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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凡夫,颇多俗念,一生像玻璃窗内的苍蝇,碰壁碰够了,岂止过头,没碰断头已属万幸。行年七十,方知六十九年之非,读龚定盦、瞿秋白“枉抛心力”之句,觉得悔悟真是来得太晚了。秉烛而行,宁可摸索,决不再盲从乱碰,庶几可以尽年乎。
如果相信“天赋人权”,则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都有发表意见、坚持意见的权利。古人所云立志、持志、不可夺志,意思也差不多,但多半只是理想。因为在东方历史上专制政治的现实中,不要说匹夫,就是卿士大夫,要坚持自己不同于君王的意志和意见,也很难很难,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前苏联一把手戈尔巴乔夫新出版的回忆录中说:“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无用的。”旨哉言乎,难道他也早读过《孟子》?
孟子说:“一个人如果一心只想当导师,只想教训别人,他一定是有毛病了。”(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本来经书也是人的著作,有对有错亦是当然,祖师爷自己有时还能承认,而后世信徒偏要奉为金科玉律,岂不可笑。 “凡是派”早不吃香了,但在八届二中全会以前,谁又敢说“凡是”不对呢。想到这里,又无论如何笑不起来了。
孟子道:“人民是首先应当尊重的,国家是第二位要尊重的,至于统治者个人,比较起来,就不那么特别需要尊重了。
民国成立后不久,代表清廷下退位诏书,决定“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的隆裕太后便去世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特遣专使吊唁,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后亦先帝之臣,得变法心传,遂公天下; 礼为旧君有服,况共和手诏,尚在人间。 “礼为旧君有服”出于《孟子》,看来袁世凯还是将隆裕视为旧君,愿意为之“尽礼”的,虽然迫使孤儿寡妇“逊国”的也是他。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偏不,仍然披麻戴孝,哀毁骨立,真是个孝子,难怪“有知”的乌龟会选中他。 石祁子接了班,“五人者”悔不该沐浴佩玉也迟了,但大夫第的禄米还是会分给他们一份,玉饰也还是会让他们佩戴的。再看列宁死时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七个委员处决了四个,逼死了一个,暗杀了一个,只留下一个斯大林接班,比起来,二千七百年前春秋时的卫国开明多了。
孔子葬狗,实行“狗道主义”,乃是他仁爱之心的一种体现。爱惜和自己亲近过、为自己服务过的一切生命及其载体,即使是犬马的身躯,这只有有仁爱之心的、有道德的人才能做得到,普通的人是难以做到的。
只要有人凌驾于别人之上,不仅有夺人之“璧”的特权,而且有科人以“罪”的特权,这句话就会在人们的口头上和心头上传下去。
问邓小平长征中干什么,答复只有三个字:跟着走。在历史重要关头,跟不跟着走,确实是一个关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以跟不跟着走划线,乃是领导者看人用人的常规。
寂寞恐怕是具大智慧和大怜悯心者必然的心情。所以,爱罗先珂才会不停地诉苦道: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有岛武郎也才会在自述中说: 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 这恐怕也是《庄子》三十三篇的成因吧。
“求知不是为了教化别人,是为了使自己能了解世界,能找到回归自然、通向天人合一境界的途径。一有所知就想宣传,则是为了使别人了解自己,为了从别人那里达到自己的目的。 “古时(理想)的人取的是前一种态度。”
又能武又能文的帝王,曹操该排在第一。且不说《短歌行》《观沧海》,就是这封在赤壁之战前写给孙权的宣战书,一场八十万人的大会战,写得如此轻松,毫不装腔作势,真是难得。如果换上别人,即使写得出,又岂能举重若轻如此。 曹操还有件事别的帝王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便是儿子个个强,他“有后”。《魏文帝集》和《陈思王集》,在汉魏六朝名家别集中,都跟《魏武帝集》一样,被公认为第一流、上上品。在文学史上,“三曹”的地位比在政治史上更高,千秋万世后还会有人要读他们的作品。
毛泽东曾称张闻天为明君,既有明君,则亦会有昏君,有暴君。毛又曾称彭德怀为海瑞,“海瑞骂皇帝”,也以善谏出名;彭德怀学海瑞,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毛后来也对彭说过,“真理可能在你手里”,有点像想纳谏的样子,彭仍不得不“含冤去世”。比起海瑞,尤其是比起魏徵来,彭德怀的遭遇和命运,真是太残酷、太悲惨了。
宋太祖的誓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就是保证给读书人以“上书言事”的自由,保证不以言治罪,以言杀人。 宋朝的国势并不强,而文化昌盛,立国亦久(三百一十九年,比西汉二百一十四年,唐朝二百九十年都要久),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当统治危机深重时,统治阶层内部总会出现温和派,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革,主张实行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但结果总是失败。这一条历史的教训,实在非常深刻。
中国社会古来一直是专制的,虽说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子,不民主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和正义,也不可能有普遍的清廉。但道德操守优秀的个人,在任何社会里总是有的,人数当然没有真坏蛋和伪君子多。
古代士人本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说法。“见”就是出场,争取出现在官场;隐就是隐藏,隐于山林、市廛都行,隐于僧寺、道观也没什么不可以。总而言之,读书人那时候还是有选择的自由的。
绘画不等于照相,作诗不等于写报告文学,现代的人好像都能明白,但亦未必尽然。“现实主义”对于雪里芭蕉,也是很有可能审查通不过的。
父子、兄弟、夫妇,只有兼而为好朋友的,感情才能真笃,不然再好亦只是互尽义务罢了。
做好事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不顾条件,不具实力,为了出成绩而急于去做,则好事亦会办成坏事。一家一室的小事固如此,天下国家的大事又何尝不如此。全民炼钢三年超英赶美岂非好事,结果搞出自然灾害就不好了。赵母有此见识,何止教女修身齐家,即治国平天下也已足够,这在现代妈妈中恐亦少有。
一九五七年上了“百家争鸣”这个“阳谋”的当,我以为自己对工作有意见,就可以鸣一鸣,争一争,求得“体制内解决”。谁知道舆论一律是不允许争的,要鸣也只能“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结果栽了个大跟斗。
山尚以有个性为贵,而况人乎。奇怪的是偏偏有过叫“人人都做螺丝钉”的时候。螺丝钉是“标准件”,按标准成批制造,颗颗一样,绝不允许有任何差异,也就是个性。想想看,这有多可怕,如果人人都成了“标准件”。就是世上的山水,若是都成了“标准件”,处处一样,还有人愿意出门旅游么?
欧洲学者说《天工开物》是“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大体不错。作者记述多凭实际观察而来,很少因袭陈言,掺杂迷信或加上道德的说教。因袭或说教这些都是古时读书人“格物”的通病,即李时珍亦未能免。
徐霞客之游,一不是宦游,二不是商旅,三不是传教,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好奇,费用全靠自己筹措,常常是“肩荷一襆被,手挟一油伞”(赵翼诗),其可贵亦正在此。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仍然得先读懂基本的也就是常见的书。如果要研究人文或从事文字工作,那就还得先读通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这更是“人间所常见书”。
题跋是陆游最好的文章,我以为。 古人的题跋,也有庸俗应酬、敷衍塞责的,但像东坡、山谷、放翁等大手笔,究竟不太屑于这样做。他们的文笔真好,从中看得出作者的真感情、真见识,其价值已远远超出一般书话、书评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刻书印书,当然是好事,但好事也得做好才行。现在读了点书做了官的人,到哪里都喜欢刻书印书,却一点也不注重编校的质量,印出来的书错字连篇。拿了这样的书送人、发卖,使之流行全国,这不是为读者服务,而是在祸害读者,不是发扬文化,而是糟蹋文化。 刻印出这样的书来,真不如不刻不印还好一些,唉!
通常被认为作品最富有“人民性”,最能“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人,其个人生活往往倒比较优裕,很少吃苦。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白居易,官做得大,房子建造得华美,小老婆也讨得多。他的《卖炭翁》《秦中吟》,小学生都读过,可谓深入人心;但在他的两千八百多首诗中,“忆妓多于忆民”却是不争的事实。 相反的,那些生活贫困、地位寒微或身世不幸的诗人,例如刘希夷、崔曙、周贺、寒山的诗中,却极少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样的句子。
序文比所序的书有更强更久的生命,这样的例子真不少。这就必须:(一)序文对所序的书有真正独特的见解;(二)作序者对书作者其人其事有真正深厚的感情;(三)是篇好文章。这样的序,只读它不读其书,也不会吃亏。
董仲舒作《士不遇赋》,他自己倒是“遇”到汉武帝,得到皇帝赏识,做了大官。赋中提到的“不遇”之士六人,卞随、务光、伯夷、叔齐、伍员、屈原,或则不愿为君王服务,或则愿为君王服务而不可得,都走上了绝路。中国的士人(读书人)的命运,全得看是“遇”还是“不遇”,确实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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