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政治 7.4分
读书笔记 一些摘抄
Kanbor
人类的真正财富是他犯过的错误,在数千年间如石头般一块一块地堆积起来……如果打破与过去的连续性,企图重新开始,那就贬低了人类,而在剽窃红猩猩。法国人杜邦一怀特在1860年左右大胆宣称:“(历史)连续性是人类的权利之一,向人类与野兽之间的所有区别表达了敬意。”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 《走向一种历史哲学》
引自 前言
哲学不一定是有教益的。它也可能是无用的,某些时候甚至还是危险的:内维尔・张伯伦饱读经典,一如温斯顿・丘吉尔。贝内托·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是塞涅卡的信徒。马丁・海德格尔一一有人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一一在希特勒上合之后成为纳粹党员。
引自 前言
美国能够承受得起乐观主义,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制度一一包括宪法一一是由那些悲观的人们设计的。在第一任总统宣誓就职之前,他们就确立了弹効的规定。在《联邦党人文集》( Federalist)第51篇,詹姆斯・麦迪逊写道,人类是如此远离救赎,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野心制约野心:“如果人类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就是建立在对人类行为的这个无情看法之上。与此相反,法国大革命始于对群众的良好判断力——以及知识分子设计美好结局的能力一的无限信任,却以断头合而告终。
引自 前言
20世纪的邪恶来自民粹运动。在鸟托邦理想的名义下,民粹运动受到疯狂的利用,而新技术又壮大了它们的力量。
引自 第一章 不存在“现代”世界
21世纪的邪恶也可能来自民运动。它们利用民主化的机会,这次又受到宗教和教派信仰的驱动,并得到后工业革命的促成,特别是信息技术。
引自 第一章 不存在“现代”世界
很少有作家比罗马共和国早中期的历史学家李维更关心道徳、个体的人对事件的影响。很少有作品比李维的《与汉尼拔的战争》更能展示古代世界与刚刚过去的20世纪之间不可思议的雷同。这部警世故事中有许多类似第二次世界大线的事情,似乎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傲慢发出了警告。
引自 第三章 李维的布匿战争
李维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因此他手头上没有可用的内幕知识。他也没有密切联系当时的文学圏一一其中有贺拉斯和维吉尔。与后两位不同,李维不信任他那个时代的繁荣他认为繁荣带来的颓废是罗马衰落的开始。确实,贺拉斯发表了罗马统治世界的胜利预言,而维吉尔偶尔会奉承奥古斯都大帝,李维却指出隐现在地平线上的危险,而他的罗马同胞更意忽视那些危险。
引自 第三章 李维的布匿战争
阅读经典著作,不是为了知道其中的事实细节,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思考我们自已的时代。
引自 第三章 李维的布匿战争
李维引用费边的话说:“不要在意他们是否把你的谨慎当做胆怯,把你的智慧当做懒惰,把你的慷慨当做软弱;个明智的敌人害怕你要好过一群愚蠢的朋友夸赞你。”李维由此提醒我们,公众的观点一一也就是你身边人的聒噪一一常常是错的。
引自 第三章 李维的布匿战争
李维生活时期的罗马和200多年前布匿战争时期的罗马、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二战时期的美国,历史变迁是 近似的。在李维时期,罗马经历了小型农庄的衰落、人口向城镇和郊区的迁移、金钱政治在更复杂和更富裕社会中的崛起、对更高税收和兵役的反抗;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罗马处于反抗劲敌的相对团结和爱国主义的时期。
引自 第三章 李维的布匿战争
法国的人本主义者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也提到了这个观点: 人们知道,国际法在长时期必须服从事实。只要能够维持下去,领土状沉最后都会被合法化。一个大国要阻止敌人的征服,就必须武装起来,而不是事先宣布道义上的反对……
引自 第三章 李维的布匿战争
作为冷战时期美帝国在边远地区的一次不起眼的冲突,越战一度撕裂了统治精英和众多公民之间的联系。越南还可以被看做另一个叙拉古。雅典人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企图征服这个富裕的西西里城市,但他们的远征军悲惨地失败了,因为一就像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越南政策一样一一不明智的领导人想要在太遥远的距离征服太多的地方。
引自 第三章 李维的布匿战争
我们中有太多的人已经变成了朝生暮死的浮游生物—他们对最新的新闻事件或民意调査已经痴迷到了这种程度:仿佛过去和过去的所有教训都已经不存在了。 越是无视历史,对未来的妄想就越大。期望领土广阔、多民族而且很少受到启蒙思想洗礼的俄国会有成功的民主转型,如同浸润在中欧传统、单一民族的小国波兰那样顺利一一显示了论者对俄罗斯历史和地理的漠视。 经典著作帮助人们克服这种历史健忘症。马基雅维里写道: ……任何希望看到将要发生什么的人必须思考过去是怎样的:这个世界所有时期的事情都在古代有极相似的对应物…因为这些行动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他们有着并且一直有着与古人同样的激情,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同样的结果 孔子更简洁地说: 信而好古。
引自 第四章 孙子与修昔底德
1999年,联合国支持在印度尼西亚岛屿东帝汶举行是否独立的全民公投,引发反独立民兵的组织良好的攻击首都帝力被焚烧,数千人被杀一一很多人受到折磨,被砍头。很容易预见这场恐怖事件的肆虐。在此前的几个月,联合国一直被反复告知,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就举行投票将会发生什么。因此,联合国的民主练习缺少远见、计划不足、执行混乱,这些令人震惊的行动缺乏马基雅维里式的美德。
引自 第五章 马基雅维里式的美德
马基雅维里的异教徒美德是公德,而犹太一基督教的美德更多时候是私德。好公德、坏私德的一个著名例子大概出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他恶意地遮蔽真相,以使孤立主义的美国国会在1941年批准《租借法案》,允许向英国转让战争物资。剧作家阿瑟·米勒这样写罗斯福:“实际上,人类欠他的谎言一份债。”在《论李维》一书中,马基雅维里支持为了城邦福祉而进行必的欺骗。1这不是一个新的或玩世的观点。孙子写道,政治与酸争“以诈立”,2如果能够明智地使用诈术,就能够走向胜利,并减少伤亡。这是一个危险的箴言,容易被误用,但不应该因此取消对它的积极应用。
引自 第五章 马基雅维里式的美德
対权力的怀疑是美国信条( the American Creed)的核心,但总统和军队指挥官仍然需要从媒体的骚扰中解脱出来,重新获得呼吸空间,以便应对未来战争中瞬间决策的挑战。
引自 第五章 马基雅维里式的美德
马基雅维里智慧的核心是,原始的必要性和私利驱动政治,这在本质上是好的,因为彼此竞争的私利是人们妥协的基础,而僵硬的道德论证却导致战争和国内冲突,极少是更好的选择。 马基雅维里强调:“人类的所有事情都是变动不居的,不能保持固定。”因此,原始的必要性不可抗拒,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做出的解释:“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可能在今天能付得起慷慨大方的行为,但明天怎么办?如果我们有手段制止一场大规模的人权悲剧,那么,这样做的本质必然是善的一一只要我们不仅正视我们今天的能力,还能正视我们明天的能力。在这个危机不断发生的时代,“焦虑的远见”必须成为任何审慎政策的核心部分。
引自 第五章 马基雅维里式的美德
当伯林痛斥决定论时,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应该忽视预示危险即将到来的迹象。
引自 第六章 命运与干涉
大胆的政治家风格从来不是一厢情愿地莽撞下注,而是在一个具体情形中,在似乎可以做成的事情的边缘附近进行操作,因为即使最悲惨暗淡的情形也可能出现(比预测)更好或更坏的结果。
引自 第六章 命运与干涉
一项负责任的外交政策需要有限的决定论,也需要程度有限的绥靖。
引自 第六章 命运与干涉
马尔萨斯反驳说,人类的完善违背自然规律。支持他这个观点的有:公元前5世纪初的修昔底德、公元16世纪的马基雅维里、17世纪的霍布斯、18世纪的埃德蒙徳・伯克和美国的建国之父、20世纪的以赛亚・伯林和雷蒙・阿隆。马尔萨斯辩论道,即使戈德温和孔多塞设想的理想社会真的到来了,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将导致人们生育更多的孩子,孩子活得更长,造成人口增长,接着就会制造出更复杂的社会,而社会的精英阶层和下层社会是互相隔绝的。马尔萨斯又说,闲适制造出的恶和善是一样多的。至于人类目标的完成,他写道:“精细漂亮的丝绸和棉花、蕾丝以及一个富裕国家的其他装饰性奢侈品,可能极大增加该国每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不过,为增加这个社会的幸福量做出的贡献却很少……”
引自 第七章 伟大的扰动者:霍布斯和马尔萨斯
然而,马尔萨斯的具体理论一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粮食供应以数学级数增加一一却是错误的。正确预告工业革命将极大增加农业产出的人是孔多塞。他揭露了马尔萨斯推理的根本错误,他指出:由于我们生存所需要的粮食和能源最终来自太阳,而太阳将继续燃烧数十亿年,所以,我们所能设计出捕获这个能源的办法实际上是无限的。
引自 第七章 伟大的扰动者:霍布斯和马尔萨斯
判断一个社会理论家的地位是根据他们激发出的问题,而不是他们回答的问题。虽然孔多塞是正确的,马尔萨斯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超过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成就。马尔萨斯把生态系统的主题引入到当代政治哲学之中,从而无限地丰富了它。人类可能比猿类更高贵,但是我们仍然是生物性的。因此,马尔萨斯提出,我们的政治一一我们的社会关系一一受到自然条件以及我们在地球上的居住密度的影响。
引自 第七章 伟大的扰动者:霍布斯和马尔萨斯
他是最安静和欢快的一个人,从来不在意别人的打扰(特别是孩子的打扰,他总是全心地和他们相处),却受到当时文学精英的侮辱,其中包括华兹华斯、柯勒律支和雪莱。雪莱把他称作“太监和暴君”、“富人的使徒”,因为马尔萨斯做出了基于经验观察的、实事求是的陈述我们可能无法期望在社会中消除富裕和贫困。”在《圣诞颂歌》中,査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埃比尼泽·斯克鲁奇说,穷人最好死掉,以“减少多余的人口”,那是在嘲议马尔萨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把马尔萨斯的著作称“反人类和反自然的排谤,令人厌恶”。
引自 第七章 伟大的扰动者:霍布斯和马尔萨斯
外交政策在本质上是这个国家的国内倾向和状况的延续。
引自 第八章 “浩劫”、现实主义和康德
在20世纪50年代,犹太人迅速融入美国社会。那时,美国的犹太人组织极少提到“浩劫”。他们选择加入美国的爱国主流,因为那时的犹太人,如埃塞尔和朱利叶斯・罗森堡,在冷战时期的间谍调查案中赫赫有名,反犹主义仍然盛行。电影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在1950年代长大。在重视共识与同化的流行文化中,他几乎没有学到有关浩劫的知识。斯皮尔伯格说,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是“他日益增长的犹太人意识的产物”,这个意识只是到了1970年代オ出現。
引自 第八章 “浩劫”、现实主义和康德
美国人总是对欧洲大陆的军国主义和实用主义怀有一种优越感,但这两个主义是地理的结果,不是性格的结果。在一个拥挤的大陆上,彼此竞争的国家和帝国毗邻而居。在出现一次军事失算之后,欧洲国家远不可能退缩到大洋之后。因此,它们的外交政策不可能立足于一个普世的道徳观。所以,它们一直全副武装,彼此虎视眈眈,直到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美国霸主的支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如果英格兰不是一座岛,那么,它的军事集团将像大陆欧洲国家的军队一样压倒一切,英格兰“将很有可能”成为“某一个人的绝对权力的受害者”。
引自 第八章 “浩劫”、现实主义和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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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政治》的全部笔记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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