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8.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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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危机

#002

人的行为世界有许多是“或然性”的,但人们却想以“必然性”来解释它、把握它,虽然不是没有用处,但是过度排他性地认为只有人文或社会科学能充分转变成寻找“必然性”的学问才有价值,而且认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忽略了人文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及丰富性,这是近二三十年来人文学科的一种危机。

#003

人们永远只能部分地表述事情,对一件事我们说了一些,但我们同时也隐藏了另一些。但在这一波强大无比的高教指标运动中,人们以为“指标”可以表述全部的事情。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痛责任何将人文现象化约为指标的现象,认为凡是要量度事物时,便要将它们固化、僵化成为可以量度的标准。以下便想先谈“指标”如何严重地引导、编派或扭曲学术发展,如何斫伤人文学的发展。

◎没有地图的旅程

#013

汤川秀树描述他的研究工作是没有地图的旅程,是孤独的行旅者在未知的地方摸索。这一自白告诉我们,许多(并不是全部)创新性的研究是没有地图的旅行,在研究的一开始并不一定能预测后来的结果,因此目前对各种研究计划”内容的要求,便应该有一些雅量、有一些空间,容许“没有地图的旅行”。这不应该成为懒惰的借口但是或多或少容许人们在不知名的地域上漫步、摸索,是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

#015

林肯正式的教育背景很浅,可是他的文章和演讲却极为动人,我认为他主要的精神及思想资源是不断地精读包括《圣经》在内的经典。这些经典深入他的精神层次,除了源源不断地提供许多精彩的养分之外,也形成了一个规模、一个框架、一种内在的雄浑的气氛与节奏,再加上他在适当的时候套引经典,使得他的演讲及文字非常动人。

#016

何谓经典?经典是不是一部没有错误、尚未过时的书?一部书之所以成为经典定有许多原因:它的历史影响巨大,它的内容历久弥新,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及普遍的问题,它的词采闪亮惊人,它的思路细密曲折,它的架构雄浑庞大等,不一而足。可是不容否认的是,经典中的一部分内容,经过时代的淘洗,用现代人眼光看来已经错误或过时,为什么人们仍然需要读它?再者,经典是不动的,它如何与人类无限多样的存在境遇,以及人类所关心的翻新出奇的问题发生关联?

#018

最近我偶然读到一封前人的信,信中说日本的山本玄禅师在龙泽寺讲经,说:

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

这段话可以有非常多面的解释。我则想借它来说明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读者的角色与经典一样重要。阅读古往今来的经典,除了应当虔敬地学习它的道理、它的论题、它的词采外,还要进行一种密切的对话。对话的对象可以是永恒的真理,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无论如何,在与经典密切对话的过程中,读者不断地“生发”出对自己所关怀的问题具有新意义的东西来。经典之所以历久不衰,往往是提供了对话与创造的丰富资源。阅读经典一方面是要“照着讲”,同时也要“接着讲”(冯友兰)。不管“照着讲”还是“接着讲”,最后“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

◎现在历史是什么?

#038

在1960年代妇女运动盛行的影响下,妇女史先是流行妇女主义(feminism),接着是妇女史研究,至近十多年流行性别(gender)历史的研究,一波接着一波而来。人们在妇女史研究之后认为history应改为herstory,因为过去妇女没有历史,认为如果用妇女史角度来看历史的话,文艺复兴、宗教革命都不会有,而妇女历史分期也完全不同。

#040

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开始时不是经典,它有一个被经典化的过程,一个文化选择建构的过程。包括男女性别也是文化建构,西方对女人的要求期望与东方不同,对性别的态度也受到文化建构。所有的界域(boundary) 随时代社会变迁而变化,包括对性别、身体、疯狂或正常、有罪或无罪的看法,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任何约定俗成或以前认为不变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都是流动的和建构的,由此而开启的史学问题很多。新文化史处理的许多体裁其实年鉴学派已经处理过,但方式不同,他们重视文化和社会的建构性力量,甚至如疼痛、某些紧张感觉也都是文化建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经济决定的,新文化史则认为一切都是文化社会建构的,既为建构就不是水恒不变的,也不是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

#044

历史事实与一般事实不同,一般事实很多,儿历史学家挑出其中的一部分。(E.H.Carr)

#047

现在批评后现代的书越来越多,因为在其形成风潮时没有人敢撄其锋,反倒是一位澳大利亚史家写The Killing of History最先痛批后现代,逐渐形成风潮。我们不知道后现代究竟还会流行多久,但它有其正面意义,那就是提醒我们,作为一位历史家,承认人的有限性。我们反省近百年甚至数十年来的历史,后现代提醒我们一件事,它是这么多东西下的产物,有这么多的先入之见、背景、权力政治、文化社会因素支配他的写作,所以史家是极为有限的,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要时时以此提醒自己,这是本世纪末这么风行的后现代所要流传久远的部分

◎历史领地的流变

#057

研究自然的那些东西,感觉起来好像跟人没有关系,然而一旦用历史的眼光来处理研究题目,把人带进来后,研究本身就变成是人文的,而不完全是自然的了。就我所知,这个“人文化”的范围正在不停地扩张中。

#062

在人文社会学中“论文文化”的压倒性胜利,表现为学术界普遍轻视或怀疑书的严谨性与贡献度,狂热地追逐SSCI或其他有指针系统的学刊。学者的考绩与升等成绩表中倾向于把“期刊论文”放在最前面,而把“专书”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或是仅仅当作“参考”。这是18、19世纪以来人文学科从未经历过的变化,进一步促成了“书的文化”的萎缩。

◎如何透过历史向古人学习

#065

练习培养“历史的思考”能力时,应该将“史家的逻辑”与“事件的逻辑”做相当程度的区分。为何这种区分是必要的?事件的逻辑是顺流而下的,史家的逻辑是由已知上测未知,一个是由A到Z,一个是由Z到A。读者必须同时把握这两者方面摸索事件的逻辑,一方面接受史书中之陈述。前者的特性是一切好像都是顺理成章地发展下来,但是逆反的逻辑可以帮助阅读者回到事件之前那个充满未知、充满或然率的世界,设身处地进行摸素和判断,设想自己是一个历史行动者,揣想自己处于当时的情况,以当时所能获得的有限讯息,去做种种判断与处置。吕祖謙说读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即是这个道理。

#066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不断加速变迁的社会,人们仿佛失去了根,有一种想和过去重建关系的心理需求,而历史著作为现在与过去提供了一道桥梁。

◎龚自珍《尊史》篇

#067

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有一份评论历史的遗稿就说过,他坚决反对刻意在历史著作中安排教训。他说真正好的历史,从它的人物、它的情节,读者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教训,何必刻意去强调与安排呢?

#068

史例像一个无所不包的武器库,有本事的读者可以从中挑选一件合适的武器来与敌人对阵,就好像一位熟记各种棋谱的棋手,他一出手,便有古往今来多少有名的棋局在胸罗中供其驱遣。在许多次演讲中,我都举这方面的例子说服我的听众们,历史的用处很多,千万不要轻视。

#069

尊之之所归宿如何?日: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日: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步为史。

龚自珍的这两段话并不好理解。他的意思中有一部分大致是这样的:读史的人要能“入”,又要能“出”要进入历史内部,曲尽它的一切事实(“入”),然后又要置身其外,观其大体,了解其意义,细味其大势(“出”)。

#071

一个读史的人,一方面要尽力弄清历史事实,同时要“凝神以御太虚”,旷观整体情势之变化,以及史例在某个特定的情境或脉络中应该摆的位置,才能做一个比较恰当的运用。这里面没有定律,每一次“用史”都是一次全新的经验。所以从来没有人宣称饱读管理学即可以成为大企业家,饱读战史就可以称霸沙场,饱读政治史就一定成为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重访历史:寻找“执拗的低音”(与葛兆光对谈)

#077

聚光灯打到哪里,哪里就量,就被注视,而其他地方往往就被遮蔽在黑暗之中。

#081

葛兆光:每一次学术典范的转化,就是福柯说的再重新回到起点。如果不回到起点,整体性的论述是不会被覆掉的。汎森兄说的维科为了颠覆笛卡尔,必须回到笛卡尔之前去。

王汎森:维科为了了解在笛卡尔的著作遮蔽下的人的复杂性,就去了解古希腊罗马的状态。就像我们想了解古代人物的状态,很多东西必须要设法与他们处于同一境地,需要的资源太多了,但是,不能只靠着西方的理论去套,现在的学术研究则是对西方理论套得越漂亮越吸引人。

葛兆光:中国历次的革新都是以复直为革新,复古县是回到起点的手段而已。古文运动也是这个意思。

#082

葛兆光:麻烦在于,当你要全面研究的话,有人也会把那些树根的部分放大,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发掘嗡嗡的背景,是为了使主流部分得到有效的衬托和说明。被边缘的、被压抑的,是主流之外的,我们没有否认主流。

王汎森:主流与非主流的种种层次常同时叠压在起,形成竞争状态,这里面还有很复杂、很精微的相互依存关系。主流保持主流的位置,是靠背景烘托的。因为我们习惯了主流的论述,所以没能用主流所能接受的语言来描述其他复杂的存在。我们对长在地上的树很了解,两棵树可以看来毫不相关,可是我们忘了下面的树根可能盘在一起了。

#084

王汎森:在新文化运动时代,很多人写文章,就用简单的话来代換原来可能认为其中奥义有多少层,可是后人认为不必区分了,总是说“什么”就是“什么”,用简单的话来代换,这就是“消耗性转换”。原来可能有七八十种层次,后人不了解或认为不必要,就把它们转换掉了。

葛兆光:汎森兄说得很对。不过,我们现在有很多好的条件,可以看到更多的老旧期刊,有更多的资讯。这样,重访起点的时候就容易多了。比如,很多历史论述变成单一主线,与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意识形态必须塑造一个历史主线来支持其合法性。问题是,历史学家应该跟主流意识形态捣捣乱。主流意识形态希望大家都在前台看戏,傻瓜一样随着指挥棒同悲同喜。但历史学家老是要到后台捣乱,想看看忽悠我们的那些演员卸妆之后究竟原来是什么样。历史学家有两种,一种是给意识形态以学理支持,这就把历史越来越塑造成一条主线、脉络;另一种历史学家会不断发掘被压抑的东西,瓦解意识形态的主线论述。所以,就看历史学家自已定位的责任感在哪里。

王汎森我们对知识的了解、定义、诠释、范围,很多是跟着课本走的,不自觉的,就像突然一阵风吹来,全部脱离了古书原来的范围,转换成教科书中的新定义、新概念,此后大家承受而不自知,几乎不再意识到其中有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

#086

葛兆光:现在大陆出土的早期资料非常多。但我感到略有遗憾的是,很多解释还是在原来的经典框架下继续的。其实,有了这么多新资料,可以把历史先归零,然后再把这些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当作平等的资料来看,这样就有可能对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思想状况有新的认识。那

#087

葛兆光:说得很好,历史学家是较少感性的,汎森兄是其中少有的重视感性的学者。有时候,感性地思考问题、描述历史,反而能够把原来切成条条块块的历史打散,回到原来的接近历史的现场。

◎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

#089

有一本柏林的传记说,当时英国颇有人担心过度频繁的社交生活会影响到他的学问,但实际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有一次他与牛津巴利奥学院的古典学家谈论古昔才子的类型时,这位学者告诉他古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 Archilochus)有一段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只知道一件大事( 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后来柏林研究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发现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有细微描写人类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样,希望找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柏林偶然发现“刺猬”与“狐狸”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两歧性。柏林的长文原先以《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议》发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评论》上,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则在书商建议下以《刺猬与狐狸》为标题印成小书,立刻传通千里,直至今天。

#090

19世纪末欧洲思想之都维也纳正是“天方成群地来”的地方,维也纳城大量的咖啡馆成为繁星的养成之所,往往体现了一群人如何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顶”的实况。

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龚自珍《释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风》篇中说,“风”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也可以用来说明一种学风的形成。“风”的形成不只是老师对学生纵向的讲授,而是有“纵”有“横”,有“传习”而得,也有来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经意的一句话,对深陷局中、全力“参话头”而充满“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两拨千斤”的一“拨”。

◎重构人文价值与多元文化

#104

最后让我改写一个日本禅师的隐喻作为结论:我们吸收各种文化资源,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我们自己。现代各种文化资源都是敲门砖,最后走出来的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书的危机

#118

这一篇《真正的哈佛》(1903)是一百多年前,威・詹姆斯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文中提到:「思想是我们大学的珍贵种子。最值得人们合理仰慕的大学是因它的课程不拘一格,哺育如此丰富多样富有生命力的理想,亦给这些理想的价值的实现开阔了广阔的天地”“孤独的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最能积极深入,和能产生最丰富思想的大学”。詹姆斯说:“真正的教会永远是看不见的教会。”

#130

怎样进入领域最好,我个人觉得只有两条路,其中一条就是让他不地念书、不地报告,这是进人个陌生的领域最快又最方便的方法,到最后不知不觉学生就会知道这个领域有些什么,我们在不停念书的时候常常会沉溺在细节里不能自拔,进而失去全景,导致见树不见林,或是被那几句英文困住,而忘记全局在讲什么。借由学生的报告,老师可以讲述或是厘清其中的精华内容,经由老师几句提点,学生就会慢慢打通任督二脉,逐渐发展种自发学习的能力,同时也知道碰到问题可以看哪些东西。就像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修过一些我完全没背景知识的国家的历史,所以我就不听地念书、不停地逼着眼着自己吸收,而老师也只是不停地开书目,运用这样的方式慢慢训练,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时,我发现自己仍然有自我生产及蓄发的能力,因为我知道这个学问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碰到问题也有能力去查询相关的资料。所以努力让自己的学习产生自发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

◎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132

写论文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文笔一定要清楚,不要花俏,不必漂亮,“清楚”是最高指导原则,经过慢慢练习会使你的文笔跟思考产生一致的连贯性。我常跟学生讲不必写得花俏,不必展现你散文的才能,因为这是学术论文,所以关键在于要写得非常清楚,如果有好的文笔当然更棒,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文采像个人的生命一样,英文叫style,style本身就像个人一样带有一点点天生。因此最重要的还是把内容陈述清楚,从一万字到最后十万字的东西,都要架构井然、论述清楚、文笔清断。

#135

到了写论文的时候,要能取也要能舍,因为现在信息爆炸,可以看的书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树。首先,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识树,才能在那棵树挂相关的东西,但千万不要不断地挂不相关的东西,而且要慢慢地舍掉一些挂不上去的东西,再随着你的问题跟关心的领域,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然而这棵知识树要如何形成?第一步你必须对所关心的领域中有用的书籍或是资料非常熟悉。

#142

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东西

在被很多材料和枝节淹没的时候,要适时跳出来想一想,所看到的东西有哪些意义,这个意义有没有广泛连接到更大层面的知识价值。

#143

台大有个傅钟每小时钟声有二十ー响,蔵二十ー次。以前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钟声ニ十ー响》,当时很爱动。他当时对这二十一响解释是说:因为台大的学生都很好,所以二十一响是欢迎国家元首二十一响的礼炮。不久前我发现台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古迹下面竖一个铜牌,我仔细看看傅钟下的解释,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人ー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另外三小时是要思考的。”所以オ叫二十一响。我觉得这句话大有道理,可是我觉得三小时可能太多,因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个三十分钟、一小时思考,想一想你看到了什么?学习跳到比你所看到的东西更高一点的层次去思考。

◎学术需要时间和自由

#195

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199

我在普林斯顿遇到德文、法文、拉丁文等语言问题,在总图书馆拦下人问,通常拦到第二或第三个人就定能解决。在史语所里遇到学术同题,遇到三个人肯定能解决学习是无形的,必须有一个很大的知识底子,オ能更深入揭显正在研究的问题的意义与深度。

◎思想史内外

#228

受丰富历史熏陶的人,就像记了很多棋谱,虽然不一定保证每一着都可以正确用到,但可以让你的资源更丰富。深入了解历史发展的人,就像满脑子都是棋谱的好手,可以有比较多的凭借去抉择和判断,不过运用之妙还凭乎一心,没办法提供像扣扣子一样准确的东西,人文很多学问都是这样。

#231

日本人文学科的学者对材料、调查、积累是他们的特色。西方的长处就是灵活,有理论的素养,比较能跳脱原来的限制看问题,容易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

◎治学漫谈

#241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是许许多多互相竞逐的因子,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其中少数因子与后来事件发生历史意义上的关联,而其他因子的歧出性与复杂性,就常被忽略以至于似乎完全不曾存在过了。

#246

我个人相当注意“实时性小说”,也就是在事情的同时或稍晚所写的小说,因为读这种小说的人离那个时代不远,所以小说家即使在写一个虚构的故事,往往也会留下许多各种史书中所没记录到的、日常生中的图像与轨迹。法国的史学家米歇尔,有一个说法叫“历史的缄默”,意思就是说史家对于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往往习以为常,往往懒得留下任何记录。实时性小说中便可能留下了这些东西。新思潮来了,思想的说服力量、思想与现实的利益关系,还有在新旧之间买双重保险的心态等,在晚清到民国的很多小说里都有反映。我不是认为主流视野不重要,只是我们太少注意从在地的观点出发去看思想世界的巨变。

◎后记

#252

如果把“天才为何成群而来”这个问题转换成杰出的人オ为何成群地来,那么,我个人认为以下几点相当重要:物质条件与心理质素的强大支持、“群聚效应”、“带跑者”所发挥的效应,还有同侪之间健康的“竞争”兼“合作”关系的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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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的全部笔记 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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