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9页 《权利与特权》读书笔记（下）

农业社会的生产潜力在总体上比其它社会更大。这种差异可以从农业社会的较多的高度发达的工程成就上反映出来，这是任何园耕社会没法比拟的。这包括中世纪欧洲的大教堂，埃及的大金字塔，中东、印度及中国的流程很远的灌溉系统，罗马的输水道和道路，东南亚的无数寺院，中国的长城、甚至包括几乎普及于农业社会的航船和带轮的运输工具。
这众多的不同的进步部分是建立在科学和技术的无数细小进步之上的，这种进步太细微了以至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都不屑提及。这包括新工具的发明和旧工具的改进，新技能和工艺的发明，耕种新的作物品种，驯化新的动物，利用新的能源，以及无数的技术和知识的进步。这些革新产生的净效益大大地扩大了经济剩余产品。在农业生产条件下，人类劳动总产品的一小部分就能使人生存并具有劳动力，余下的大多数可以用于其他目的。
对水路交通来说，现代蒸汽机在中国可以以2.4美分每英里/吨的成本运输货物，传统帆船则为12美分。这些数字表明，现代交通工具使运输费用下降了80%-95%，这就使得在现代农业社会中人和物资都可以大规模流动。
首先，商人阶级就像政治精英一样，在社会上是一个特权阶层，因此它要依靠政治精英的权力来制止更低阶层的敌意，此外，政治精英又是最好的消费者。
对僧侣阶级来说，政治精英们可对他们多方予以支持。最重要的，他们可以运用其暴力手腕来传播或禁止宗教信仰。尽管有的宗教信仰，如早期的基督教和佛教，在没有政治支撑的情况也有一定程度的传播；而有的，如后期犹太教，没有这种支持也生存了相当长时期。但通常农业宗教得到的政治支持和它们在数量上和地域上的传播是高度一致的，没有几个宗教领导人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即在刀剑的支持下传播“真正的宗教”，而不是依靠慢得多而且不肯定的说教。政治精英的支持在国立的信仰遭到异教或新宗教挑战时也是非常宝贵的，因为用强有力的武力对付异己通常是足以消除威胁的。
政治精英的支持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十分有用。僧侣阶级的成员都要求用大量的庙宇、艺术品以及所有价值极高的东西来奉献给上帝，这时，政治精英又一次满足了这一要求。总之，这两个阶级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
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可以引证来说明军事组织和战术的变化和来自农民的压力相结合是怎样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处境。在古罗马，平民的暴动和作战方法的变化是相联系的。在西欧，中世纪武装力量地位和权力的增长与自由民的衰落和被压迫农民的阶级的上升是相联系的。在古代中国的战国时期，出现了相反的情形，那是发生了从贵族小集团战争向相对大规模的武装农民军队的战争的转移，在发生这种转移时，贵族的土地数量明显地下降，而自由民拥有的小块土地明显地增加。
还有另外几个因素影响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似乎是人口统计学上的死亡率因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革命并没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相反，倒是灾难做到了这一点：瘟疫、大饥荒、灾难性的战争有时能使劳动力奇缺，因而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通常，人类的生育力总是使得农业劳动力供过于求，这使政治精英有可能把他们的收入限定在生活必需的限度内。
而灾难却时时改变这种情形。关于灾难能带来有益后果的最佳例子也许是14世纪中期袭击西欧的大鼠疫。史载，农业劳动力的供不应求造成了工资上涨，以致国会不得不出面立法来限制其上涨幅度，但不见成效。因为地主宁愿支付高工资也不愿让土地闲置。在法国，百年大战对于幸存下来的农民也有同样的好处。
地位戏剧性的提高的人都转到了与权力和特权有很大联系的职业——商业、军队、教会、政府。在这些领域，有一小撮人，也只有一小撮人能上升到高于他们的出身的地位。在这些领域绝大多数人的地位如果不是一点也没有变化的话，也不会有多大的提高，因为上层的位置都有占有者的魅力、技巧和智谋作保护。
新的经济机会的开放，尤其是贸易和商业在短期内会增加流向商人阶级的向上流动率，在一个长时期内增加流向执政阶级的流动率，因为商人 经常用财富去换取社会地位。同样，新的政治机会的开放，尤其是征服了新的疆域，会增加胜利国流入执政阶级和侍从阶级的流动率。另一方面却会增加被征服群体的乡下流动率。
导致生产力如此惊人提高的技术进步也影响着人类生存的几乎每一个其它方面。一些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结果表现在社会的经济制度上。首先，过去两个世纪的技术革命摧毁了自给自足的经济，除了边远和落后的地区以外，即使是农场农民都不再为自己提供大多数的生活必需品。对于这些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交换关系正在迅速成为必须，这意味着，除了其它一些因素外，货币在工业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在农业社会中大得多。在后者中，货币没有进入农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而在较先进的工业社会中，货币则成为即使最穷公民的日常生活中都必不可少的要素。
约翰逊总统，他的妻子和女儿在1964年共有近900万美元的财产。而这些财富几乎完全是在约翰逊先生担任公职时，主要是自从他在1948年进入参议院和开始升到国家权力位置上以来积聚起来的。简言之，在美国，对政治精英的个人财富扩张来说，并不缺乏完全合法的机会。
政府实体日趋频繁地决定着经济资源所要投入的用场，从而最终决定着它们的价值。
在一些行业和一些国家中，家族所有和管理的公司仍很兴旺，但它们继续由家族控制的前景是暗淡的。他所引证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家族公司在对付后继问题上的无能为力。有能力和有精力的父亲并不总有能力和精力的儿子。即使他们有这样的儿子，多个后继者在公司政策上的意见矛盾也常是一个严重的不利因素。格里兰克认为，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连续产生出三代有能力与现代管理控制的对手成功地进行竞争的业主。他认为，在欧洲大陆上，家族公司当前只所以还能如此强大的主要理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20年代早期的通货膨胀破坏了当时所存在的许多公司。结果，大多数家族公司仍是如此之年轻，以致于他们还是由创建者或者他们的儿子管理着。“真正考验代际稳定性（即第三代的出现）的时期只是现在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