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近代”是什么? 8.3分
读书笔记 第226页
方寸

作为“国家之基轴”的近代天皇制

日本近代的历史演变,是史无前例地由明确的意图和计划来推进并完成的。在近代以前的日本,恐怕很难找出可与之媲美的、如此明显的推动历史形成的目的性意识。日本作为后进国家,以当时是世界中心的欧洲先进国家,特别是英国为模式范本,开始着手创造本国的近代历史。

为了使日本实现近代化、形成并维持欧洲的功能体系,需要一种能够统合各种功能的事物。明治国家形成时的政治指导者们发现,在欧洲承担这种功能的就是宗教——基督教。伊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5月枢密院开始审议宪法案之际,曾指出制定宪法的大前提是确定“我国的基轴”,点明“欧洲有宗教可成其基轴,深入浸润人心,使人心归一”的事实。那么基督教在欧洲所发挥的“国家基轴”的功能,在日本将由什么来承担呢?

日本的宪法起草责任者伊藤博文未能从包括佛教在内现有的日本宗教中找到能发挥基督教在欧洲之功能的宗教。他认为日本的宗教之力很微弱,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成为“国家的基轴”。于是他断言:“在我国唯独皇室可成为基轴。”由此,“神”的缺席成就了天皇的神格化。正如福田恒存在其著作《近代的宿命》中所指出的那样,欧洲的近代是以宗教改革为媒介,从欧洲的中世纪继承了“神”,而日本近代正如维新前后的“废佛毁释”政策和运动所象征的那样,并没有把“神”继承下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日本想要缔造欧洲式的近代国家,就不得不另寻欧洲近代国家以之为前提的东西,那就是被神格化的天皇。天皇制被视为欧洲基督教在日本的“功能等价物”。在这种意义上,日本的近代国家是对欧洲近代国家忠实地、甚至是过于忠实地临摹的产物。

《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天皇,是作为国家元首统合统治权的国家主权的主体。在统治权的行使方面,宪法规定“依宪法之条规而行”(第4条)。也就是说,天皇在宪法的定义上是“立宪君主”。但是,宪法并没能明确地实现伊藤博文等人所预设的天皇的超立宪君主性格。第3条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是以天皇的非行动性为前提的。它意味着在法律解释上天皇是神圣的,故而不行动、故而不负有政治及法律上的责任,但并不具有在此之上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说,第1条所规定的作为统治主体的天皇与第3条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法律的逻辑上是不能同时成立的。

对一般国民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不是作为立宪君主的天皇,而是作为道德立法者的天皇。作为立宪君主的天皇和作为道德立法者的天皇之间存在的立场上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与这一矛盾密不可分的“政体”“国体”相克,一直是日本近代不安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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