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鞋匠（二段）。

当然,没有人会宣称所有的或是大多数的鞋匠行动分子是工匠-——知识分子。的确,有一些例子表明激进的鞋匠并不善于阅读。至少在他们活动的时期是如此，像是波士顿茶叶党（Boston Tea Party）的最后一位幸存者乔治·休斯（George Hewes），“纵使需要手艺的鞋匠的识字率似平高于一般水平，他们对其中出现相当比例拙于阅读的人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个行业规模庞大且包含了许多众人皆晓的穷人。当这个行业在十九世纪扩张它的规模、含纳更多的从业者时，不善于书写的鞋匠可能会变得更为常见。然而不能否认存在一群数量庞大的鞋匠——知识分子，即使可能有人会认为在一个绝大部分的人不具读写能力的社会里这些人自然会格外引人注目。
不过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或许还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当意识形态主要是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出现时他们就思索《圣经》中的文句，有时候会得出非正统的结论：正是这些人把加尔文教义带到法国的塞文地区(Cevennes)，他们语言同时还鼓吹（与书写）救世主思想、神秘主义和异端邪说。在世俗的年代,绝大多数卡图街（Cato Street） 事件的密谋者（大部分信仰斯宾塞共产主义）是鞋匠，而他们一心向往无政府主义也是远近皆知。普热（Emile Pouget）的《潘纳老爹》 （Le Pere Peinard）以颇具象征意味的手法，将一名制鞋匠在其作坊中的图案放在它的封面。
更普遍的是十九世纪出现了许多介绍鞋匠生平的作品。至少在英语世界是如此，就我们所知这是其他行业所没有的现象。这类著作绝大部分的主题都是在纪念其思想上的成就。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成功或许可以解释，何以在自我提升的年代出现了这类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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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马齐尼（Bernardino Ramazzini） 曾经提到在意大利的制鞋业和裁缝业中有一定数量的残疾鞋匠与裁缝(“弯腰的、驼背的、瘸脚的”)。“然而和裁缝不同的是，鞋匠和身体羸弱者的关联并非人尽皆知，这项观察在十九世纪英国职业伤亡的统计资料中获得了证实。
另外，瘸脚的鞋匠早在拉丁语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的作品中便有记载。屡屡可见乡村鞋匠将其职业与农业活动结合起来，这一点或许在这里值得一提。然而至少在某种程度，,选择进入这个行业的是那些无法在传统价值的体力活动上和同年龄者竞争的孩童。这一点可提供了他们获取其他方面声望的诱因。
他们的工作大部分带有半常规化的性质,让他们能够兼顾思考、观看与交谈，这或许表明了他们有选择智力活动的余地。就如同其他类似的行业（好比裁缝和雪茄工人)，在比较大型的作坊里一起工作的鞋匠发展出一种“朗读人”的制度。大伙轮流大声朗诵报纸或书本内容，或是雇用一名老兵来朗读，或是由最年轻的小老弟义务拿起报纸来朗读（小有名气的鞋匠-——诗人乔治·布卢门费尔德[George Bloomfield]不无道理地指出，这一点让那些说"鞋匠是政治家”的人可以在惊叹之余找到解答。
市镇里有若干像这样安静的与不耗体力的室内工作，不过很难想象在乡村里有什么其他的职业是如此——当然不会是铁匠或车轮修造工。
职是之故,鞋匠的工作得以一边干活，一边思考与讨论；工作时经常处于孤立的状态，使得他依赖智力活动来自我排遣。这一一行业所挑选的新血可能有一股想要弥补他们身体缺憾的动力；学徒的训练和职工的长途跋涉让他接触到这个行业的文化，也让他看到更广大世纪的文化与政治。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点，和其他行业相比较下，鞋匠轻便的谋生工具，确实让他更容易随身携带书本——这项事实得到若干证据的支持。我们无法确定，以上的说明是否能作为鞋匠嗜好书籍的一种充分揭示，尽管如此，有些事是确信无疑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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