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近代”是什么? 8.3分
读书笔记 第二章 为什么日本会形成资本主义
方寸

明治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资本主义路线

为了建立国民国家而开始的日本近代化,把建立自立的资本主义作为了一种必要手段。国民国家的建立与自立的资本主义的建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由大久保利通率先倡导的明治国家自立的资本主义,具有消极的外债政策、保护主义的产业政策,以及对外的妥协政策等主要特征。

不依赖外国资本(尤其是外债)的自立的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维新后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处理各种对外危机,极力避免战争。立于国家顶点的明治天皇确信,以自立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明治日本,其经济上的民族主义与和平是分不开的。明治天皇之所以形成这种信念,是深受美国第18 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即格兰特将军,1822~1885)的影响。格兰特曾于1879 年(明治十二年)来过日本,并直接向天皇提出过忠告:“一国所应避免者莫过于外债……试观埃及、西班牙或土耳其……他们将本应为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东西悉数抵押出去,时至今日,可称其为本国所有之物已荡然无存……听闻日本(外债)不甚多,很为之高兴。……将来日本也绝不可再兴外债。”

将日本一国的资本主义在财政上落到实处的,是大久保利通的继承人松方正义的财政政策。松方正义是通过明治十四年(1881 年)的政变作为经济领导者而登场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之前,负责财政的一直是大隈重信。此前,为了筹措西南战争的军费,曾增加了不兑换纸币的发行量,伴随“殖产兴业”政策而产生的财政支出,又导致了本位货币不足。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大隈提议发行巨额外债。然而,在把大隈逐出政府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之后,取代大隈重信管理财政的松方正义简直就像复制了格兰特对明治天皇的劝告一般,他举出了埃及、土耳其、印度等国的先例,强调了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依赖外债的危险性。

作为代替发行外债的选项,松方制定了以下两条措施。第一,强行进行所谓的超均衡财政,即一方面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在抑制财政支出的同时,另一方面增加税收,尽可能多地创造剩余财政收入,然后把创造出来的剩余财政收入用来偿还不兑换纸币以及转入本位货币储备金。松方财政与后来的井上(准之助)财政,以及太平洋战争后作为占领政策的一环被强制执行的紧缩政策——道奇路线,同为日本财政史上非常例外的紧缩财政政策。

松方正义所采取的第二条措施,是积极的本位货币供给政策。通过运用名目上为政府“储备金”的财政资金,实行一种贸易管理以及汇兑管理政策,试图以此增加本位货币储备。政府把“储备金”中的资金以纸币形式贷给出口从业者,出口从业者在国外收取销售货款时,需要通过政府的对外金融机构——横滨正金银行收取外币。通过这种手法,政府把纸币转换成为外币,推动了本位货币的积累。政府同时积极推进官营贸易,同样尝试从这一渠道吸收本位货币。这样,在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卿(明治十四年十月)之前,本已锐减至869 万日元的本位货币保有额,在大约三年后的1885年(明治十八年),增加到了3832 万日元,是原来的四倍多。

在这两项财政政策的基础上,松方正义在1882 年(明治十五年)设立日本银行,推动了信用体系的整备,推进了财政和金融的分离。

然而,体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以甲午战争前的非外债政策为基本前提的自立的资本主义,随着甲午战争后日本放弃非外债政策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资本主义对外资的依赖度从外债开始有了明显的持续性增长,国际资本主义由此登场。促使这一类型资本主义出现进一步实质性发展的,是日俄战争。

1904 年(明治三十七年)2 月10 日,日俄战争甫一开战,日本就在2 月17 日的内阁会议上制定了发行外债的方针,即为了筹备军费发行限额为2000 万英镑的外债。当时日本银行的副总裁高桥是清随即被派往纽约和伦敦,交涉外债募集和合约签订事宜。翌年2 月,为了能够顺利完成这一任务,高桥被任命为新设的帝国政府特派财政委员。在之后的三年间,高桥是清在海外活动中六次发行外债,总额达1 亿3000万英镑(13 亿日元)。经过这些外债的累积,日本的外债依赖度在质和量上,较日俄战争之前都实现了飞跃性的增长。

高桥是清是在大久保利通所主导的自立的资本主义腹中孕育出来的经济专家,这一体系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已经深刻固定在他的内心深处。因此,在资本的国际性自由流动中,与其说他是积极的自由贸易论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消极的保护贸易论者,对于外债,他原本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为了应对甲午、日俄战争所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高桥是清主导了自立的资本主义的转变,违反了自己原来的信条,率先把日本对外债的依赖度提高到空前水平。高桥是清可说是不期然地成了从自立的资本主义向国际资本主义类型发展的过渡时期的经济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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