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页 宋代及元代初期的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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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和西亚不同,中华帝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三教合一是中国历史上对于佛教道教和儒教这三大宗教之间关系最主流的看法。但实际上,道教在最初2世纪末内战中由农民起义所发明的意识形态(张角起义)。
三世纪诞生在巴比伦的摩尼教(巴比伦兴起的世界宗教,吸取基督教——犹太教和部分祆教教义综合体,二元制宗教,教义主要为二宗三际)在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摩尼教很快就成了起义者手中的工具。由于信仰光明和黑暗两大势力的斗争,摩尼教徒往往将现实的政治秩序视为黑暗力量,而光明之王重生也给了摩尼教徒前赴后继的动力。蒙元征服中原之前,摩尼教是中国历代王朝禁止的对象,被称为魔教,后来改为明教以改善自身形象,但效果不显著,直到几十年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明教是世界摩尼教运动的一部分,必须接受来自波斯宗教会的命令,在后者的指导下发动宗教革命以迎接光明之王的到来。1120年在教主方腊的领导下明教徒在浙江地区发动过一次影响较大的暴动,被称为方腊起义。郭靖的祖先郭盛参加了镇压起义的军队并战死,而《九阴真经》作者黄裳也参加了镇压活动,并单枪匹马重创明教领导层。方腊本人也在同黄裳的较量中身负重伤,被少林派弟子鲁智深擒获。这一史实显示出,12世纪初期的明教只是中国南方的小教派,同后期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已经经历了彻底的新生。
整个南宋时期(1127-1279)明教徒在东南发动过若干暴动,均因未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同情而失败。原因很明显,当时的汉族内部矛盾已经被女真汉族的民族矛盾所取代,所以在此时间暴动是不合时宜的。
后来蒙元的到来给了奄奄一息的明教以喘息机会。元初解除了对明教的禁令,明教得以恢复生机,元朝的统治者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教派在半个多世纪后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
仇视异族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大批投身其中,因此教徒数量呈几何数增长。而随着忽必烈对日本越南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赋税劳役令南方汉族负担加重,局势岌岌可危。
1287年,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声势最为浩大的反抗运动。与此同时,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等明教骨干也纷纷发动暴动,相互呼应。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元朝军队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失败。就在起义进行中,钟明亮在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一大悬案。据传闻,钟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神功乾坤大挪移的时候因犯法错误致死。但有学者怀疑,钟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因为在其死后,以王鸣为首的曾在波斯总教学习的28个特遣使者取代了他的地位。
钟死后,在1291年明教义军被腾出手的元朝军队团团围剿,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国武术再次展现了他的神奇威力。在钟弟子石元担任新教主后,明教三万精锐浴血奋战,实现突围,开始了战略战役。这次转移历时一年多,行程两万六千里,渡过了几十条大江,翻过了很多雪山,经过了荒凉的草原和沼泽(跟后期一次行动神似)。最终到达西藏新疆交接的昆仑山地区时,人数只剩下三千多人。他们将圣火点燃在布格达坂峰,称其为光明顶。而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炼的一批骨干,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核心人物,他们就是阳顶天,殷天正。
但这次转危为安也出现了一个隐藏的插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圣物圣火令遗失了。
圣火令是六块合金制成的金属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术的铭文,起源非常模糊,据说来自祆教传统。他们在明教的地位类似于基督教的都灵裹尸布。对于教主的合法地位而言,圣火令可以说是类似皇帝传国玉玺或日本皇室的三神器(天丛云剑、八尺琼勾玉、八咫镜),也就是说圣火令代表了继承的正统。
这一插曲导致了严重后果,那都是后面的事情了。但很快,转移到昆仑山的明教即将遇到更加强悍的敌人,给他们带来致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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