼德意志民族自豪感与荣耀的复兴,因此他们或多或少地相信,德意志的复兴必须通过击败“犹太”颠覆精神来实现,正是这种犹太精神被认为在一战结束时摧毁了德国。[202]在这股反犹主义的言论浪潮的洗礼下,许多德国人的感情变得非常麻木,以至于当一个把反犹主义置于其狂热信仰核心的新政党——纳粹党——在战后出现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引自 第四节 适者与不适者
“低端人口”的德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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