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公车上书”考证补

1.从李鸿章到日本马关以来，京官、外官、翰林、举人等不同身份的人上疏反对议和共154次/2464人次，声势浩大，而且以各级官员为主力，二品以上及宗室十余人，半数督抚上疏反对。唯一提出“兵非久练，不足深恃”的，是前线战败的宋庆（时任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可见反议和，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正确”，康有为渲染的求和气氛浓烈自然是子虚乌有。
2.康有为称都察院不收上书，使得上书未能上达天听。但是整个反议和行动中，都察院大批官员参与，也有很多转呈的代奏（包括公车上书同日），很难想象他们会专门拒收康有为的上书。
3.公车上书前后举人分省联名上书者颇多，皆可查考。而依照省份不同，分省上书与公车上书的紧密程度也有不同。
【这里的结论是值得质疑的，既然两份名单重叠的人数多不能证明康梁与举人关系密切，那么人数少就一定证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不紧密吗？可不可以认为是康梁人微言轻而无法鼓动太多人所致呢？】
4.主战官员与公车上书之间，是互相配合的。但是签约与否的大势，由三国干涉、前敌判断和天气（签约前夕天津、河北一带海啸洪水，集结的清军伤亡惨重）决定，上奏也逐渐变得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